摘要：日渐丰富的出土文献与考古实物中，蕴含着在先秦时期“中华”观念形成的历史信息。“中”的起源与先秦时期的“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等地理概念息息相关。西周春秋时期“华夏”族群的融合与发展，为战国晚期“中华”观念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产生之时，“中华”观念的基本内涵即包括以“华夏”文化为共同文化标准，以“禹迹”“九州”为共同活动地域，以黄帝子孙为共同世系认同。

社会变革对于华夏民族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从原始族邦联盟向夏商王朝复合制国家的转变，华夏民族开始萌芽；周人翦商，“夏”开始作为以周人贵族为核心的部族联盟的代称。【1】西周封建，使得东、西方部族打破血缘关系，在各地混居融合，“诸夏”“诸华”成为春秋以降华夏形成的基本人群【2】；春秋时期的争霸兼并，地方邦国群体内部、邦国之间的交流融合，是华夏民族形成的“地域化”的直接表现【3】；战国时期列国的人群凝聚，形成兼具政治认同和族群认同的诸如秦人、楚人、齐人、赵人等“国人”意识【4】；秦代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复数之“诸夏”最终成为“单数的统一之华夏”。【5】

上述研究展示出从政治体视角考察“华夏”性质与形成的重要价值【6】，以“文化”和“地域”为标准将“天下”识别为“诸夏”与“夷狄”两个层级【7】，而接受了周人礼乐文化的“诸夏”“诸华”居民，居住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这一基本认识【8】，也激发了人们对“中华”观念、名号溯源的兴趣。只是囿于所见资料，传世文献中“中华”一词作为天文星象用语，始见于《晋书·天文志》【9】，观念首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10】。是以前辈学者多据此，以为“中国”与“华夏”两词融合，“华夏”之称演化为“中华”的时间不早于魏晋时期。【11】值得重视的是，日渐丰富的出土文献与考古实物里也蕴含着在先秦时期“复数诸夏”走向“单数华夏”的时代进程中，“中华”观念逐步形成的历史信息。下文拟在前辈、时贤研究基础上，就先秦时期“中华”观念的形成问题再作简要讨论，以供师友同好批评。

一、作为地理概念的“中”

由考古实物资料和出土铭刻文献来看，“中”的起源与先秦时期的“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等地理概念息息相关。早在有文字资料以前，例如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都邑形态等，均已显示出“中”的核心地位。据考古发现，在聚落内部的中心位置，往往可见兼具祭祀与议事功能的遗迹。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在围沟以内居住区的中心，发现有面积达到四千余平方米的中央广场。以大房址为主体的五个建筑群，规律地分布在中央广场及其东、南、西、北四向。这些建筑群，各以一座大房址为中心，包括10-20余座不等的中小型房址。所有大、中、小型房址的朝向均以中央广场为中心。【12】这种分布情况，似乎说明整个聚落的布局是以中央广场为中心向四围展开的。陈雍曾根据所有房门均朝向中央广场，强调指出中央广场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13】相似的现象，也发现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聚落的中心部位，似乎也存在一个类似的中央广场。四座大型房址，其中包括已经发掘的F105（西北角）、F106（西南角）、F108（东南角）【14】，这些房址的门道朝向也是面对聚落中心的中央广场的。聚落以中央广场为中心，广场四围分布着门道朝向中央广场的大型房屋，共同构成“向心式的聚落布局”【15】。由此可见，处在居址中心位置的中央广场，在当时似已是大型聚落共有的特征。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都邑形态，也已呈现出基层聚落环绕中心都邑的布局规划。例如孙波曾注意到，两城镇、尧王城是鲁东南沿海聚落群的两大区域中心。以两城镇为例，在环境、地理、交通和区位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两城镇的社会形态存在内、外两层。内侧是两城镇等中心聚落，地处在盆地中心，靠近河流水源，土地肥沃且便于灌溉。外侧的环状聚落带分布着众多中小型聚落，地处边缘位置，土地相对贫瘠。虽然外侧的中小型聚落明显从属于中心聚落——两城镇，但是它们自身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聚落圈的中心。这样，整片区域也是以两城镇为中心组成的圈层结构，构成“多层同构”模式。由此，两城镇、尧王城这样的中心聚落，不仅是当时的区域地理中心，也是区域社会中心。【16】

