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文明交错的空间——地中海、西域与东海
1949年，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出版了他的名著《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这部书讨论的是1551年至1589年时期的地中海，这部书成为历史学的名著，非常有影响。布罗代尔为什么要以“地中海”为一个历史空间？人们为什么会关注16世纪的地中海？这是因为地中海是一个种族、宗教、政治异常复杂的地域，埃及人、亚速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的交织，犹太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冲突，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由于海路作为交通渠道，使得环地中海形成了有关联的“历史世界”。在布罗代尔研究的那段时间里，包括土耳其和西班牙两大帝国以及其他一些民族、宗教与文化，就是在这个舞台上互相交流与互相影响的，政治、宗教和文化在这一空间的交错，使它成为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绝好聚焦点。
和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一样，2008年，中国历史学家张广达先生也指出，中古“西域”也就是中亚一带，也是当时世界上各种宗教、信仰、文化的交集处，仅以宗教而言，汉族中国的儒家与道教、南亚印度的佛教、西亚甚至欧洲的三夷教(景教、祆教、摩尼教)，都在这里留下痕迹，因此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另一个“地中海”，尽管它不是经由海上交通，而是经过陆路彼此往来的①。这一说法很有意思，如果站在中国的立场和角度观看“交错的文化史”，“西域”这个区域即蒙元以前中国的左翼，确实是一个宗教、语言、文化交汇的陆上“地中海”，汉族文明在那里与其他各种文明互相激荡，因而使“西域”形成了一个极其错综的“历史世界”。
然而，在蒙元之后来看“交错的文化史”，那么我以为，“东海”即中国的右翼，也许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地中海”或者说是一个新的“西域”，在这个历史与文化错综交织的空间中，与本来就存在文化差异，逐渐“由异而同”的地中海和西域不同，朝鲜、日本与中国不仅逐渐“由同而异”，从共享历史传统转向彼此文化分离，而且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又加入了西方世界的因素，使得这个本来就与地中海、西域不同的文化区域，变得更加风云诡谲。或许，对这个文化交错的历史世界的研究，不仅可以让我们超越国境形成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而且它进入“近代”之后复杂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或许也可以给全球文明史增添一个新的模型？
一、西域：从近代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学的转向到敦煌的大发现
欧洲对于中国的全面研究，或许在“传教士时代”已经开始。不过，大多数经由南海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记录，主要还是以传统汉族中国的历史、宗教和语言为中心，尽管欧洲人对于中亚、南亚和西亚早有相当多的涉猎，但是，最初他们并没有把“西域”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世界来看待②。这种情况的根本改变要到19世纪，随着崛起的欧洲列强对亚洲日益增长的兴趣，也随着欧洲人在西亚、中亚以及远东地区“探险”式的考察热，欧洲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的“周边”，研究的视野陆续拓展至后来所谓的满、蒙、回、藏，对中国的研究资料也开始超越汉文文献，广泛涉猎各种中亚、南亚和西亚的资料③。当时，西洋的一些学者与探险家除了对亚洲腹地的“实地探险”之外，他们也开始了对各种亚洲资料的“文献探险”，随着新文献的大量出现，所谓“东方研究”无论在语言文字、空间范围、历史现象还是关注焦点上，都开始超越了汉族中国，扩展到了“周边”，尤其是，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中，渐渐形成了现在所说的“西域”这个历史世界④。
