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7月4日电（记者 林艳）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前不久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就岸田政府外交战略变化调整、日本对华政策走向、美国对华政策对日本影响、未来中日关系主要影响因素、日本介入台湾问题动机、日台关系走向、日韩关系改善的可能性、QUAD对亚太地区安全架构发展演变的影响、安倍对岸田政府的影响、未来中日关系研判等问题一一作出了详细解答。
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东海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副会长，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委员。曾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日本国际论坛客座研究员、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客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日本问题、亚太地区安全、大国关系。
以下是具体问答内容：
日本对国际局势研判变化大 对华政策是“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典型
中评社记者：4月22日，日本外务省发布了2022年版《外交蓝皮书》。此前《产经新闻》曾发文称这是日本外交史上一份划时代文件，内容涉及有关国际秩序的基本认识重大变化。您认为，相比上一届政府，岸田政府在外交战略上的最大变化体现在哪？
杨伯江：从蓝皮书内容来看，日本现政府外交战略上的最大变化体现在对国际局势、国际秩序的认知，特别是在威胁部分的表述比较集中。概括而言，日本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威胁：第一，实力对比变化造成的威胁；第二，支撑秩序的规则面临挑战所带来的威胁；第三，支撑规则的价值观如自由、民主、人权等面临的威胁；第四，安全领域的威胁复杂化。除了俄乌冲突这类的传统安全威胁外，安全的范围在扩大：一是在向产业链、供应链扩大，二是向科技领域特别是高新科技领域扩大，三是向网络、太空、极地等场域的扩大。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日本蓝皮书中指出，“根据当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和日本或将迎来战後最大的一场危机，” 这是首次出现这样的表述，较以往的蓝皮书讲得都重。
中评社记者：岸田政府提出了“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口号，您也曾指出日本对外意识和思维的加速演变中，有三个意识比较突出：对外危机意识、国际博弈意识、战略主体意识。您如何看待在这种意识影响下的日本对华政策走向？
杨伯江：日本在冷战後经历了三场重大危机，包括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这次新冠疫情引发的国际公共卫生危机，每隔11年爆发一次。日本的危机感明显上升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後，当时麻生太郎组阁时特别强调“日本面临危机”。现在岸田提出“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口号，体现了面对危机日本国际战略该怎麽办的政策方针和思路，集中说明了对外危机意识、国际博弈意识和战略主体意识的增强。
其中，岸田政府看重的主要有三点：一是加强和拥有共同价值观合作夥伴之间的团结，引领国际社会对抗所谓“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日本之前也一直在强调“拥有共同价值观”，但目前对象已不仅是盟国美国或是像澳大利亚、英国这样的准盟国，而是进一步拓展到战略合作夥伴关系，如印度、欧洲、东南亚一些国家。二是鉴於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和“不确定”，持续强化对日美同盟的借重。尤其是一些重点外交政策目标，要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内予以推动实施。三是从根本上强化日本自身防卫力量以及国际战略行为能力。日本年内要完成三份重要文件的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日本对华政策正是体现“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典型。具体而言，有两个层次的意涵：首先，“现实主义”意味着在对华外交中要强调主体意识、战略意识以及手段的多元化。当然，从国内政治、党内政治角度来看，特意加上“现实主义”也是岸田为了淡化作为“宏池会”传人的自由派标签，以此寻求党内最大公约数。其次，“新时代”包含着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形势研判内容，比如面对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如果陷入一个完全敌对的日中关系，那对日本而言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中日合作经过邦交正常化50年的持续发展，已经形成了非常深入、相互渗透的利益纽带。尤其是在疫情之下，合作为双方所必需，彻底脱鈎是不符合双方利益的一种选项。可以说，“新时代”一方面决定了中日之间的矛盾点、对抗性会增加，但同时也决定了双方不能陷入“有对抗、无对话，有竞争、无合作”的状态。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也体现在此次蓝皮书中，比如日中关系“不仅对双方来说十分重要，对地区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也很重要”。日本在“主张应该主张的”、要求中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的同时，需要与中国携手解决共同的课题，通过双方努力构建“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
