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之后，地中海就像沉寂的火山，为人忽略。但是，2013年开始的难民危机，再次提醒它的世界意义。叙利亚内战僵持不下，数以万计难民怒海夺命，欧盟却惊慌失措，许多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分子甚至把北非难民视作汪达尔蛮族的入侵。作为西方文明起源和多元文化交汇之地，地中海地区是如何形成这样火山爆发一样的混乱？它的根源是什么？它未来又会走向何方？

其实，地中海自进入青铜文明时代后，就以族群和宗教的复杂著名，治乱循环已经多次，套用咱们《三国演义》开篇词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每一次混乱之后都是凤凰涅槃，演进出新的一套规则。就此而言，《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真是适逢其时，该书关注“穿行于大海之上、居住沿海港口和海上诸岛之民族”，细致考察他们在地中海区域内的商贸、文化、经济乃至政治领域互动，为我们理解地中海区域的整合提供了历史视角。

古代地中海的混乱、繁荣与整合

《伟大的海》的作者是英国剑桥大学地中海史教授和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史学家大卫·阿布拉菲亚。他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术起步是研究中世纪意大利南北关系。凭借着精通数门语言，他驾轻就熟各种中世纪文档，熟悉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环地中海诸国历史，编辑了五卷本的《新剑桥中世纪史》。更为难得的是阿布拉菲亚本人念念不忘自己地中海人的身份认同，其祖辈是犹太商人，留下过纵横于地中海的历史记录，成为构建地中海商贸网络的重要一环。由他来写地中海通史，在情理之中。

《伟大的海》分为五个部分，大体对应地中海地区发展的五个时期，即起源、古典时代整合、宗教文明均衡、国际均势和碎片化。第一阶段从上古到特洛伊城市陷落，期间诞生了地中海文明，形成了商贸圈。拥有丰富黑曜石和铜矿的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滨海地区捷足先登，最先进入农耕和商业文明，在克里特岛、迈锡尼建造了巨大的宫殿和制造出精美的青铜器，小亚细亚商港繁盛一时。虽然地震、火灾和战争毁灭了早期文明，甚至后人也不清楚当时族群的来源，但是其遗存的文字、造船技术和沿岸航线却奠定了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在地中海开疆拓土的基础。

第二阶段则大致从公元前1000年到伊斯兰教产生之前，地中海经历了古典时代的整合和崩溃的过程。希腊和小亚细亚等沿岸城邦的兴起，通过商贸和殖民迅速把文明扩散到了西地中海地区的意大利、西班牙和北非等地，雅典、斯巴达、叙拉古、腓尼基、迦太基相继成为地中海地区灿烂夺目的明珠。商贸往来导致了经济的地理分工，欧洲城市大多成为工商业中心，生产陶器、纺织品、铁质工具等，而北非则成了粮食和橄榄油供应地。地中海商贸的日益稠密引发出海盗的肆意劫掠和城邦间的厮杀。在古代，由于航海和造船技术的限制，海战远非后人所说的是控制公海权的斗争，它只是“争夺沿岸地区、港口和岛屿控制权的斗争”（第19页），因此，原非海上民族的罗马可以凭借着陆上控制权，步步为营，打败迦太基，扫清猖獗一时的海盗，让地中海成为罗马的内海，空前绝后地在政治上统一了地中海。不过，罗马的整合是以武力征服为基础的纵向整合，在其眼中，地中海只不过是大运河而已，源源不断运送他们压榨各地的财富，可谓条条大船通罗马。所以，三百年“罗马和平”毫无商业制度和技术的进展，罗马一旦城破，商业网络和经济分工就顷刻瓦解。

第三阶段从公元600年到1350年代的欧洲大鼠疫。在这个阶段中，地中海成为信仰之海，形成了东西均势。以西西里岛为界，东地中海由日渐衰弱的拜占庭帝国代表的东正教和阿拉伯帝国各个王朝的伊斯兰教主导，而西地中海则属于威尼斯、热那亚等北意大利自治城邦和阿拉贡王国等的天主教文明。表面上看，十字军东征和伊斯兰圣战等打得如火如荼，昔日的内海如今四分五裂，然而正是在类似中国南北朝的混战之中，商业革命破茧而出。新型城邦、复式簿记、合伙制企业、信用汇票等金融工具、商栈和连接西欧内陆的地中海贸易圈等接踵而至，在所谓的黑暗中世纪中，地中海上空却一片璀璨。威尼斯、热那亚等罗马帝国的边缘地区在蛮族的扫荡中幸存下来，当地贵族和平民建立了城市自治公社，进而成为拥有政治实体的“东印度公司”。意大利商人发明和广泛使用了复式簿记，没有它，就没有日后的资本主义，所以桑巴特才会将其与牛顿科学发现等量齐观。合伙制企业也被创造出来分担风险和利润。地中海的犹太人穿梭于各种宗教之间，他们发明了信用票据、汇票、支票等金融工具，极大地便利了远途商人的交易。吊诡的是，由于持续不断的战争需要大笔资金，出于税收考虑，沿岸邦国，即便是激进伊斯兰教派的阿尔莫哈德王朝都授予异教徒商人和朝圣者不同程度的商栈自治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商栈。”希腊人、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加泰罗尼亚人和犹太人等外国人在许多商港建有商栈专区，拥有旅馆、商馆、仓库、教堂、澡堂等设施，实行类似中国租界的自治。各地君主一般不敢破坏这些商业特权，像穆克宁王朝肆意屠杀城内拉丁人的结果就是十字军攻克君士坦丁堡。

