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由紫荆文化集团主办的“紫荆文化国际论坛——‘一国两制’的成就与展望”在香港君悦酒店举行。论坛会期一天，上午举行开幕式及主旨演讲。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刘兆佳发表演讲，内容全文如下：

“一国两制”是北京（中央）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及维护香港在回归祖国以后的繁荣稳定而制定的主要、实用及明智的政策。尽管北京拥有香港的主权，并享有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但香港仍被赋予广泛的权力，从而能够行使高度自治权。合情合理地，北京仍然保留包含来自宪法及基本法的宪制权力，以确保国家安全得到保障，“一国两制”在香港获得全面准确贯彻落实、香港的政治体制得以符合“一国两制”的需要及目的，以及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对中央政府能够完全负责。

回顾过去，“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有赖于北京如实且完美地履行“一国两制”下的责任，以及审慎地行使其宪法权力。换句话说，由于北京对“一国两制”的成功负有最终责任，行使权力乃主要为履行中央对国家及香港的庄严义务。

一直以来，北京皆有决心、有诚意地履行其于“一国两制”下的责任。例如，北京已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针政策和本联合声明附件一对上述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并在五十年内不变。”必须明白的是，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完全由北京制定，与英国人无关。北京于1990年4月颁布的基本法较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赋予香港居民更多的权利及特权，这毋庸置疑地反映中国已经完全履行中英联合声明所规定的义务，此后中英联合声明已成为没有法律效力的历史文件。

多年来至今，北京在行使其宪法权力时一直非常谨慎、克制且一丝不苟。面对香港反中乱港分子及外国势力不断的挑衅及攻击，北京表现出巨大的耐心及度量。在意识到并担心香港甚至连不少律师及法官都对基本法存在广泛误解甚至蓄意曲解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用尽其他解决基本法争议的手段后，不得不对基本法进行了仅仅五次解释。尽管北京对基本法的解释引起了反中乱港分子的猛烈抨击，但许多香港居民认为，有关解释乃是北京为解决香港本身无法解决的困难而不得已之举。最显著的例子发生在 1999年，当时北京解释了基本法关于居留权的条款，推翻了终审法院的解释，避免了内地居民大量涌入香港。由于在宪法上北京为基本法解释的最终权威，其在行使解释权方面的自我克制显示，北京相当坚决地不希望被批评为霸道或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

为维护香港的政治稳定，安抚过于敏感的香港居民，北京决定将中央政府共同承担的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责任交付香港。鉴于香港社会的开放性及“多孔隙性”，以及在港出现众多敌对外部势力及其当地的代理人，北京充分意识到有关决定的不利后果。由于政治反对派及其追随者的阻挠，基本法中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第23条迟迟未能完成本地立法。即使如此，北京亦无意自香港“收回”制定地方性法律以保卫国家安全的特权，因而在香港的国家安全法律中存在许多漏洞，遂令香港成为国家安全的风险口。

在香港回归祖国前的过渡时期中，在未有咨询北京及取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即将离任的港英政府单方面引入立法局的选举，其中部分议席甚至为普选所产生。英国旨在让香港的反华势力得以进入立法会，并在社会上建立群众基础。尽管北京随后能够推翻若干选举安排，惟由于缺乏健全的政治筛选机制，回归后香港的立法机关内仍存在反中乱港份子。即使反中乱港议员只属少数，但他们仍然能够采取许多阻挠手段，使香港政府的运作变得困难，且无法实现有效的管治。如此紧张的行政立法关系违背了基本法的立法意图，而基本法的起草者则早于1980年代后期已热切呼吁两个机关建立合作关系。尽管北京拥有建立及改变香港政治机构的宪法权力，惟由于担心可能由此产生的政治影响，北京认为重塑香港的选举制度并不合适。相反，北京希望反中乱港分子面对现实，幡然改图，放弃与北京对抗的立场。

遗憾的是，北京的善意、宽容及自律并无得到回报，反而被很多香港居民，尤其是政治反对派误解为软弱及胆怯的表现。政治反对派不遗余力地在香港居民中激起反共、反中、反政府的闹剧，动员及组织人们进行无休止的抗争活动。反中乱港分子精明地操纵“政制改革”问题，成功地将其长期置于公共议程的首位，并在此过程中累积大量的政治资本。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夺取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并希望在北京的“无奈”默许下，取得管理香港的权利及权力。

香港的极端政治的发展在过去十年间愈趋恶化。非法“占中”及2019至2020年的暴动乃香港及“一国两制”濒临崩溃的最明显例子。抗议人士在措辞表达及策略运用上均愈加激进。抗议人士鼓吹各种形式的分裂主义及地方主义，其中最为恶劣的是要求香港“独立”。显然，由宪法及基本法共同构成的宪制秩序遭到拒绝、蔑视及践踏。暴力盛行，违法行为比比皆是。社会严重分裂兼愈趋政治化。政治秩序的瓦解令日常管治极为困难。最具威胁的，是外部势力，尤其是西方及台湾势力，深深卷入香港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这一切均发生于香港国安法律存在漏洞、美国加紧全面遏制中国崛起的大环境之中。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不仅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一国两制”的实施及未来亦岌岌可危。

香港特区政府绝非内外敌对势力联盟的对手。北京深知在此严峻时刻必须迅速、果断、有力地采取行动，舍此并无他途。只有北京坚决地行使其宪制权力，香港及“一国两制”才能化险为夷。北京因而迅速采取果断行动，通过香港国安法，并彻底改革了香港的选举制度。暴动迅速被遏止，反中乱港势力亦被消灭。北京的行动得到宪法及基本法的双重授权，符合北京为国家安全及“一国两制”最终守护者的原则。对香港及国家来说，幸运的是，尽管授权香港高度自治，北京从未放弃通过制定全国性法律为香港立法及决定香港政治体制的权力。

自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香港经历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危机。在大多数危机中，北京倾向采取放手的态度，严格遵守尊重香港高度自治的原则。然而，早于1980年代，邓小平先生就明智地预见到，在若干情况下，北京不得不出手干预，原因为香港无法自行解决问题。因此，邓小平先生曾提到，北京保留宪制权力，对香港及国家而言均有好处。

就“一国两制”的实施而言，香港近年的危机鲜明地证明，北京保留宪制权力，不仅对“一国两制”的全面准确贯彻至关重要，亦对“一国两制”在若干情况下的存亡尤为重要。北京掌握权力不仅不会破坏香港自治，反而会加强香港的高度自治，让其更有能力抵御内外敌对势力的冲击。

尽管香港的反中乱港势力已遭到无情地击退，惟预计美国与西方等外部势力将维持其对中国及香港特区的敌对立场和遏制态势。国家安全及香港稳定还会受到严重威胁。北京积极且审慎地行使对香港的宪制权力，对于保护“一国两制”及防止香港成为颠覆基地而言实属必要。不可避免的是，北京对香港事务的合法且不可或缺的参与被别有用心的批评者“谴责”为破坏香港自治。然而，在未来的日子，显然只有北京的宪制权力与其赋予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力相互配合，才能充分保障“一国两制”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