这种聚落或都邑内部的布局围绕中心展开，基层聚落又环绕中心都邑的“多层同构”的布局形态为早期王朝所继承。例如二里头遗址的都邑中心区呈现“九宫格”式的宏大布局。“井”字形的都邑中心主干路网、墙垣，宫城遗址恰位于“井”字形的正中。【17】这表明二里头都城具备严格、清晰规划的目标，是宫殿区居于核心，显示出王权和权力中心的集中。笔者曾注意过，地处三星堆月亮湾小城中央高地上的青山关F1，面积达到一千余平方米，使用、废弃年代与八座器物坑基本同时，这也是目前所发现的三星堆遗址中面积最大的单体建筑基址。【18】杜金鹏曾推测，青山关F1应该是当时的古蜀人统治集团处理重要政务、举行重大典礼的大型礼仪建筑【19】；赵殿增也认为其是集体祭祀和集会议事的“殿堂”。【20】值得注意的是，青关山F1内呈东南—西北走向的中轴通道，方向与三星堆土台的中轴线和一、二号器物坑相同，均为北偏西约45°，朝向西北方的岷山。【21】可以看出，这些都邑内部的布局都是围绕中心展开的。

基层聚落环绕中心都邑的情况，笔者过去曾有简单讨论，如殷卜辞中所见，商人或称呼自己为“中商”【22】:

……勿于中商。（《合集》2307837)

巳卜，王，贞于中商乎御方。（《合集》20453)

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月。（《合集》20650)

或将四方与商连称：

南方，西方，北方，东方，商。（《屯南》241126)

也有关于商人自身国土的清晰方位概念：

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

王占曰：吉。

东土受年？

南土受年？吉

西土受年？吉

北土受年？吉（《合集》36975)

上举辞例说明，殷商时期已有后世政治地理区划上“四土”的概念和以商都为天下中心的观念。这种中心加四土的观念为灭商以后的周人所认同并继承下来。清华简《保训》中借周文王之口透过舜和上甲微的故事，阐明了求中、得中、保中与“践天子位”之间的关系，指出求中、得中、保中才能践天子位，勉励太子发“钦敬勿淫”，要像舜一样求中，像上甲微一样保中，能“祗备不懈”，坚守“中”的精神。这种对古之帝王之世的疏通考古，其目的正是在于验今——守“中”践位。由何尊（《铭图》2511819)、天亡簋铭（《铭图》05303）可知，周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的途中，即登临太室选择所谓“天下之中”雒邑的地址，或可看出二者之间的联系，求中、保中需要通过守“中”践位的形式表现出来。确定政治地理意义上的“地中”似是表达守“中”践位的方式之一。

《保训》的另一重要意义，是将“地中”由“历山”（舜所求）、“遐中于河”（上甲微）明确至河洛一带的有易之地。因而，居中而治也就不再仅限于是同一族群内部的权力象征，而逐渐反映着华夏民族居中以驭四夷，这一全新的政治结构与观念。【26】“河洛”即今天的洛阳、郑州地区，也即学者所说的“大嵩山”地区。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和偃师二里头三处城址，被部分考古学者认定为分属夏代早、中、晚期的都城遗址，均分布在这一地区。这似乎正是都城“求中”现象的鲜明体现。

当时条件下，“地中”“土中”的测定在技术层面也是可能的。“中”字的一种字义，天文考古学者认为可能就是圭表或圭尺。日月星辰周而复始东升西落，只有北极星恒定居于天中。河南巩义双槐树、青台遗址均发现有北斗祭祀遗迹。【27】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墓主人足端的三角形蚌塑图案与两根人胫骨，共同配置成“北斗图像”，是“仰韶先民对宇宙模式的初步认识”的证明。【28】“两根胫骨”组成的“周髀”，也成为测定“天”“地”的“槷表”。【29】

