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60年代至今，在“东风西进”的语境下阿尔都塞、巴迪欧、齐泽克、朗西埃、巴里巴尔等为中坚的法国激进左翼文论不断地接受和阐释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促进形成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和当代法国激进左翼文论。毛泽东的矛盾论、群众路线、文艺与政治、人民文艺等革命理论被法国左翼当作主要的理论创新资源，充分渗透进了他们的思想体系和文论实践中。阿尔都塞、巴迪欧和齐泽克在持续接受和诠释毛泽东《矛盾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了唯物辩证法，不过其中有正读也有误读。而朗西埃则在“五月风暴”中转向工人研究，深度吸收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和文艺政治观。我们在朗西埃的政治歧义、感性分配和文学政治中能够看到毛泽东人民文艺的当代回响。当然，法国左翼眼中的毛主义不能完全与中国语境中的毛泽东思想画等号，这样“东风西进”过程中就存在着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正读和误读。
关 键 词：法国激进左翼 毛泽东思想 矛盾论 人民文艺 French radical left Mao Zedong thought theory of contradictions people's literature and art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习近平162)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也遵循了中外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规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交流互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时代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另一个是吸收外来理论资源进行理论创新的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需要不断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同样，欧美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也需要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成果。前者是“西风东渐”的过程，后者是“东风西进”的历程(沃林2017：5；2014：47)，中、法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交流互鉴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交流和“理论旅行”的案例。法国激进左翼文论主要指1960-1970年“五月风暴”中涌现的诸如阿尔都塞、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马舍雷等人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与2000年之后出现的巴迪欧、齐泽克、朗西埃等人的当代激进左翼文论(或称之为“阿尔都塞学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特指以毛泽东革命理论和文艺思想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法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的交流对话，体现跨文化、跨国家、跨时代的文化共同体之间的间性对话。中、法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对话，就如同两个主体之间的对话一样，是思想上“你来我往”的理论旅行过程。从主体间性哲学视角来看，一个主体不仅要接受另一个主体的思想，还要看到对方眼中的自我，从而在以我为主的理论创新中延续和发展本身的理论传统，反之，对于另一个主体来讲也是如此过程。
一、法国激进左翼文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双向旅行”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左翼基于自身理论的发展需要，找到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成果，以阿尔都塞、巴里巴尔、朗西埃、马舍雷等人为代表，大量地吸收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养分，在自身理论革命的基础上创新了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阿尔都塞学派在法国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促发了“五月风暴”革命运动，同时也产生了巴迪欧、朗西埃、齐泽克等新一批激进左翼理论家。1980年代至今，“西风东渐”中我们不断译介和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国激进左翼文论，加深了对中国文论中诸如审美意识形态、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认同等问题的研究，阿尔都塞学派的理论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可资借鉴的养分。因此，法国左翼文论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是一个不断循环的理论旅行和思想对话会。