随着西洋学术与思想进入东洋，这种“超越中国”的中国研究也开始在明治以后的日本兴起。大体上说，1890年代以前，一般日本中等教育领域对于中国史的介绍，是用《十八史略》，而高等教育领域的中国历史，则是作为“汉学”的一部分，仍然囿于中国文献范围与传统中国观念之中，不仅资料未能超越汉文文献，空间未能拓展至传统中国之外，立场亦未能超出作为东邻的日本。但是这种情况随着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转型，也在渐渐变化，在这一方面，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四卷五册有指标性意义⑤，这部“一改中国传来之旧史籍，易之以西洋式的理解天下大势方式”的著作，在最前面概论中国地理、人种、东西交通时，就用了作为最新知识的欧洲文献，而他对于蒙古史的兴趣，也影响了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和描述⑥。这一思路深刻地影响到后来的日本学者，如被称为日本现代史学开创者之一的白鸟库吉等，据榎一雄后来追忆，大概在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间(1894-1895)，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与《马关条约》签订的那两年，这种认识在那珂通世那里就已经明确，而白鸟库吉也在高中读书时就受到启发，后来这位日本亚洲研究的重要推手白鸟，就很自觉地要把中国研究扩大到周边，并在这一方面，立志“使日本的东洋史研究超越西洋学界之上”⑦。其后，在明治三十年(1897)出版的市村瓒次郎的《东洋史要》中，特意把原来书名中的“支那”改成“东洋”，据说，这是“顺应了当时学界和教育界的趋势”。什么“趋势”呢？据田中正美说，就是明治二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后日本民族自信高扬与强化的背景下，“日本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亚洲民族，代表了与西洋文明相对的东洋文明”的趋势⑧。稍后，大正年间出版的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更在《总论》中论述把历史范围扩大到东亚、南亚和西亚的意义。“这是以前没有的新学问”，用宫崎市定的话说，这一方面破除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叙述，“要解明东洋包含的所有民族的命运”，一方面破除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观念，“取东洋各民族完全没有差别地平等的立场”。这促使日本学术界在制度上和观念上，都形成了取代“中国史”的“东洋史”，而东洋史与中国史相当不同的一点，就是注意满、蒙、回、藏、鲜，尤其是关注“西域”⑨。
其实在清代中期与晚期，中国有关西北史地之学也开始崛起。在清代，一方面西部的疆域大大拓展⑩，但另一方面西北又始终不平静，不仅对内军事行动不断，对外又频频有外交交涉，这刺激了对西北地理、民族和历史的关注(11)。因此，到了19世纪中叶，这种既超越内地十八省空间，也超越三皇五帝历代王朝历史的“绝域与绝学”(12)，一方面作为“考据之学”的自然延续，一方面作为“实用之学”的应时兴起，逐渐成为学术潮流。特别是当他们开始接触域外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这种学术趋向就激起了传统学术的嬗变。以蒙古史为例，在钱大昕以后曾有邵远平《元史类编》、魏源《元史新编》、曾廉《元书》之作；到了晚清，洪钧修《元史译文证补》，屠寄修《蒙兀儿史记》，就务求蒙古在历史中固有之分际，扩大蒙元史之范围。如屠寄引用资料就远远超出传统汉文史料，有高丽史料、云南史料、西域史料，尤其是采用了各种外文史料，如施特哀丁《蒙兀全史》、撒难薛禅《蒙兀源流》、多桑《蒙古史》、美国米亚可丁《蒙古史》等(13)。在那个时代，一些学者们开始参与到如突厥三大碑的考释(14)、蒙元文献的译读(15)、唐代三夷教即火祆教即波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景教和摩尼教的研究等等国际性的课题中(16)。就连后来对满蒙回藏研究很深的日本学界，在明治时代起步时，都不得不看中国人如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的著作(17)。我总觉得，在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中，无论在视野、工具、文献上看，这都是一个巨大变化，王国维所谓“道、咸之学新”的“新”，就是指这个时代学者逐渐进入乾嘉诸老所不曾涉及的新领域，他所说的“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后两条即与“西域”相关(18)，从此，这个新领域的关注空间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汉族中国”，而更重要的在于所谓的“西域”了。