夏至时，北半球的影长为最短，而地中强调的正是这一影长标准。圭表、圭尺是测量夏至影长的工具。山西襄汾陶寺IIM22出土一件漆木杆（IIM22:43)，冯时、何驽等早已提出，此漆木杆可能即测量日影的工具——圭表或圭尺。【30】卜辞的“中”，萧良琼、冯时、何驽等亦认为是圭表或圭尺。【31】潘明娟近来联系《周礼·地官·大司徒》《周髀算经》等文献，认为以圭尺、圭表测影寻求地中，是先民长期以来的传统。【32】地图的出现也可为测影寻求地中提供佐证，如宜侯夨簋（《铭图》11819）就提到“王省珷（武）王、成王伐商图，诞省东或（国）图”。有东或（国）图，伐商图，想必亦可能有中或（国）图、南或（国）图。

“中国”一词，众已熟知其最早见于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何尊（《铭图》11819)，该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铭文载：

惟王初迁宅于成周，……曰：……惟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惟王五祀。

这也证明《尚书》《史记》等文献记载，洛邑（成周）是天下之中，是可靠的。《史记·周本纪》云：“使召公复营洛邑……周公复卜申视……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33】商末周初，周人在一段时间内仍以“中国”“中”来指代商人居地。《诗·大雅·荡》“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34】。《尚书·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35】。《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36】。此时周人自称其居地为“西土”。《牧誓》“逖矣，西土之人！……弗迓克奔，以役西土”【37】。《康诰》“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我西土岐周……”【38】。《酒诰》“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我西土棐徂邦君……不腆于酒。我文王在西土……”【39】。

至周公和成王克商践奄之后，于雒邑“宅兹中国”，“中国”始指周人居地，以成周雒邑为天下之中。《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郑桓公问史伯，史伯的回答是成周“南有荆蛮……北有卫、燕……西有虞、虢……东有齐、鲁”【40】，就是以成周为中心向南、北、西、东四方展开的。“东国”“南国”虽与周人心目中的“我土”存在政治地理概念上的差别【41】；但其还是作为地理概念出现的。“中国”的含义虽较前有所丰富【42】，但春秋战国时期仍多作政治地理概念理解，即其由“天下之中”演变为指代中原一带的诸侯国。【43】《孟子·万章上》:“（舜）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44】此“中国”似依然指国都。中原地区的诸侯国如郑、韩、魏、赵等，在春秋战国时常被视为“中国”。将“中国”与“蛮夷”“四夷”对举，在《左传》等文献中也是常见的。这表明中原华夏部族的居住地是“中国”，而“四夷”则是“中国”周边的蛮夷戎狄。

当然，“中国”与“蛮夷”“四夷”的划分，仍然是地域观念。春秋战国时，楚和吴、越，甚至齐和秦，常常被不加区别地一概视作蛮夷。如秦穆公在晋使叔虎、齐使东郭蹇使秦请见时，辞曰：“秦国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犹惧为诸侯笑。”【45】秦孝公时“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46】。公孙衍谓义渠君之言有“中国无事于秦”【47】，范睢对秦昭王之言也有“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48】。这里的“中国”均指东方六国，是地理概念而非族群意涵。由于秦人“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49】，其地僻处西垂，厕身戎狄之间，所以中原地域的“中国”对其“夷狄遇之”。僻处东方的齐国也曾遭受这种歧视。《孟子·梁惠王上》记孟子言于齐宣王“莅中国而抚四夷也”【50】，说明孟子认为“中国”不包括齐国。《管子·小匡》中齐桓公自述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荆夷之国……，而中国卑我”【51】，故而这里的“中国”指的还是中原地区的诸侯国。然而在面对戎狄时，秦人的自我认知也是“诸夏”，与楚人自称“蛮夷”似有本质区别。【52】《秦本纪》记述世父立誓“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世父的誓言中戎与自身截然有别。秦孝公也因为“夷翟遇之”而表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秦人的自我认知是“诸夏”，如秦穆公与戎使由余的对话：“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53】显然秦穆公也是以秦国为“中国”的。

二、作为文化概念的“华”

目前所见，“华”在西周金文中有两类用法：一是作地名或人名用，如“王在华”“师华父”等；二是形容荣耀、美丽、光鲜，如《诗经·小雅·皇皇者华》“皇皇者华”【54】，即指色彩美丽鲜明之花。【55】春秋时期已常见“华”与“夏”系联，“华”即是“夏”，“夏”亦是“华”。《国语·晋语七》魏绛论伐戎族事，有云“劳师于戎，而失诸华”，韦昭注曰：“诸华，华夏。”【56】《左传》定公十年夹谷之会，孔子有言“裔（夷）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云：“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57】《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蔡国大夫公孙归生论“楚材晋用”事，提到成公六年（前585年）晋、楚两国“绕角之役”使得“楚失华夏”。【58】这里的“华夏”指的也是中原诸侯国。