从历史上看，1936年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中国革命的浓厚兴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革命思想以及第三世界理论传播到美洲和非洲，推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1954-1965年，《毛泽东选集》(特别是《矛盾论》《实践论》)、《毛泽东语录》《毛泽东论文艺》等理论著作传播到欧美，使得法国激进左翼学习和接受毛泽东思想蔚然成风。“法国毛主义繁荣于1966年至1976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思想在知识分子精英，特别是在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以及像阿尔都塞、让·卢克·戈达尔、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让·保罗·萨特和菲利普·索莱思这样的大思想家中扎根。毛主义被证明是68年出现的最有名、影响力最大的倾向。1968年10月，巴黎高师毛派主义的核心人物加入了五月风暴事件的反独裁领导人的群体，形成了无产阶级左翼，这一运动在接下来的六年里，被公众认为是毛主义的同义词。”(布尔格 114-115)其中，活跃的主要的毛主义团体有“马列主义共产青年同盟”“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无产阶级左派”等。
1955年，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和波伏娃访问中国，并参加国庆大典。中国之行对萨特和波伏娃意义重大，使他们现实地了解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更促使他们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萨特随即发表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波伏娃发表了《长征：中国纪行》，在文中他们认为独立后的中国在从事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不断提升人民大众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程度。“20世纪70年代初期，萨特、福柯和《太凯尔》群体等重要知识分子倾向于毛主义，将其作为实现‘介入’价值的最有效途径。”(沃林 2017：31)萨特同情毛主义主导的激进学生运动，并与之保持密切的合作。“无产阶级左翼”领导人被捕后，他担任《人民事业报》主编，为“五月风暴”助力疾呼。福柯受到毛主义者的影响，组建了监狱信息小组，开展暴力机构与微观政治学研究，左翼思想的影响在他后来关于监狱、规训与惩罚等微观权力政治研究中显露无遗。
而作为毛主义成员集体导师的阿尔都塞，他接受毛泽东思想就更早了，受到的影响也更深刻、更久远。1952年毛泽东的《矛盾论》翻译成法文出版，1953年阿尔都塞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就引用了该文本，表明了他对毛泽东矛盾论的浓厚兴趣。此后，他带领巴黎高师的学生研读《毛泽东选集》，认为毛泽东是继列宁之后的一位政治战略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颜芳 12-13)。①众所周知，1962-1963年阿尔都塞写了“矛盾与多元决定”“关于唯物辩证法”2篇论文，后收入《保卫马克思》，这是他接受和阐释毛泽东辩证法的理论创新成果，也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他关于矛盾论和辩证法的研究也被其学生巴迪欧、齐泽克等继承，甚至在拉克劳等后马克思主义这里也引起了回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法国左翼诸如萨特、福柯、阿尔都塞等把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作为主要理论创新的来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成果已经转化为法国左翼理论再生产的有机原料了。“五月风暴”是法国激进左翼理论催生和探索的结果，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东风西进”的结果。
1978年，中国开启了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在此背景下，中国学界迫切希望引介西方现当代哲学和文化资源，以期对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有所助益。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平行地引进了西方近百年的美学和文论著作，“方法论年”“文论年”纷纷呈现。1980到2008年，这是一个“西风东渐”的过程。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在徐崇温、陆梅林、冯宪光、王杰、胡亚敏等学者的努力下开始被大规模地译介到中国，法国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左翼文论成为其中较为突出、研究成果丰硕的文论领域之一。这一时期“出口转内销”的阿尔都塞学派文论，因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这个标志开始受到大量翻译和研究；无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还是在西方文论和西马文论领域，阿尔都塞、戈德曼、马舍雷等都是研究的重要对象。