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所谓中国20世纪四大发现之一的敦煌文书的大发现，更大大促进了“西域”研究，这些千余年之前的古文献，不仅吸引了学界的注意力，而且也由于资料多藏在域外、文献涉及语言繁多、宗教来源成分繁杂、历史地域偏向西侧，迫使学界不得不超越乾嘉诸老的治学方法，面向国际学界的挑战，开出一个新天地。所以，当时中国历史学的领袖人物傅斯年和陈寅恪都看到了这个新趋势，傅斯年曾在宣言式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中，简单明了地呼吁，中国研究要“将来一步一步西去，到中央亚细亚”，而陈寅恪则委婉地表达，“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把研究西域和经营西北彼此钩连，暗示了这一波学术趋势的发展路向(19)。
二、东海：传统文明在东亚近世的交错与分离
不过，西域作为文化交汇的空间，主要是在中古，蒙元之后，虽然也有陈诚(1365-1457)出使西域，但毕竟时过境迁。不妨举一个例子，17世纪初，葡萄牙人鄂本笃(Bonoit de Goes，1562-1607)曾试图不经由习惯的海路，而从中亚寻找从欧洲探访北京的陆路，尽管他最后到达了中国，但是在他的记录中留下的是“愈前行，危险与疲劳渐增……道路既危险，复有盗贼之虞”，在这一路上，他不仅“始终与盗贼、水灾、山岭、风雪相争斗”，而且缺少水源和食品的戈壁沙漠，也让他吃够了苦头(20)。
道路畅通交流便繁盛，渠道壅塞来往就困难。郑和七下西洋象征着东海海路的逐渐兴盛，而鄂本笃的经历则象征着西部交流的渐渐淡出，因此“西域”作为亚洲历史、文化和宗教交融中心的历史，在蒙元时代以后差不多即告一段落。其实，自从唐宋两代中国西北丝绸之路相继被吐蕃、契丹、西夏、女真、蒙古遮断，而“背海立国”的宋代逐渐把重心移向东南之后，尽管有蒙元时代横跨欧亚，但毋庸置疑的是，或宽阔或狭窄或交错或宁静的“东海”，似乎渐渐取代“西域”，成为元明以后中国更重要的交流空间，同时也因为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种种原因，日本、朝鲜、琉球、越南以及中国等等，在这个空间上演了彼此交错与互相分离的复杂历史，这使得“东海”成为一个相当有意义的历史世界。
对于东亚海域的研究，其实一直就有。随着16、17世纪以后葡萄牙、荷兰等国的东进，以耶稣会士为主的欧洲传教士东来以及稍后列强对于环东海诸区域的渗透和占领，这种研究逐渐展开，而新兴的人类学(或者也可以说是民族志)、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更刺激了这种“异文化研究”的兴盛(21)。尽管欧洲汉学界影响较大的学问，一直是在“西域南海”，即吐蕃、波斯、爪哇、真腊、安南、蒙古、占城、高昌、印度、吐谷浑、黎轩、罽宾，重点研究的宗教是火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以及后来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最多引证的典籍是《诸蕃志》、《魏略西戎传》、《瀛涯胜览》、《真腊风土记》、《玄奘传》、《元秘史》、《长春真人西游记》、《宋云行纪》、《使印度记》等等(22)，但是，随着东印度航路发现后欧人东航到达日本、朝鲜、中国大陆和台湾、越南与菲律宾等等地方(23)，随着研究时段下移至明、清，19世纪中叶以后，“东海”的文化、历史、宗教、地理、习俗，也开始进入欧洲东方学者的中心视野(24)。
然而，把“东海”作为一个彼此关联的历史世界来研究，在环东海诸国学界的发展状况却不尽相同。也许，中国由于在历史叙述方面自给自足，常常会忽略“周边”，所以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由于日本在本国的文献记录、文化源流、政治交涉、贸易往来各方面的历史叙述中，都不能不涉及中国、朝鲜、琉球，因此，在日本学界，“东亚海域”、“东亚”、“东北亚”等等词语会常常出现。特别是明治以后的日本学界，由于“国权扩张论”的膨胀，一半源于“大亚洲主义”政治思潮的影响，一半出自历史学的学术新兴趣，对于中国“四裔”出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对环东海的朝鲜、琉球、台湾以及南部的越南、北部的库页岛等等都有格外的关注(25)。正如日本学者所说，“在日清战争爆发的刺激下，(日本)国民对亚洲大陆越来越关心，这一历史观念是在日本作为近代国家急剧上升的明治二十年代，面对西洋，日本作为亚洲民族的自觉日益高涨，面对西洋文化，出现主张独特的东洋文化的时代思潮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26)。例如对满洲，自从1908年白鸟库吉向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建议设立调查部，此后日本学术界中，如箭内亘、津田左右吉、池内宏等都加入了对满洲的调查。又如对朝鲜，随着日本势力的西进，日本学术界也出现了大量关于朝鲜的论著，自林泰辅的《朝鲜史》(1892)、《朝鲜近代史》(1901)之后，就有坪井九马三、白鸟库吉、今西龙(1875-1932)、池内宏(1878-1952)、小仓进平(1882-1944)、原田淑人(1885-1974)等的大量研究。应该说，这一潮流一直要到稍后几十年，大约在1920年代之后，才渐渐影响到中国。