沈长云先生早有卓论，“华夏”这个称呼源自周人自称。【59】《尚书·君奭》记载，周文王曾“尚克修和我有夏”【60】。这里的“夏”并不同于夏代的“夏”、夏后氏的“夏”。因为《尚书·立政》中，周公曾明确谈到“古之人迪惟有夏”【61】，说明当时周人已经知晓“有夏”为“古之人”。周人自称“有夏”，这个“有夏”就不会是建立夏代的那个“有夏”。周人自称为“夏”并没有更多的深意，“夏”的意思就是“大、雅”。如《方言》记载：“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62】由此，周人是借用“夏”表示“大、雅”的本义来指代自身，而且也并不是仅仅指代姬姓周人，而是以姬姓周人为核心的克商联盟。

随着周人翦商以及其后对东方地域的经略，姬姓周人随即将“夏”这一名号颁授给其分封的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也乐于接受，“诸夏”“诸华”遂成为他们的代称和美称。在周人史诗中，如周王祭祀上帝和始祖后稷的《周颂·思文》中，有“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63】，是说上帝命令对所有诸夏之民，都不要区分彼此。周天子在巡行东方诸国时，即《周颂·时迈》“我求懿德，肆于时夏”【64】，表示天子想要求得懿美之德，以布陈于诸夏。周人史诗中的这些“夏”，指的大都是周人分封的诸侯国。

周人大分封，打破了神州大地过去血缘氏族林立的局面，以“华夏”为主导，在中原及其临近地区形成各族群混居融合的新局面。西周时期，除了周人、夏人和商人之外，非华夏族群如赢姓、姒姓、风姓和偃姓，还有传说中的高阳氏和祝融氏的后人等。他们在当时并非居住在“华夏”之外，而是长久以来与“诸夏”“诸华”错处杂居，因而也逐渐成为华夏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情形，正如宋人欧阳修所言：“昔者戎狄蛮夷杂居九州之间，所谓徐戎、白狄、荆蛮、淮夷之类是也。”【65】

上文提到《国语·郑语》郑桓公问史伯，史伯之言描述出，在成周四方的任何一方，均是蛮、夷、戎、狄杂厕华夏族群之间的情态。无独有偶，《左传》昭公九年记“王使詹桓伯辞于晋”事，也提到周人从夏代到其先祖后稷时，“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武王克商后“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66】非华夏族群如蒲姑、商奄，巴、濮、楚、邓、肃慎、亳等均一直在周人的疆域政治视野之中。由此可见，“四土”地域内的“诸夏”“诸华”与蛮、夷、戎、狄各族群，都是华夏族群的重要来源。春秋战国之际，秦国兼并了西方的戎族，齐、鲁同化了东方的夷人，楚国统一了南方的苗蛮与“汉阳诸姬”，北方的狄人也大都被晋国兼灭。因此，沈长云先生指出，西周、春秋时期的一大历史使命，就是将中原地区的“诸夏”“诸华”与蛮、夷、戎、狄完全融合在华夏族群之中。【67】诸夏或视之为蛮夷的秦、楚二国，也都完成了各自的华夏化。