有了上述新制度为基础，地中海最终形成了“一个不怕海上和异国港口之险境的商人阶层”。他们不仅恢复了罗马时期的地中海航线，还跨越阿尔卑斯山，扩大到了欧洲内地的香槟集市。葡萄酒、精美的瓷器、亚麻纺织品、丝绸等商品行销东地中海，而东方的香料、翡翠、亚麻、黄金和明矾等源源不断运往西欧。在这种商业革命带来的新规则扩展过程中，法蒂玛、优素福和法兰克、西西里等王国此消彼长，最终一场黑死病席卷欧洲，打破了中世纪均衡，“引发了地中海及其沿岸的转型”，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地中海的历史转型、动荡与黯淡

第四阶段是为时500年之久的历史转型期，其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首先，驱动地中海地区交往的动力从赫希曼所说的“宗教激情”转为“世俗利益”。狂热的圣战和十字军消失了。法国为了打击同样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竟然和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结盟，而英国为了垄断商业利益则携手信仰天主教的法国攻击荷兰。其次，领土型民族国家成为地中海的主角。英、法、俄等后起之国纷纷杀进地中海，左右商贸，而帝国、封建国家、城邦或者宗教组织等其他类型政体要么转型成民族国家，要么走向衰落和瓦解。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威尼斯、托斯卡纳、热那亚和马耳他骑士团等都急剧衰落，最后沦为法国或者奥地利的附庸。土耳其帝国更是一落千丈，北非形同藩镇，欧洲部分则是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到19世纪初，不仅英国，连立国未久的美国都闯入地中海获取特权，地中海的命运完全成了欧美大国外交桌上的筹码。但是，民族国家的建构也是血泪之路，它严重损害了中世纪积累下来的多元文化。安布拉菲亚指出，随着西班牙的统一，他们先是驱逐犹太人，接着又清洗信仰伊斯兰教的摩尔人，手段之冷酷，不亚于后世纳粹的种族清洗。再次，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近代巴伦西亚的商业法和里窝纳的商人法律等逐渐演化成为各国承认并且遵守的国际法则，普世性的国际法则取代了中古商贸特权而成为调节国际商贸乃至政治冲突的重要工具。最后，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体系的中心转到了大西洋地区。地中海地区则成了边缘地带，其大宗产品，比如埃及的棉花和西西里的粮油等都成为英法工业发达国家的原材料。

第五阶段起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而结束于难民潮的爆发。阿布拉菲亚认为这过去的200年中，地中海进一步碎片化和被边缘化。欧洲诸强瓜分奥斯曼土耳其的遗产：法国占有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英国占据了埃及和苏丹，连意大利都抢占了利比亚。即便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北非和中东地区的国家获得了独立，它们也无一例外成为东西方两大阵营的附庸，不断卷入代理人战争。更令人痛惜的是，它们前脚摆脱殖民统治，后脚又步西方国家后尘，强力建构民族国家。土耳其、埃及等在这一过程中都驱赶甚至杀害少数族群，使得昔日多元化的大都市亚历山大城和士麦那从此黯然失色，丧失了文化融汇和商业创新的机会。地中海的族群和国家关系也失去了弹性，变得越来越僵硬，为日后的暴力冲突埋下了祸根。

富有预见性的历史视野

相比其它地中海历史大作，比如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佩里格林·霍尔登的《被腐蚀的海》，或者伊安·劳的《地中海的种族主义》，阿布拉菲亚的《伟大的海》自然更具预见性。他早就警告欧洲不要迷恋欧盟的统一而忽略地中海的挑战。不过，就此认定他的史书在预告我们一个悲观的前景却也未必尽然。其实，阿布拉菲亚的史观与布罗代尔非常不同。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概念认为，自然和社会发展等因素会严重约束人的行为，而阿布拉菲亚则强调“人们的一些小的决定就像蝴蝶扇动翅膀一样，可能产生巨大影响”。他在书中细致描述中世纪灵活处理不同族群和宗教信仰者的方法，这些内容无疑是在提醒我们，需要思考是否还存在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路径来解决当下的冲突。这不仅是地中海遭遇到的问题，也是全球化之后全世界面临的挑战。我想，这既是作者写作的初衷，也是该书的价值所在。

让我们重回地中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