2000年，阿尔都塞的学生们，诸如巴迪欧、阿兰-米勒、朗西埃、齐泽克等在“五月风暴”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启示，他们在总结和反思激进运动经验基础上，一方面继续批判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再次进行理论创新，把后现代主义哲学当作理论思考的起点，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激进传统，重塑激进哲学。面对后现代主义各种终结论的挑战，他们积极介入当代美学和文艺问题，对戏剧、诗歌、电影等艺术进行了本体论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左翼激进主义文艺理论思潮。21世纪的法国激进左翼文论在彻底系统地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上，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革命主题中，寻找再度激活共产主义观念的可能机遇和实现途径，并在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思潮中坚持建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他们属于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命题的、发展了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最新阶段和当代形态。
2010年以来，张一兵、刘康、孔明安、蓝江、夏莹、陆兴华、吴冠军、韩振江、莫雷、艾士薇等纷纷译介和研究当代激进左翼文论。张一兵把齐泽克、巴迪欧等称之为“后马克思思潮”，蓝江、韩振江等研究则将其归属于新一代激进左翼文论，或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激进左翼文论与当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具有很多契合点或者可比较之处：共处全球化资本主义语境中，面临百年未有的世界变局，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探索左翼政治规划和激化共产主义观念，应对后现代主义解构浪潮下美学、文学和艺术的理论体系建构等。正是由于两者之间存在诸多的理论交流的前提条件，所以近十年来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文论研究渐成国内外理论研究的热点。随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文化自信的逐步增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学者也意识到了当代激进左翼文论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甚至是误读。例如，刘康、韩振江等人对齐泽克解读毛泽东思想和矛盾论的批评反思，李西祥、颜芳等对阿尔都塞与毛主义之间关系的详尽研究也消解了不少学术误读，蓝江、张剑等对巴迪欧与毛泽东思想关联性的研究也颇有特色。这说明，法国激进左翼文论与中国的文艺理论之间存在着交流和对话，虽然不免有误读和过度解读，但正面的借鉴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二、阿尔都塞、巴迪欧与齐泽克对《矛盾论》的阐释与误读
1962年，阿尔都塞发表了“矛盾与多元决定论”“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等)”，认为毛泽东关于矛盾不平衡的理论开创了一条不同于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路，同时他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矛盾论，提出多元决定论的辩证思想。这一点被当代激进左翼美学家巴迪欧、齐泽克等所继承和发展。
阿尔都塞学派对于毛主义的接受和阐释及其创造性转化，有几个重要原因：第一，批判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倾向，给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解释。西方发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就把马克思分成了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两个阶段，他们认为青年马克思的理论底色是西方传统的人道主义。在阿尔都塞看来，人道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属性不相容，因此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人道主义就成为一种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哲学任务。第二，苏联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大国沙文主义的缺陷让阿尔都塞等反思共产主义观念。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以及第二国际以来的经济决定论等给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很大的挫折和障碍，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和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史中挖掘和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成为阿尔都塞思考的一个起点。第三，阿尔都塞在批判教条主义、经济决定论、哲学一元论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和毛泽东思想，为法国左翼探索一条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途径。在这三种需要下，阿尔都塞找到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毛泽东。巴里巴尔说：“毛对于阿尔都塞来说似乎是一个‘新列宁’：实际上自1917年以来，共产党的领袖第一次既是一位一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又是一位天才的政治战略家，他将革命力量引向了胜利，并显示了自己有能力用概念的方式对革命胜利的根据进行思考。因此，他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化身。”(转引自阿尔都塞 2019：19)