春秋时期是将天下的邦国分为“华夏”与戎狄蛮夷两个类别，两个类别的区分在于文化水平的高低。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68】从孔子的话可以看出，“华夷之辨”的焦点还在于文化认同的问题。又《吕氏春秋·慎势》:“凡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所以极治任也。”【69】这里对文化认同提出了“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等三条具体标准，即共同文化、共同地域、共同语言。《荀子·正论》云：“彼王者之制也，视形埶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岂必齐哉！”杨倞注曰：“即《礼记》所谓‘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也。”【70】华夏、蛮夷之间的区别主要在制度、礼俗、器服等方面，这仍可以理解为文化层面的差异。是故唐人韩愈云：“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71】文化虽然是夷夏之界限但却完全可以逾越，这也是历代学者的普遍认识。【72】到孔子的学生子夏时已谈论起“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道理。【73】这就意味着黄河中下游及淮、汉流域广大地区的居民，此时在语言文字、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礼仪文化等方面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华夏族群文化。蛮、夷、戎、狄，也由原本用来指称这个地区“诸夏”“诸华”以外族群的称呼，转唳为周边族群的称呼。而“中国”，也从所谓“天下之中”一跃而成为华夏族群所居住地域的共同名号。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由于周王室的“有夏”与其分封的诸侯国即“诸夏”，通过缔结宗法与姻亲关系，成为当时中国的统治集团。因此，随着时间推移，正统即与“夏”建立必然联系。“夏”即是“雅”，“雅”就是“夏”，“雅言”就是“夏言”。《大雅》《小雅》也即是正声。《墨子·天志下》引《大雅·皇矣》,“大雅”就被称作“大夏”。【74】当时演奏的礼仪乐舞也多被称作“夏”。《左传》襄公四年的“三夏”，是《周颂》中的诗名，用途是“天子所以享元侯也”【75】。《周颂·时迈》的“九夏”，郑玄等也认为是“颂之族类也”【76】，即赞颂本族的诗篇。“雅言”“夏言”即“正言”。《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77】各诸侯国在举行礼仪活动等场合使用的标准语言，就是“雅言”。【78】从这个层面讲，“夏”具有政治体联盟与共同文化的双重内涵。也正因如此，当这些“诸夏”共同体，以分封制为基础与土著族群逐渐融合后，这个全新的族群共同体，得名为“夏”，得名为“华”，以至“华夏”，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三、春秋战国时期“中华”观念的内涵

西周春秋时期“华夏”族群的融合与发展，为战国晚期“中华”观念的出现奠定坚实基础。北京大学藏秦简《日书杂抄》似为此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新证：

大（太）睪（皞），庚午、辛未、壬申、癸酉·闻忧终吉，闻喜不长，闻兵不至。寇地东。（简39)

赤适（帝），壬午、癸未、甲申、乙酉·闻忧终吉，闻喜不长，闻兵不至。寇地南。（简42)

黄适（帝），壬辰、癸巳、甲午、乙未·闻忧忧，闻喜喜，闻兵必郸（战），必央（殃）。下中华。（简45)

[□□，丙午、丁未、戊申]、己酉·闻忧终吉，闻喜不喜，闻兵行不至。寇地西。（简48)

[颛]区（顼），戊午、己未、庚申、辛酉·闻忧终吉，闻喜不长，闻兵不至。寇地北。（简51)

简文以东方太皞、南方赤帝、中央黄帝、西方少皞、北方颛顼五帝依次分领六十甲子，占测闻忧、闻喜、闻兵的结果。篇中四方帝每一帝所领的十二甲子各以六、四、二个为一组，三组占辞内容各异，而分别与其他三帝所领日中对应组别的占辞相同，差异仅在“寇地”的方位各随其帝。五方帝分领六十甲子的现象在秦汉数术文献中较为常见，而“下中华”，与四方帝占辞“寇地某方”相对应，指攻克中央华夏之地，【79】似乎可以确定，这里的“中华”已具有地域与文化的双重指征。

简文中的五帝，既与“五人帝”系统不同，也不是纯以颜色命名的五帝，其最早见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礼记·月令》所载与之几乎全同。【80】《吕氏春秋》的撰作年代在秦统一之前不久，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的抄写年代，虽有《禹九策》《祠祝之道》等篇抄写在统一前，但《日书杂抄》由用字习惯和书写风格来看当抄写在统一之后。【81】由此即说明在秦统一前后，“中华”观念已然产生。

自产生之时，“中华”观念的基本内涵似即包括以“华夏”文化为共同文化标准，以“禹迹”“九州”为共同活动地域，以黄帝子孙为共同世系认同。前者上文已经述及，这里再探讨后二者。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维禹之功，九州攸同。”【82】因古史传说是大禹划定九州，因而作为地理概念的“禹迹”又常被视作“九州”的同义语。“九州”观念的具体产生时间与过程，已然于史无征。上博楚简《容成氏》中有大禹治水决九州之水的记述【83】,《左传》襄公四年魏绛曾引《虞人之箴》云“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84】，可见时人认为“九州”与“禹迹”确实存在联系。《尚书·禹贡》，一般认为其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禹贡》更是将禹和“九州”系联在一起的典范，其云：“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85】

