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都提出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思想。这是党百年历史的一个重要理论收获，是对长期讲的“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一个结合”的丰富和发展。它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怎样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理论、实践经验和传统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亦即怎样理解“两个结合”，以及“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的关系。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之际，本文以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为例，来谈谈如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新理论上述三要素进行科学定位的个人体悟。
一、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
毛泽东在讲述自己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时曾说，自己在青年时期同许多希望拯救国家的中国人一样，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但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西方的新学在中国行不通。这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先进的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在组织共产党的工作中进一步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他在延安回忆这段经历道：《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对于马克思主义，既要坚定信仰也要正确对待，即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指南，还是照抄照搬的教条。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既是一个异常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不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他讲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初心时曾说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著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读了这些书之后，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样就“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于是，“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将《共产党宣言》等的内容归结为“阶级斗争”四个字，这个提法可再斟酌。但就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一根红线，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分析阶级社会的主要方法而言，不能不说，他抓住了问题的根本。特别难得的是，他能从中悟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说明他自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始，就不把这些书上写的东西当作教条，而是真正看作行动的指南。这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也是他能脱颖而出成为我们党的领袖的一个重要特质。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党内存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亲历了大革命后期的严重挫折，也饱尝了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艰难困苦。针对这“两化倾向”（也就是本本主义），他在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尖锐批评那种“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唯书”观念，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观念在里面。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段话虽然是在20世纪60年代发现此文后增补进去的，但这个思想是原著所阐述的。这就是说，在我们党诞生后不到十年的幼年阶段，就已有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雏形。
中共中央到达延安之后，为了清算王明教条主义的危害，肃清其“左”倾路线的影响，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通过对此前党所经历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即大革命前期的胜利和后期的失败，土地革命战争前期领导武装起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胜利，中后期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被迫战略转移进行长征）经验教训的总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阐发了一定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思想。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在批判过去中央领导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的危害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意义。他提出了全党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随后，他又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这些理念进一步明确我们党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
在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关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进一步成熟。他更加严厉地批判教条主义，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他抨击教条主义，指出一些同志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很会的，但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分析与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则是不会的。他们学习马列理论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列的。这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论。后来，在党的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他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经过四年整风运动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全党普遍确立了科学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观。
作为整风运动理论结晶的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以党的重要文献形式提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随后召开的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
据此，能否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的呢？这个答案虽不能简单化地说“错了”，但应当说不周延、不全面、不精准。因为在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不少，却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创造出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拯救中华民族和改造中国社会的科学理论。再则，从上述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可以了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态度，实际上就是两种马克思主义观。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不可能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简单的回答，完全没有点到“穴位”。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作为科学指南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历史过程，充分说明只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
二、中国革命和建设丰富经验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本源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讲过：我们党中央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国大多数人民要求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从外国送来的吗？也不是。它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1963年5月，毛泽东又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沿着毛泽东的这个思路，我们同样可以提问：毛泽东思想——这“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和政策”，“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是从哪里来的？前面说了，它的理论来源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这里又强调正确的思想“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这两者是什么关系？怎样理解社会实践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简言之，这里讲的是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问题。如果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那么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则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本源。
对这个特别重要的理论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解读。
第一，毛泽东一生都致力于研究中国实际，非常注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丰富经验的总结。
还在青年时代，他送走一批又一批学友“出洋”，自己却执意留在国内，尽管这对他后来也有另一方面影响。那时他觉得：作为中国人，要在现今世界上尽点力，不可不对中国这个地盘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在一浪高过一浪的留洋潮中，他能作出如此冷静的选择，已显出他具有非一般人所有的高远志向。有如前述，他在读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后，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就去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国共合作和武装斗争等第一线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希望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他回答道：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霹雳一声暴动，他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队伍攻打长沙失利后上井冈山开辟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引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他提出，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表明，他已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跑者。