我认为，阿尔都塞的唯物辩证法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矛盾特殊论”“多元决定论”“发展突变论”。首先，矛盾存在于特殊性中。这一点来自毛泽东的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的观点。虽然矛盾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存在于任何事物运动、任何运动的时间中，但是在毛泽东看来，普遍性的矛盾存在于事物的特殊性之中，因为每个事物具有独特的矛盾运动规律，这一独特的矛盾就是该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阿尔都塞认为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普遍规律，任何事物都是处于特殊情境和特殊矛盾之中的。他反对黑格尔的抽象矛盾，即事物发展由于绝对精神的根本动因，也反对经济决定论和抽象矛盾论，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建筑的绝对性。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爆发并取得成功，而没有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欧美国家爆发成功，这说明欧美无产阶级政党只注重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而忽略了生产关系反决定生产力，也没有注意矛盾普遍性只在特殊环境和特殊性中呈现。而俄国革命的胜利根本原因则在于分析了俄国各社会矛盾汇聚的状况，矛盾特殊性中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具体转化和斗争，在多种矛盾的转移、聚集中发现了矛盾的爆发点。不过，阿尔都塞对于矛盾的普遍性或普遍规律有些矫枉过正，忽略了事物发展的基本矛盾方面，比较倾向于矛盾的特殊性和特殊情境。毛泽东谈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对立统一的，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矛盾的普遍性是发现事物一般性规律的，而矛盾的特殊性则是呈现某事物本质规律的，两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
其次，矛盾是多元决定的统一体。毛泽东认为，一个大事物发展中包含着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等多种矛盾，是一个相互依存和转化的矛盾统一体，而且主要与次要的矛盾相互转化，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阿尔都塞把多种矛盾汇聚一起、互为条件、相互转化来决定事物发展的情况称之为“多元决定”。“矛盾发展中存在不平衡，即矛盾过程中的不平衡，就是矛盾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是‘由不平衡性所规定的’，只要大家愿意承认，这里的不平衡具有它所确指的内在本质：多元决定。”(2006：209)阿尔都塞认为，多元决定是指主要与次要矛盾、矛盾的重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不是相互决定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相互转化、共同决定事物发展的关系。虽然他举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例子来说明一个主要矛盾无法一成不变地决定事物发展，而革命爆发要依靠判断社会环境中各种矛盾的聚合统一，但是，我认为阿尔都塞还是忽略了事物发展的动因在于其内在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说过，主要矛盾决定事物的本质，在事物发展中次要矛盾与主要矛盾是相互转化的。多元决定论中大量存在结构主义的统一整体性、精神分析学的能指链等理论成分，其结构的发散性和多元共在的特征比较明显，这也说明了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从“决定论”滑向了“多元论”。
最后，矛盾是“转移”“压缩”和“爆发”的发展过程。阿尔都塞认为，矛盾不仅具有多元矛盾的系统性结构，还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他在总结毛泽东的矛盾观点时指出：“1)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各矛盾之间和各矛盾方面之间地位的变化(我们把这种交替现象叫作转移)；2)对立面在一个真实统一体内的‘同一’(我们把这种‘融合’现象叫作压缩)。但是，这种通过转移产生的主要矛盾，只有通过压缩(融合)才能起到爆炸性的‘决定’作用。”阿尔都塞把这个过程称之为矛盾的“复杂过程辩证法，是作为‘阶段’‘时段’‘时期’而存在的多元决定的和特殊的瞬间，是标志着每个阶段特点的特殊主要矛盾的演变”(2006：206-207)。换言之，阿尔都塞用精神分析学和语言学中的转移与压缩(凝缩)来解读毛泽东矛盾论，并得出了矛盾发展的“三段论”思想。他认为，在众多矛盾中并不能明确区分哪个是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只能看在具体社会情境中诸多矛盾的相互转化。在转化中多种矛盾在某一历史时刻聚集在一起共同对事物发展起作用，在某个矛盾尖锐和突出的时刻就会迎来革命爆发的时机。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就是俄国诸多矛盾转移、压缩和爆发的结果。不过，我认为阿尔都塞的矛盾突变论偏离了革命具体实践，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经验和理论。俄国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的城市暴动型革命道路，而中国革命经验表明，不能照搬革命“爆发”论，中国走出了一条工农为主体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割据的“渐进”革命道路。因此，阿尔都塞的矛盾辩证法一方面来源于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等现代主义哲学，带有系统性和解构性特征，另一方面他的政治经验主要借鉴列宁领导的苏联革命和欧美激进政治，难以摆脱突变论和偶然性的倾向，虽然很大程度上他接受和再阐释了毛泽东的矛盾论，但依然忽略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的主导性及其矛盾发展的渐变与突变的关系问题。总之，阿尔都塞的辩证法思想是在接受和理解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误读性”理论阐释和再创造。