考古学者如邵望平等认为，“九州”的划分当有其更早的根源【86】，大约可追溯至龙山文化时期，此后历经夏、商、西周三代，乃是一种人文地理区系。【87】其大致是以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为表征的政治地理格局。【88】清华简《四告·一》简11所见“氐尹九州，（夏）用配天”【89】，已出现“九州”一语。《四告·一》的内容是周初向皋陶祝祷之辞，准此，则“九州”的地理概念或可追溯至周初。清华简《厚父》也提到皋陶曾辅佐夏启治理邦国，如果夏时期的皋陶与“九州”存在联系，那么周初已有禹定九州的说法，也就可以理解了。学者也常引用保利博物馆所藏西周共王时期的公盨铭文，其中有“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乃奏方、（设）征，降民监德”的记述。“敷土”也见于《禹贡》所云“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诸家多从马融所释读“敷”为“分”，“敷土”即所谓别九州。【90】

春秋早期的金文中亦出现禹迹，并将其与“受国”联系起来，表现出中华地域一体概念的雏形。学者们经常注意的秦公簋铭文（《铭图》05370)，其云：“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十又二公。”1978年陕西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公钟（《铭图》15565-15569)、秦公镈（《铭图》15824-15826)，铭文格式与之相似，其云：“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或（国）。’”“鼏宅禹迹”与“赏宅受或（国）”密切相关。秦公铭文记载的主题，均是秦人从周天子受封定居于“禹迹”而立国的事迹。“禹迹”是一个大范围的概念，封国是从属于“禹迹”的。【91】学者也经常提到，春秋中晚期的金文中，已有“禹”与“九州”连称的情况。如著名的叔夷钟铭文（《铭图》15555-15556):“赫赫成唐（汤），有敢在帝所，溥受天命，……，咸有九州，处禹之土。”器主作为成汤后裔，铸铭尊崇夏人祖先禹。商王成汤立国的根基，在其后裔看来，恰是立国于“九州禹土”之上。这里的“九州禹土”应是作为大略的概念出现的，似表示出与“天下”相同的意义。

不同于以往大略的概念，“九州”的记述在战国以后的文献中开始与具体的州名区划联系在一起。《尚书·禹贡》《周礼·夏官·职方氏》《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等多种传世文献之外，还有前述上博简《容成氏》。具体州名虽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容成氏》的“九州”说明战国时期在前代“九州”观念广泛流传的基础上，将其与具体的政治地理区划联系起来，建构出一种整合式的中华一统的局面。【92】

以黄帝子孙为共同世系认同，也在此时得以奠定。笔者曾简要讨论过“世系”类文献的追溯与生成体系，简言之就是氏→姓→帝。【93】春秋战国时期的族群交流，使得不同族姓的“帝系”不断融合、衍生，最终形成以“黄帝”为中心的大一统的世系，如《大戴礼记·帝系》《史记·五帝本纪》等。

当然，春秋时期也存在不同的“帝系”叙述，如《国语·周语下》卫彪傒所言，并未将夏、商、西周三代的任一世系往上追溯到某一古“帝”。然而，到战国时期，如陈侯因敦铭（《铭图》06080)，已然称其高祖为“黄啻（帝）”。陈侯因即齐威王，陈氏为妫姓，是舜帝后代。【94】因此，战国铭文中已明确可见由“氏”（陈）而“姓”（妫）以至于“帝”（舜帝-黄帝）的实例。《国语·晋语四》中司空季子论“黄帝之子二十五人”，更是将包含姬姓周人始祖在内的12姓均已上溯至黄帝。【95】周人先祖依此说，与黄帝建立血缘关系，这本身即是中华观念以黄帝子孙为共同世系认同情形的上佳体现。