不过，那个时代对于满洲、朝鲜、台湾、日本、琉球等地区的研究，仍然较多是孤立的研究，还没有很自觉地把它当作“东亚海域”一个整体，考察其在历史与文化上的关联与互动。但是近年来，随着超越“国别史”的呼声越来越高，“超国家”的“地域史”成为新的学术趋向，因此，日本对东亚海域的研究越来越兴盛，例如，关于“朝贡贸易体制”的研究有了新进展也有了新回应(滨下武志、岩井茂树)，以宁波、广州、长崎等地为中心的海上贸易研究也相当有成绩(如大庭修、松浦章、小岛毅)，而“从亚洲思考”的理论和方法在日本学界的流行，也刺激了这一研究范式(如沟口雄三、平石直昭)，而在中国学界，也开始渐渐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尝试着把“东亚海域”看成是一个新的“历史世界”，那么，“东亚海域”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历史世界吗？关于东亚海域的研究能够提供一个新的研究典范吗？
三、研究重心与研究方法：西域研究与东海研究之异同
我们看到，“西域”之学的兴起，曾经给国际学术界带来了思想与学术的若干变化，如果允许笔者简单概括的话，那么这些变化是：第一，它把以王朝疆域为基础的中国史，改变为东洋史或亚洲史，它超越了传统汉族中国范围，拓展了中国研究的文献、语言、历史与文化的空间，并在民族国家的政治史之外，重新建立了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文明史”框架，使得“疆域”、“王朝”、“政治”不再是叙述历史的绝对指标。第二，在这种研究视野中，宗教、语言、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成为重要的新内容，历史、文献、艺术、语言之学成为重要的新工具，共同问题的形成使它成为具有国际性的新领域。第三，由于这一新学问研究的是一个超越传统中国的新空间，这促使文献资料范围巨大扩张，而这种文献资料的扩张，又使得各种中亚西亚南亚的语言文字之学成为必需的工具，“写本”特质(包括传播途径、书写方法、鉴定技术)成为重要的研究点，同时，民俗调查和遗址考古也成为发现新材料的必然途径。正如1918年，羽田亨所总结的，明治大正间日本东洋学的进步正表现在“不仅在美术史、风俗史、历史地理上的研究数量不少，更由于中亚所发现的史料，使得中国历史事实被阐明得更多……从上述取向可见，如果从事中国史特别是塞外地方的历史研究，晚近学者可以向何方努力，学术的大趋势究竟会走向何方”，其中，他特别提到了“第一武器”即语言知识在新研究中的工具意义(27)。显然，这些新研究远远超越了传统“中国”的空间、历史、文化、典籍和语言。
正前所述，无论西洋、东洋还是中国，这一新的历史领域与新的研究方法都具有非常复杂的背景、意图和立场。由于淡化甚至超越民族国家的现实边界和政治领土，隐含了欧洲与日本对于重新界定“中国”的疆域，重新书写中国的“历史”的政治意图，尽管古代王朝以及现代中国确实因为天朝大国的自大，遗留了“朝贡体制”或“册封体制”的想象。但是，近代以来帝制中国的落后与崩溃趋势，不仅导致了日本对于满洲与朝鲜、俄人对于蒙古与回疆、英人对于西藏、法人对于安南的领土要求，也特别容易促成对于“中国”的重新界定。但是，如果我们暂且搁置政治的意图与背景，仅仅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角度看，这种超越汉族中国政治、语言、历史和文化边界的西域研究的意义之一，就是傅斯年所说的，它促成了史料的扩充和工具的改进，也就是促进了学术的进步(28)。
那么，“近世东海”的研究呢？毫无疑问，任何区域研究在方法上都有共通性，无论研究“西域”还是研究“东海”，我们都会发现，一旦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中心区域与传统历史，超越当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和历史论述，很多新资料、新视角、新手段、新问题就会纷纷出现。像研究西域的时候，各种被发掘出来的语言、宗教、历史、艺术资料，不仅在挑战着我们原有的知识、工具与方法，而且在丰富着我们此后的视野、理论和领域，同样，在研究东海的时候，也会出现同样的学术变局，原来似乎很陌生的文献开始被用在解释中，各种历史的新线索开始变化着我们观看历史的焦距。