阿尔都塞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也深刻影响了他的学生们，多年之后，巴迪欧、齐泽克等依然延续了对毛泽东《矛盾论》的研究和理论再思考。巴迪欧是“五月风暴”的中坚力量，他深受中国革命和毛主义的影响，1969年创建“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同盟”的毛主义党派。1970年代，他在法国出版的“延安文丛”中有《论意识形态》《矛盾理论》等2部研究辩证法的著作。1978年，巴迪欧看到了张世英的“论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法文版，并为之写了2篇导论，他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依然是矛盾。巴迪欧在《主体理论》《世纪》《共产主义假设》《世界的逻辑》和《真理的内在性》等著作中延续了对中国革命、毛泽东思想及矛盾辩证法的持续关注和研究。
首先，他高度评价和总结了毛主义的辩证法。他用5个基本命题来概括毛泽东的矛盾论，即：所有现实都是过程；所有过程都是矛盾的集合；在矛盾中存在主要矛盾；所有矛盾都是不平衡的；存在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等不同矛盾类型。由此可见，巴迪欧对毛泽东的解读是比较忠实于原著的。其次，他对于毛泽东的“一分为二”思想作了进一步阐释和发挥。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矛盾“一分为二”不仅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而且是世界的本质属性，他把20世纪称之为“一分为二”的世界。1937年毛泽东就曾说：“讲一体分裂为二的见解，是辩证法的基本特质。”(1997：166)1957年，毛泽东提出任何事物都是存在矛盾的，都是可分的，“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2009：333)。或者说，毛泽东认为一分为二是对矛盾，即是对唯物辩证法本质的概括。1962年杨献珍发表“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一文，提出事物既然是一分为二的，那么也是合二为一的。这一对辩证法的理解遭到了毛泽东的质疑和批判，1964、1965年他在3次谈话和讲话中都专门论述了一分为二的思想。巴迪欧基本上是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的，认为一分为二是辩证法的本质。他指出：“在20世纪，世界的共同法则既不是一(Un)，也不是多(Multiple)，而是二(Deux)。这不是一，因为那里并不和谐一致，也没有单纯的领导权，没有统一的上帝。这也不是多，因为这里并不涉及诸多力量之间的平衡，或者各个部门间的和谐。这是二，世界展现为二的模式，这里排除了一致性屈从和组合性平衡的可能性，必须在此做出了断。”(2011：43)
作为激进左翼思想的领军者，齐泽克对毛泽东思想也非常感兴趣，并与巴迪欧交流了对矛盾论的研究。齐泽克对毛主义的关注来自他的老师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米勒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后来参加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研讨班，并成为拉康的学术继承人。他在“五月风暴”中与巴迪欧一样属于激进的毛主义分子，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把马克思主义和阿尔都塞的毛主义因素“遗传”给了齐泽克。2007年，齐泽克把《矛盾论》和《实践论》合并由Verso出版社出版，并写了长篇导言。2011年《立场》(Positions)杂志发表了他与刘康、张颐武、杨慧林等人就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和建设等进行论辩的多篇文章。②
首先，齐泽克高度评价了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和中国革命。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经了两大革命性变革，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即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这两次传承对原始的理论都有所发展和改变：从最先进的国家到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革命发生在错误的国家；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也从工人变成了农民(贫农)等等。毛泽东在这方面成就巨大：他的名字就代表了数以亿计的默默无闻的第三世界的劳动者的政治动员，是他们的劳动创造了看不见的历史发展的‘物质’和基础。”(22-23)其次，齐泽克指出，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在于唯物辩证法。“这就要求我们理解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贡献——他对矛盾观点的精彩阐述，我们不应当只把它们看作是没有价值的哲学工具。”