先秦秦汉以降的中华民族，是在以中原为主要活动地域的“诸夏”“诸华”的基础上，融合其他非华夏族群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为塑造“中华”观念进行的政治与文化实践，基本为后世所继承。西周春秋时期“华夏”族群的融合与发展，为战国晚期“中华”观念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自产生之时，“中华”观念的基本内涵似即包括以“华夏”文化为共同文化标准，以“禹迹”“九州”为共同活动地域，以黄帝子孙为共同世系认同。“中华民族”的称谓，在今天更加深入人心。出土文献与考古出土实物，让我们得以深入理解中华大地上各族群繁衍演化、文明滋长繁荣、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过程，也将伴随对“华夏”→“中华”族群悠久文化自信的重拾与重塑。

注释

1王树民：《中华名号溯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5年第1期；姚育松：《中华：中华观念的起源和演变》，见郑文惠主编：《东亚观念史集刊》第1期，（台北）政大出版社，2011年版，第329-355页；王震中：《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红旗文摘》2016年第1期；费孝通等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3-216页；晁福林：《从“华夏”到“中华”——试论“中华民族”观念的渊源》,《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4期；渡边英幸：《古代中华观念的形成》，吴昊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

2西安半坡博物馆、临潼县文化馆：《临潼姜寨遗址第四至十一次发掘纪要》,《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3陈雍：《姜寨聚落再检讨》,《华夏考古》1996年第4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庙底沟类型两座大型房址的发掘》,《考古》2015年第5期。

5马萧林：《仰韶文化中期的聚落与社会——灵宝西坡遗址微观分析》,《中原文物》2020年第6期。

6孙波：《聚落考古与龙山文化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省洛阳市二里头遗址》，见国家文物局主编：《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2018～2020》，文物出版社，2021年版，第10-15页；赵海涛：《营国城郭井井有序——二里头都邑布局考古的重大进展与意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8杨博：《以考古丰富古史：三星堆遗址的启示与谜思》,《中国文化研究》2022年第2期。

9杜金鹏：《三星堆遗址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初探》,《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

10赵殿增：《浅谈三星堆遗址青关山F1的结构与功能——兼与杜金鹏先生商榷》,《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

11赵殿增：《三星堆祭祀形态探讨》,《四川文物》2018年第2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的发掘》,《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

12杨博：《“六王五伯”与“九州十二国”——出土文献所见战国时人的史、地认知》，见牛鹏涛、苏辉编：《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论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9-256页。

13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本文简称《合集》。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3年版，本文简称《屯南》。

15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本文简称《铭图》。

16冯时：《〈保训〉故事与地中之变迁》,《考古学报》2015年第2期。

17齐岸青：《河洛古国：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大象出版社，2021年版，第199-230页。

18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

19刘庆柱：《历史上的“天人合一”政治意义》,《当代贵州》2016年第31期。

20冯时：《陶寺圭表及相关问题研究》，见刘庆柱主编：《考古学集刊》第19集，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58页；何驽：《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IIM22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试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

21萧良琼：《卜辞中的“立中”与商代的圭表测景》，见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科技史文集（十）天文学史专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27-44页；何驽：《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IIM22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试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冯时：《陶寺圭表及相关问题研究》，见刘庆柱主编：《考古学集刊》第19集，第27-58页。

22潘明娟：《地中、土中、天下之中概念的演变与认同：基于西周洛邑都城选址实践的考察》,《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1期。

23《史记》卷4《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3页。

24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18-1《大雅·荡》，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92-1193页。

25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卷15《召诰》，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51页。

26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卷14《梓材》，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43页。

27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卷11《牧誓》，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88-389页。

28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卷14《康诰》，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31页。

29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卷14《酒诰》，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36-438页。

30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卷16《郑语》，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60-462页。

31朱凤瀚：《论西周时期的“南国”》,《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

32赵永春：《从多民族视角考察古代“中国”观》,《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0月11日第5版。

33王晖：《从何尊铭看“中国”观念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30日第4版。

34赵岐注，孙奭疏，李锐校：《孟子注疏》卷9下《万章章句上》，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954页。

35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24《不苟论·赞能》，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42-643页。

36《史记》卷5《秦本纪》，第202页。

37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卷4《秦策二·义渠君之魏章》，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6页。

38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卷5《秦策三·范睢至秦章》，第172页。

39《史记》卷5《秦本纪》，第194页。

40赵岐注，孙奭疏，李锐校：《孟子注疏》卷1下《梁惠王章句上》，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809页。