中日竞争呈现系统性、战略性特徵 影响未来中日关系有三大主要因素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现阶段中日关系有哪些特徵？影响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杨伯江：从邦交正常化以来的50年来看，中日关系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恢复“正常”与合作发展期，大致是从邦交正常化到1992年；二是合作升级与“政冷经热”期，大致是从1992年到2010年；三是矛盾扩散与战略竞争期，从2010年到现在。
在当前阶段，伴随着中日以经济总量逆转为象徵的实力对比变化，以及美国全球战略重点调回亚太等一些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中日间的结构性矛盾凸显，两国之间的竞争呈现系统性、战略性特徵。中日关系在经济合作领域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包括双边，更包括地区多边，继上一个十年签署“清迈协定”後，共同推动签署了RCEP；另一方面，在政治安全领域的矛盾也开始超出双边，涉及到一些深层次问题，如战後秩序的法理依据、地区秩序的重构方向、联合国机构改革等关涉国际架构和国际规则的问题。总体而言，两个方面都有所上升，对抗和对话同时存在，竞争与合作同步发展。从挑战的一面看，矛盾摩擦点增加，对抗竞争在走向深水区。
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是在一个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往往表面上看是围绕某一项具体利益、矛盾的妥协、互动，而背後是国内因素乃至世界地区局势的深层推动。影响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中日关系主要因素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角度：第一，中日关系的特质，包括历史、文化、地缘因素、固有矛盾等。中日关系不是中美关系，不是中韩关系，更不是中俄关系，要有所区分，对症下药。有区分才有政策。
第二，中日两国自身变量的影响，即两国的国内形势以及对外战略政策。回溯50年的中日关系，在每个发展阶段，都可以看到两国国内与关系的变化相对应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变化。
第三，外部环境影响，包括世界格局和时代因素，当然其中对中日关系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是美国战略政策。无论是1952年吉田茂内阁选择台湾当局签订所谓“和约”进行战後处理，还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或是上世纪中期以後日本对华政策的重要变化，特别是战略与安全领域，背後的美国因素非常明显。包括从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重返亚太”、第二任期搞“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政府推行“印太”战略，都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对华政策。安倍最早提出了“印太”概念，但祗有推销给特朗普、让美国搞起来，日本才能借势而为，取得功效。
日本介入台湾问题动机复杂多元 动力大於美国
中评社记者：台湾问题是中日矛盾的一大聚焦点，岸田文雄谈到台湾是“下一个问题”，日前安倍晋三也多次就台海问题发表看法。您曾指出，日本介入台湾问题不仅仅是追随美国这麽简单，您认为其主要动机是什麽？您如何看待近几年来日台关系的变化以及未来日台关系走向？
杨伯江：动机首先来源於日本的切身利益，“追随美国”不是第一位的。美日对台湾问题“指手画脚”，是因为台湾对他们来说都具有重要性，但重要的角度、程度有所不同。对美国而言，台湾是“第一岛链”战略的一个重要支点，非常重要，但没到“生死攸关”的地步。而在日本看来，则是事关自身安全与生存的一个关键节点。日本认为无论是从海上通道、经济安全，还是从地政环境乃至本土安全来看，台湾海峡都事关生死。日本在明治时代就曾有“利益线”、“主权线”之说，作为它对外侵略扩张的理念和理论基础，这种地缘战略思维是一直存在的。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做不到像美国那样“超脱”，但它的问题在於，它试图通过与美国的双边安全安排来影响台湾问题，包括“必要时”直接介入，这是明显违背有关国际法的。
至於日台关系的变化与走向，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在经济产业和技术层面对台湾的渗透，比如说对半导体制造业相关投入的增加。在战略上，日本不仅把日台关系放到传统的对华政策的视角下，而且开始放到更具有综合性的海洋战略、地缘战略中加以考量和定位，即所谓“三海联动”甚至是“三海加两洋”式的思维，和“印太”构想产生关联。
美国对华政策对日本影响最直接 但也在走向相对化
中评社记者：拜登上台以後，美日同盟重回强化轨道，对华步调趋於一致。您如何看待日本在美国东亚安全和防卫战略调整中所扮演的角色？