(23)毛泽东的《矛盾论》主要论点集中在矛盾的两个方面，即一个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以及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而其中核心观点在于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分析方面。最后，齐泽克对毛泽东的“否定之否定”思想存在严重的误读。他认为，毛泽东实际上拒绝了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综合，沿着坏的无限性(bad infinity)的道路发展了“否定的辩证法”。具体来说，齐泽克把毛泽东的“一分为二”误解为“不断分裂、无限可分”；把矛盾的分析和综合、对立与统一理解成了只要分裂和斗争，不要综合；把毛泽东的三大规律以对立统一为核心误解为只要矛盾律，不要否定之否定规律；最后，齐泽克还把毛泽东关于矛盾的绝对性、普遍性与矛盾的相对性、特殊性割裂开来，并把矛盾的绝对性误解为永远斗争的“否定辩证法”，进而认为由此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在我看来，这里毛泽东强调的矛盾斗争的无限可分性和永恒性，实际上还是在讲矛盾具有的普遍性及其绝对性。他把毛泽东的矛盾普遍性论述当成了一种新的否定辩证法，这是一种误解。
三、朗西埃的激进左翼文论与毛泽东文艺思想
1960年，《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论文艺》在欧美国家出版发行，引起了法国左翼文艺家和文论家的关注和学习。1974-1978年，英国学者莱恩在《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一章里介绍了鲁迅等国统区进步文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解放区文艺等，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成果。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的阶级性等文艺思想深远地影响了阿尔都塞学派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特别是阿尔都塞、朗西埃、巴迪欧、巴里巴尔等。
阿尔都塞不但提出意识形态主体认同理论，而且丰富和发展了文艺意识形态思想。他别开生面地探索了主体认同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指出文艺具有两种意识形态属性，一种是帮助把个人转化为主体的虚假意识形态，另一种是革命的文艺意识形态，这种现实主义的文艺要把人从虚幻的意识形态幻象中拯救出来，让人意识到阶级幻象并为颠覆意识形态而斗争。他的文艺意识形态论进一步影响了巴里巴尔和齐泽克等人。1974年，阿尔都塞的弟子巴里巴尔和马舍雷研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随即发表《论作为一种观念形式的文学》，探讨了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而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幻象的瘟疫》中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幻象存在，文学、电影、电视、网络等文艺文本是建构人的意识形态幻象的有机组成部分，文艺有着意识形态的幻象功能。
然而，受毛泽东文艺思想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雅克·朗西埃，他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接受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群众路线与人民文艺，另一方面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朗西埃对毛泽东思想的接受和阐释与他在“五月风暴”中的政治活动有关。1966年，阿尔都塞的弟子罗贝尔·黎纳(Robert Linhart)、邦尼·莱维(Benny Levy)等建立了信奉毛主义的马列主义共产青年同盟(简称“共青盟”)，该同盟基本上由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构成，朗西埃也是其中坚人物。“共青盟”比较了列宁与毛泽东的思想。他们不赞同列宁主张无产阶级先锋队建立组织严密的共产党来教育和动员民众，认为这是一种“外部的科学”。而毛泽东思想则认为到人民中去，吸收人民群众的思想而建立一种科学思想，并最终归还给人民。“共青盟”推崇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因此，1967年秋，共青盟发起了青年学生到群众中去、到工厂社区工作和生活的“扎根”(etablissement)运动。他们广泛地开展对底层民众的调查研究，在工人中宣传毛泽东思想，以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成为“共青盟”鲜明的政治特色。“五月风暴”早期，“共青盟”的领导者认为这是一场小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因此没有积极参与，一直到了5月中旬他们才深入工厂和街道进行抵抗斗争。1968年，法国政府取缔了包括“共青盟”在内的11个左翼组织，这导致以邦尼·莱维为首的少数派重新组建了新的毛主义组织“无产阶级左派”，而朗西埃依然是其中核心成员。后来，“无产阶级左派”成为法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影响最大的毛主义团体，1970年他们的机关报《人民事业报》的主编被捕，萨特出任主编并亲自参加游行运动，支持毛主义左派的革命主张。1974年，“无产阶级左派”停止活动，正式解散，但朗西埃与志同道合者又创办了《逻辑造反》杂志，并开始把长达10年左右的对毛主义和激进左翼运动的经验转化为学术研究。“朗西埃开始研究工人档案，编辑出版了《工人的话语：1830-1851》。在‘无产阶级左派’中的政治活动经历，给朗西埃的思想烙下了不可磨灭的毛主义的印痕。”(蒋洪生 24)