不过，除了“中古”与“近世”、“写本”与“印本”、“左翼”和“右翼”这些明显差异之外，与“西域”研究相比，在“东海”研究中似乎还有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与多种相异宗教与文化一直互相激荡而趋向融合的“中古西域”不同，“近世东亚”的宗教与文化似乎出现一个相反趋向，不是来自各个区域的宗教和文化在这个空间中逐渐向心融合，而是从原本看似同一的传统与文化中逐渐出现了离心独立。换言之，由于西域研究之重心在中古，而东海研究之重心应在近世，因此西域研究需要关注“合”，而东海研究则需重视“分”。对于“东海”这一区域来说，更值得关注与研究，也是更加复杂的文化交错，却是在“近世”，也就是在蒙、汉、满交替统治中国的时代中，原来看似有同一性的“东亚”或者“东亚海域”的文化出现了“纠缠而且分离”的现象。
我们应当看到，首先，与“地中海”不同，在“东海”这个同样依赖海路彼此联系的空间里，尽管有着类似佛教和儒家这样共同尊奉的宗教与思想，但是，却始终缺乏一个类似基督教那样，超越国家(王朝)、皇权(君主)之上，作为彼此认同基础和联系纽带的共同宗教，因此，这个区域很难在国家之外，形成超越国家的文化共同体；其次，与“西域”不同，“东海”不是一个各种民族、宗教和语言的边界时常移动，因而成为彼此混融、互相冲突的空间，由于各个民族、宗教和语言大体各守边界，加上它们原本就有一些共享的典籍、文字和宗教，因此，历史学家应当关注的文化变迁，却是这些文化认同基础的崩溃。这倒是西域甚至地中海都没有的历史变化，也正是这一现象的延续，导致了近代东亚各国认同与文化的变迁(29)。
第二，中古西域虽然有来自南亚、西亚(甚至更西)、北亚和东亚的文化，但是毕竟各种宗教、语言与典籍彼此角逐，即使是最强盛的汉唐中国及儒家学说，在那里也不可能横扫一切，成为垄断和笼罩的文明，这一特殊的文化交涉现象，使得考古发掘、比较语言、历史地理、写本鉴定等等方法越来越重要，而民族、宗教、艺术等也成为最重要的研究领域，正如石田幹之助在回忆羽田亨的时候说到的，由于敦煌、高昌、龟兹、于阗遗址的发现，流沙坠简、敦煌文书的问世，由于废寺石窟塑像壁画的重见天日，如何灵活地运用语言学知识，如何充分使用新的残简佚籍，如何全面地掌握西洋的新材料和新方法，成为陈寅恪所说的学者是否能够“预流”的必要条件(30)。可是，16、17世纪以前，“中华文化”或者说是“汉字文化”曾经有过笼罩性的影响，而16、17世纪之后，尤其是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大清国、经历了黑船事件的日本国，和经历了江华岛事件的李朝朝鲜，包括同时的越南等等，又都在一个纯粹外来的、更加强大的西方文化，以及无所不在的“现代性”的影响之下，经历了重新“从锁国到开国”的历程。因此，研究近世东亚海域，比起研究“中古西域”来，更复杂和更重要的理论、工具和方法，不是掌握各种语言文字、宗教历史、写本壁画，而是需要更复杂的和更多元的视角、立场和观念。由于“近世东海”周边诸国，很多文献原本均由汉文书写，各种宗教学说大体共享，文献资料多有印刷流传，因此，对于新语言、新发掘、新资料的依赖并不是那么多。
但是，近世东亚海域研究却有不易注意的“暗礁”：一是研究者如何超越国家疆域，形成“东海”这个历史世界？东亚海域周边各个国家大体长久存在，疆域也大体固定，文化也相对延续，这不仅造成了历史、文化、宗教和政治的相对稳定性，也构成了各自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空间边界，因此，“国家”(或者“王朝”)的历史意义很浓。如何既承认“国家历史”的存在，同时又看到环东海文化交流在深层给各区域造成影响，是一个需要斟酌和需要平衡的问题。二是因为曾经共享传统，它造成各个国家文化的表面相似，研究者如何改变过去习惯于“同文同种”的历史观念，细心剔理各自“古层”和“低音”中的差异，探讨彼此的不同，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三是因为诸国都遭遇到西方的冲击，因此，在这一区域历史的研究中，更需要深入研究回应西方“冲击”时各国的不同“反应”，这些不同“反应”背后的原因，以及各自不同的现代性问题。这些恐怕都是“中古西域”研究中所不曾遇到的问题。
第三，如果说对“中古西域”的研究，仿佛是面对一些古老的典籍和一个寂静的遗址，虽然会有思古之幽情，但已不存在感情的波澜。可是，近世东亚海域的研究却不同，历史研究者不仅很难摆脱历史记忆与感情纠葛，也常常受制于现实国家与政治的立场。东亚海域周边诸国显然各有各的历史记忆，也各有各的政治立场。比如，朝贡体系中是宗主国还是进贡国？在战争中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在现代化进程中是先进一方还是落后一方？在这里，不同的记忆和立场始终会影响到对历史的观察，在关于历史起源(如檀君、天皇、黄帝的争论)、国家疆域(如高句丽、琉球、安南之归属)、文化交流(如蒙古袭来与倭寇扰边)等等方面，这些意识、立场、感情都会掺入，使这种超越国家疆域的东海区域研究带有太多的非学术因素，那么，在“东亚海域”研究中，在超越“国家历史”的同时，应当如何超越这种“国家感情”？
本文原载于《文史哲》（2010年第1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