杨伯江：无疑日本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仅美国是这麽认为，日本的自我认知也是如此，这一点通过上述对日本外交蓝皮书内容的梳理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无论是从美国的期许还是从日本的自我认知和战略需要来看，已经在扮演重要角色的日本还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日本发表讲话，强调不希望国际舞台上的日本就此沉寂下去，美国战略学界也掀起了一场讨论。当时有的文章标题就是《why does Japan still matter？》（为什麽日本对美国仍然至关重要？），核心观点就是日本对於美国推行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战略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且日本自己的角色意识也越来越强。
中评社记者：在中美博弈大背景下，您认为美日同盟的加强对未来中日关系有何影响？您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对日本的影响有多大？
杨伯江：美国对华政策对日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的国际地位，也是因为美国在战後日本社会、政治、外交等各个领域几乎是全方位的特殊影响力。这跟战後日美关系的起点有关，日本保守政权是靠美国扶植起来的。这一点上日韩存在相似性。冷战後，日本自民党政权推动安全战略转型时，往往是先取得美国的首肯，甚至是先签订日美双边相关文件、然後再来倒逼日本国内进行相应的法律调整。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比如1997年日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扩大协同作战范围至“周边”，两年之後日本国会就通过了周边事态法。前几年安倍内阁突破政治禁区、有条件地行使集体自卫权，用的也是这种套路。
从“存量”的角度看，美国对华政策对日本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但从趋势看，美国的对日影响力也在走向相对化，不再是“绝对的存在”。这种相对化在加速发展，背景是日本主体意识、自主意识的上升。冷战时期日本惟美国马首是瞻，政策为同盟服务往往很直接、更露骨。但近年来，在日本眼里同盟的工具属性越来越强，即把美国战略和政策视作实现自身目标、维护本国利益的一种战略性工具，可以说是“国益”为体、同盟为用。
日美同盟的加强对中日关系构成长期干扰因素。日本身处中美两国之间、孤悬西北太平洋一隅。种种因素导致日本，特别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其外交政策基本是“双轨”——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同时视对华关系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台湾问题上，1951年日美签订安保条约时将“远东条款”纳入其中，1960年签订新约时继续保留了这一条（从第一条变成第六条）。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就台湾问题作出了承诺，但此後并没有停止以日美双边安全安排干预台湾问题的操作，而且是越来越强。
韩日关系短期内可能出现“脉冲式”改善 但持续多久令人担忧
中评社记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前不久与新上任的韩国总统举行电话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将为改善日韩关系共同携手努力。您认为，日韩关系改善的可能性有多大？
杨伯江：韩日关系短期内出现“脉冲式”改善的可能性较大，但关系改善的势头能持续多久、能走多远令人担心。即便不是“昙花一现”，但一有风吹草动，恐怕就会矛盾再燃。韩日关系的改善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而恶化往往只需要一根火柴。
影响日韩关系的逻辑不是单一的，至少有两个层面是最重要的。一是国际战略层面。除了美国的推动和韩国希望改善对日关系、加入CPTPP之外，对日本来说也有改善日韩关系的需要。目前日本和周边关系处於冷战後最差的时期，尤其是俄乌冲突爆发後，日俄关系彻底陷入僵局，对华关系也出现更多挑战，对朝关系一直处於“冰冻”状态。从在美国的地区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角度看，日本也需要缓和对韩国的关系。
二是国内政治层面。虽然美国一直想撮合日韩两国改善关系，但关键还要看当事国之间能否实现良性化互动。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伸，日韩之间积怨深重，情况并不乐观。韩国经过民主化运动，发展至今实际已经形成为一个撕裂的社会，国内政治对立会直接投射到外交政策上。这次总统选举高度胶着，在俄乌冲突爆发、选情相对有利的情况下，尹锡悦仅以0.73%的优势险胜，也预示着今後执政之路不会平坦。加上尹总统作为“行政素人”、半路出家的保守派，能否有力领导庞大的国家行政系统，甚至是保守派内部能否保持团结一致，恐怕都存在变数。事实上，冷战後韩国政治史上也出现过保守派政权要加强对日合作，结果导致支持率下降而不得不紧急叫停的情况。
美日韩形成“三边同盟”可能性不大
中评社记者：拜登政府非常希望重建美日韩合作，以抵御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压力。您认为美日韩三边同盟关系是否有可能突破？
杨伯江：其实，从奥巴马时期开始，美国民主党政府就一直非常希望能够促成此事。今後，作为韩日改善关系的成果，两国也可能唤醒2019年贸易纠纷爆发後被搁置的军事情报互换协定。
不过，美日韩要正式签约、成为三边同盟的可能性并不大，更大的可能性是三个双边关系分别改善并加强合作，不仅是韩日关系，也包括韩美关系。韩美同盟本身也面临修复、改善的课题。
说美日韩三边同盟的可能性不大，除来自日韩双边关系的阻碍因素外，还受到三边关系内在结构变化的影响，以及对综合战略影响的评估。日韩的自主性在加强，美国的要求未必能得到完全响应。目前韩日都在努力强化与美国的关系、心向北约，彼此之间不是相向而行，而是处於竞争关系。最重要的，从韩国来看，如果以三边形式与日本结盟，除了国内可以预期的消极反应之外，对外战略上又能带来哪些收益，会不会反而自我限制了战略空间？可能的收益，与对韩中关系、韩俄关系、半岛南北关系的冲击和破坏相比，究竟是利大於弊还是弊大於利？这些，韩国政府不可能不仔细权衡。