回顾这段革命的经历，朗西埃说：“我在20世纪60年代末加入了法国的毛泽东主义小组，这影响了我的正常哲学道路。后来斗争中遇到了挫折，陷入了苦恼，觉得革命失败了，我应该去研究一下工人的自我解放。于是，我就去研究工人的书信、日记、诗歌等。从那以后，我就不能正常地搞哲学了”(2013：72-73)。在激进政治运动和工人研究中，他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了。他把阿尔都塞看作高高在上的指导革命的“教师”，而认为真正的工人运动和激进政治不需要所谓的“引路人”，底层工人和人民可以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阿尔都塞对学生造反的态度是很僵化的。他认为他们本身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局限，搞不来阶级斗争的，必须接受理论训练。这就使得阿尔都塞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很被动。我当时就认为，在革命中必须像毛泽东那样，相信群众的能力。而我认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对普通群众能力的不信任。一句话概括，我与阿尔都塞的主要分歧在于：他认为科学和党在先，理论和批判在先，而我认为应该相信群众的能力在先。”(2013：72-73)于是，阿尔都塞“开除了”朗西埃，并删掉了朗西埃撰写的“读《资本论》”章节。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导致朗西埃与阿尔都塞决裂的思想原因之一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接受和阐释不同。
人民群众在朗西埃的哲学美学中被置换成了另一个专门概念：无分之分。在朗西埃看来，政治的含义就是在共同体中众生平等、共同谋划集体之事。他在《歧义：政治与哲学》中把政治划分为两种，一种治安(或治理)是现有政治制度下作为暴力结构的政权对社会进行阶级和等级的统治；另一种是后政治，即在打破现有政治形式使得无权无名者获得应有的权力。治安是阶级和阶层统治的现实逻辑，而后政治是为无名无分的底层民众谋求政治、社会和感知等权力的革命政治。与治安、后政治的划分相对应，朗西埃也把人民划分为具有两种内涵：一个是治安逻辑下被称之为公民的“人民”，这是看似公平、实质虚假的现有政治系统下被认可的人；另一个是元政治或后政治下的那些实际上不被计算入内的、对于治安逻辑不存在的人，即朗西埃所谓的无分者、无名者、无声者。例如，在古希腊和罗马的政治体系中，自由民可以成为共同体中的人民，但奴隶被认为是会说话的野兽，不算为人，因此奴隶不被纳入共同体的政治之中。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中，工人从名义上算作人民，但实际上根据财产而确定的参政资格就把众多的工人和贫民排除在了政治共同体之外，换言之，工人和贫民依然是不被计算入“人民”之中的非存在。朗西埃认为，在治安体系与后政治体系、“人民”与无分者之间的“计算错误”，即哪些人属于被治安体系认可的人民，哪些属于无声无权者，这本身就是“政治”的含义，也即歧义。“不拥有任何份额的人——古代的穷人、第三阶级、现代无产者实际上只能够作为一无所有者或是作为全体。此外，正是由于无分者的存在，这些一无所有的全体、共同体才以一种政治性共同体存在，也就是说，具有根本争议性而造成分歧的共同体。人民并不是在各种阶级中的一个阶级。它是对共同体造成伤害的错误阶级，也因此而建立了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的‘共同体’。”(2015：23)
朗西埃认为，人民一词是两个相反事物的命名，即民众与民族。民族是指某共同体中共同生活在一片土地上的生命群体，“民众则应该是作为共同体组成部分之增补的人民，我称之为‘对未被计数的计数’”(2014：210)。也就是说，政治实际上是从民族看似自然存在的治安政治下的人民中找出不被算数的“增补”部分，这就是政治斗争。从现有阶级政治体系下的“虚假人民”向应有平等政治下的人民进行重新计算，也就说明了人民概念和范围的变动。例如，在资本主义政治中，赤贫的工人或无产者是被看作会劳作的动物，而不是与资产者一样拥有治理社会权力的“人民”，因此无产阶级就成为一种可以唤醒和凸显工人存在的政治命名。不断地扩大和改动“人民”的内涵和边际，随之就可扩大参与政治解放的范围，这也是中国革命，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中的应有之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和小资产阶级，这就是革命年代最广大的人民概念。随着建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人民的内涵变为不反对政权的，外延是共和国的公民，我们拥有了最为广泛的人民概念。从阶级内涵到公民身份，从工农兵到最广大人民群众，这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通过解放政治逻辑把更多更广大的人计算入人民的范畴。从这个角度来看，朗西埃的无分者及其元政治与中国革命中的人民群众的政治解放是一致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真正的政治在于揭示和解放普通劳工的感性和感知不平等，感性分配的不公直接产生政治的压抑。政治的“歧义”就是要唤醒民众，通过政治、思想、审美和艺术等诸多形式，使得那些没有声音者发声、无分者有分、不存在者存在，在社会共同体中人人平等地分享和分有感性感觉。朗西埃的平等政治诉求也在文艺和美学上体现出来，这就是文学政治论和审美政治论。
在中国革命中，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等人非常重视用文艺的手段来唤醒劳动民众的阶级意识，用人民文艺来锻造无产阶级战士。群众路线和人民文艺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具有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在长期的阶级社会中，劳苦大众并不被重视，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和艺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是封建文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资产阶级文艺，而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则是人民文艺。1944年，毛泽东观看了京剧《逼上梁山》后，写信给编导杨绍萱和齐燕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2002：278)。毛泽东指出，在旧戏和旧文学中，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被描写为小丑，而地主、少爷等却神气十足，“平剧把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写成一个世界，穷人就不算数”(2002：127)。