41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8《小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6页。

42据《史记·楚世家》，熊渠曾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楚武王三十五年伐随时，又自称“我蛮夷也”。参见《史记》卷40《楚世家》，第1692、1695页。

43《史记》卷5《秦本纪》，第178、192页。

44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9《小雅·皇皇者华》，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68页。

45晁福林：《从“华夏”到“中华”——试论“中华民族”观念的渊源》,《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4期。

46徐元诰撰，王书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卷13《晋语七》，第411页。

47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56，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664页。

48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37，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664页。

49沈长云：《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50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16《君奭》，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77页。

51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17《立政》，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90页。

52钱绎撰集，李发舜、黄建中点校：《方言笺疏》，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3页。

53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19《周颂·思文》，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271页。

54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19《周颂·时迈》，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269页。

55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17《居士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92页。

56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45，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466页。

57沈长云：《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58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14《宪问》，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457页。

59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17《审分览·慎势》，第460页。

60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12《正论》，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29页。

61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1《原道》，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页。

62顾颉刚、王树民：《“夏”和“中国”——祖国古代的称号》，见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晁福林：《从“华夏”到“中华”——试论“中华民族”观念的渊源》,《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4期。

63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12《颜渊》，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436页。

64孙诒让著，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卷7《天志下》，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18页。

65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29，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192-4193页。

66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19《周颂·时迈》，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269-1270页。

67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7《述而》，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392页。

68马卫东：《大一统源于西周封建说》,《文史哲》2013年第4期。

69上文简文见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秦简牍》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第283页，释文见第284页。

70田天：《海昏竹书“祠祝”简初论》，见朱凤瀚主编，柯中华副主编：《海昏简牍初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55-267页。

71田炜：《论秦始皇“书同文字”政策的内涵及影响——兼论判断出土秦文献文本年代的重要标尺》，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89本第3分册，2018年；翁明鹏：《说睡虎地秦简〈马禖〉等篇与北大藏秦简〈祠祝之道〉的抄写特点和年代问题》，见邬文玲、戴卫红主编：《简帛研究》(2019秋冬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57-175页；翁明鹏：《从〈禹九策〉的用字特征说到北大秦简牍诸篇的抄写年代》,《文史》2020年第1辑。

72《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301页。

73李零：《〈容成氏〉释文考释》，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293页；李零：《三代考古的历史断想——从最近发表的上博楚简〈容成氏〉、燹公盨和虞逑诸器想到的》,《中国学术》2003年第2期；陈伟：《竹书〈容成氏〉所见的九州》,《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74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29，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196-4197页。

75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卷6《禹贡》，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07页。

76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见邵望平：《邵望平史学、考古学文选》，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7页。

77刘起釪：《〈禹贡〉写成年代与九州来源诸问题探研》，见唐晓峰主编：《九州》（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页。

78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8页。

79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10)，中西书局，2020年版，第111页。

80朱凤瀚：《■公盨铭文初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81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15页。

82杨博：《“六王五伯”与“九州十二国”——出土文献所见战国时人的史、地认知》，见牛鹏涛、苏辉编：《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论集》，第239-256页。

83杨博：《新出文献与先秦“世系”类材料的流传》,《文史哲》2023年第4期。

84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58页。

85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卷10《晋语四》，第333-337页。

86 王震中：《从复合制国家结构看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87 沈长云：《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88 颜世安：《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夏”融合与地域族群》，《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

89 晁福林：《从“氏族之人”到“编户齐民”——试论先秦时期社会成员身份的变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90 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二版），（台北）三民书局，2011年版，第32页。

91 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5-45页。

92 陈恩林：《〈春秋〉和〈公羊传〉的关系》，《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李龙海：《春秋战国时期民族分布格局的变迁》，《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6期。

93 沈长云：《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马卫东：《大一统源于西周封建说》，《文史哲》2013年第4期；沈长云：《从战国长城的修建论及华夏族共同地域的形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94 “东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东太阳门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华东门也；第三星曰次将，其北，东太阴门也；第四星曰上将：所谓四辅也。”见《晋书》卷11《天文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92页。

95 “以诸葛亮之鉴识，岂不能自审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于其始矣。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见《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12页。

杨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