QUAD对亚太地区安全起到明显破坏作用
中评社记者：美日印澳四国机制自成立以来，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您认为，其未来发展将对地区安全架构的发展演变带来哪些影响？您如何看待日本在该机制中的角色？
杨伯江：QUAD对於亚太安全环境及安全秩序的构建和进化，很明显起到破坏作用。亚太地区的未来出路，在於构建地区统一、域内国家平等参与、反映各方合理诉求、利益相互不可分割的政治安全秩序，但我们看到QUAD的作用方向明显是相反的，它是在推动地区朝分裂、对立甚至是集团对抗的方向发展。
日本在QUAD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它的作用可能会越来越重要。但是，从日本和地区根本长远利益来看，QUAD并非合理的选项，日本需要和更多域内国家开展战略性、建设性对话，包括中日之间要进行深层次战略对话。战後日本在美国的主导和支持下，通过签订旧金山和约完成了战後处理，被轻易宽恕了。但是，无论是在广泛的政治意义还是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的“战後处理”都并没有完结。日本如果沿袭“旧金山式思维”、将自己作为对立的一方，那麽它的路就会越走越窄。
安倍用“曲线方式”影响政府政策 最终导致“进二退一”效果
中评社记者：有观点认为，岸田内阁依然难以摆脱自民党内其他大派阀势力特别是安倍晋三的影响。目前岸田已执政半年多，就您的观察来看，您认为安倍对岸田政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伯江：除了在党内政治上的影响之外，还有政策方面的影响。安倍正试图用一种“曲线方式”（间接方式）来影响岸田政府的外交政策。之所以采取“曲线方式”，是因为安倍现在已没有名分来直接“耳提面命”。安倍前段时间发表文章，讨论其外祖父、二战甲级战犯嫌疑犯岸信介的政治理念与政策思想，实际就是间接指责岸田现行对华政策过於软弱，不够强硬。安倍还为抨击岸田政策的网络文章点赞，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美国“保卫台湾”，等等。这些都是在给岸田上“眼药”，旁敲侧击地对岸田政府外交政策施加影响。
这些做法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安倍的言论代表自民党右翼保守势力的声音，比较极端，岸田不可能跟着他的拍子走；但另一方面，恰恰因为安倍代表着一方势力，岸田又必须予以重视，要有所回应。这样，就导致日本外交安全政策“进二退一”的效果，安倍往前走两步，岸田再往後拉一步，但最终结果还是进了一步。譬如前不久安倍发出与美国“核共享”言论，岸田马上表态称“无核三原则”没有变化，但同时对构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表态就更积极了。
中日合作竞争都在走向深水区 应从三个方向加以改善
中评社记者：今年即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您对下一步的中日关系走向有何研判？您认为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努力改善中日关系？
杨伯江：对於下一步的走向，无论是合作方面还是竞争方面，中日关系都将走向深水区。以50年时间跨度来看，今天的中日合作不光是量的增加，其广度和深度都是过去所无法相比的。比如，在地区视域下的合作、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 中日共同参与签署了《清迈倡议》，共同推动签署了RCEP等，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中日合作已经不再是过去简单的贸易、投资、技术层面的合作，而是拓展到了社会治理、区域治理以及货币金融等一些深层领域。但另一方面，中日之间的对立和竞争也明显增多，开始涉及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那样一个个具体案例。
至於如何改善中日关系，简单概括起来有三点很重要：第一，不忘初心，坚守底线。坚守的这个底线就是和平与合作。在1972年之前，中日关系经历了扩张与反扩张、侵略与反侵略的百年历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後，到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中日之间走过了没有官方关系、在政治上相互隔绝对立的23年。所以说，50年前的邦交正常化改变了中日关系的历史轨迹和发展方向，使之进入到一个和平共存、互利合作的新阶段，这是中日两国共同的福祉，是对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贡献。
第二，不断深化相互利益捆绑，让经济合作持续成为中日关系稳定的“压舱石”。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一直是中日和平合作的重点基础领域，经济合作一直是中日关系的“推进器”“压舱石”。从合作潜力来看，尽管在“一带一路”等多元化发展战略下，中国对日经济依存度在量上有所下降，但在半导体等一些高科技领域，仍然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对日本来说更是如此，在增长越来越依靠外需拉动的趋势下，所谓对华全面“脱鈎”纯属无稽之谈。正如着名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所说的，“21世纪日本最好的国家战略，就是以中国为客户”。
第三，进行真正深层次的对话，触及历史以及地区秩序、国际秩序构建层面的对话。中日关系源远流长，丰富而复杂，两千年的历史大致凝聚着三幅“面孔”：友好往来、刀兵相向和对立隔绝。即便在战後，也还有过二十多年没有正常官方关系的时期。中日之间积累了太多的“话题”，而很多深层次的话题是彼此早晚都要面对的。因此，除了务实合作、日常合作之外，恐怕还要开展一些建设性、战略性对话，来共同思考一下亚洲的未来、亚太的未来，甚至是东方文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