通过毛泽东对旧艺术反映统治者而不把穷苦群众计算入内的观点，我们可以推论出朗西埃关于无分之分和感性平等论的理论来源了。朗西埃认为，治理体系下的政治逻辑和社会等级会表现和反映在美学和文艺作品中，这种治安政治与文学政治的同质同构性，被他称之为“文学的政治”。换言之，政治是一种根据治安体系下对各阶级和阶层的地位、身份及随之的感知和感受形式的系统安排，而文学艺术则是根据治安秩序对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人民”之感受的反映。“这种对空间和时间的分配和再分配，对地位和身份、言语和噪声、可见物和不可见物的再分配，形成了我所说的感性的分配(Partage du sensible)。政治活动对于感性的分割进行了重新配置。它向公共事务的舞台引荐了新的客体和主体；它让不可见变得可见，让那些曾经仅仅被当作吼叫的动物成为可听的说话生灵。因此，‘文学的政治’这种表述势必包含如下含义，即作为文学的文学介入这种空间与时间、可见与不可见、言语与噪声的分割。它将介入实践活动、可见性形式和说话方式之间的关系。”(朗西埃2014：4-5)换言之，在朗西埃看来，文学的政治不是政治家的文学，不是文学家的政治，也不是文学作品中直接图解政治政策，而是文学文本的内容展现了与当时政治等级同质化、同构化的感性想象和感知图景。在亚里士多德诗学体系中，悲剧展现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学中没有普通民众的地位，也不给他们以发出声音的舞台。朗西埃的这一戏剧平等观听来仿佛毛泽东的戏剧革命观点的当代回响。在朗西埃看来，艺术和审美的革命也是为了打破原有的感性分配的不平等格局，各种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的变迁，其背后存在着审美政治的因素。简言之，朗西埃通过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经验的学习，重视底层工人的革命自发性和文艺创造力，认识到知识分子高贵的理论脱离了群众，也认识到只有在人民群众和人民文艺中才能获得理论的革命和政治的解放之途。
总之，从1960年代至今，在“东风西进”的语境下，以阿尔都塞、巴迪欧、齐泽克、朗西埃、巴里巴尔等为中坚的法国激进左翼文论不断接受和阐释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文艺思想)，促进形成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和当代法国激进左翼文论。毛泽东的矛盾论、群众路线、文艺与政治、人民文艺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被法国左翼当作主要的理论创新资源，有效地渗透进了他们的思想体系和文论实践。阿尔都塞、巴迪欧和齐泽克在持续接受和理解毛泽东的《矛盾论》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了唯物辩证法，其中有正读也有误读。而朗西埃则在“五月风暴”中转向工人研究，深度吸收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和文艺政治观。我们在朗西埃的政治歧义、感性分配和文学政治中，能够看到毛泽东人民文艺的当代回响。当然，法国左翼眼中的毛主义不能完全与中国语境中的毛泽东思想画等号，“东风西进”过程中存在着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正读和误读。
百年来中国不断引进西方美学和文论，西学成为我们建构文化和文学共同体的重要资源。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西方世界中的接受、理解和阐释，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也成为西方左翼文论和美学建构的重要智识支持。在法国左翼文论中的“我们”显然已经不是我们自己眼中的文论了，它经历了理论的旅行和思想的折射。左翼文论中的中国文论话语，无疑也会反过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并更好地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学共同体。
注释：
①根据颜芳的研究，阿尔都塞从1953年开始关注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持续到1985年，达30年之久，并称自己为“半-毛主义”(semi-Maoist)，可见毛泽东思想对于阿尔都塞理论发展的影响之大。
②2011年美国杜克大学刘康教授在《立场》杂志上发表了批评齐泽克的文章“Poeticizing Revolution：iek's Misreading of Mao and China”，齐泽克很快作了回应，并连续写了3篇关于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论文予以答辩，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思想观点。这3篇论文分别是“Reply：What to Do When Evil Is Dancing on the Ruins of Evil”，“Revolutionary Terror from Robespierre to Mao”，“Three Notes on China：Past and Present”，均刊登在《立场》2011年冬季号上，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