在党的幼年时期，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多次遭到执行错误路线的中央领导拒绝。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他成为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党的历史实现伟大转折。到达陕北延安后，党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了更为深刻和完整的认识。特别是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错呈现的极端复杂局面的斗争本领，积累了异常丰富的实践经验，使我们党对“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动力、对象、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认识得到了深化，党的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走向成熟。《新民主主义论》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基本建构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体系。它包括中国革命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等诸多内容。这个理论是对建党以来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它发表后，延安的思想理论界认为，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著作“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最好的体现”，是“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此后，党中央的领导人开始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称谓，概括毛泽东思想的内容，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的作用是什么？就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来总结中国革命丰富的实践经验，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学会“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四年整风运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解决了这个问题。作为整风运动理论结晶的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作了全面深刻总结，对提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创立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共识。党的七大决定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实行“第二次结合”，毛泽东思想得到了丰富和发展。这样，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丰富经验的总结也就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本源。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说明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丰富经验的总结，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本源问题。
我们就以毛泽东《实践论》中的道理来加以论述。毛泽东指出：列宁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它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人们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真理的标准也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在创立时也主要来源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是对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全民族抗战开始后，既有了延安相对安宁稳定的环境，也为了获得抗战胜利之道，毛泽东开始集中精力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先后写出包括《实践论》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著作。他在那时就非常感叹：“中国的斗争如此丰富，却不出理论家！”也正是通过整风运动之后，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不仅认识到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上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有创造性的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且认同了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硕成果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念——毛泽东思想。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史上第一次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就宣告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思想主要源于对中国革命丰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起的作用，就是为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和历史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为正确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提供如恩格斯所说的进行科学研究使用的方法。
第三，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和相关文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位。
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表述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形成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位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随后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对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和定位作了完整表述，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十五大对毛泽东思想内涵的表述仍然维持党的十二大的内容，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但是在提出党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时的表述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正是有了党的十五大这样的表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制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也有这两种表述。讲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时的表述是：“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讲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丰富和发展，对其定位的表述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这里，三个历史决议和相关文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位表述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经常听到一种提问：对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表述，有的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有的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我以为，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不同表述，主要与其前后语境有关，为避免语义重复是一种考量。如果要讲区别的话，“中国实际”比“中国实践”的外延要宽些，既包括现实的，也包括历史的。现实的实际为直接的实践经验，历史的实际为间接的实践经验。不过，不少人是混用的。但不管用哪种表述，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这是无疑的。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文化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和第三个历史决议提出的“两个结合”思想，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底蕴。前面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是首个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新理论。这里继续讲第二个相结合：毛泽东思想实际也是首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理论。我们也从三个维度来分析。
第一，毛泽东一生酷爱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主要缔造者。
党的百年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凝聚了不少谙熟中国传统文化的有识之士。但在过去党的领导层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得最好、成就最为突出者，非毛泽东莫属。
毛泽东从小就博览群书。他不仅用心攻读过“四书五经”等经典古籍，还读了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思想家的著作，以及浩瀚的二十四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116卷《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和郑观应等人的近代时政著作。他在上中学时写的论商鞅变法的习作，被老师嘉奖为“才气过人，前途无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毛泽东的过人才气，并非天生的。他不是书香门第或官宦世家出身。他的才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谙熟，完全是靠勤奋获得的。他的传统文化深厚根基，主要是在青年时代奠定的。
毛泽东酷爱古籍，但不拘泥古籍。他不断用马克思主义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为革命事业服务。这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实事求是”的新解。“实事求是”本是古代中国的一个成语，其本意是讲治学态度，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正确认知。毛泽东在投身中国革命后，不断使实事求是思想成为改变中国命运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抗战期间，他经常引用这个广为人知而又容易理解的成语，来讲述共产党的思想作风、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给这个千年前的古典成语赋予新的含意，指出：什么是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此后，“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通俗表达。这就是毛泽东化古为今之妙用，也是他的点石成金之术。中国文明数千年，古典成语万万千，但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金句的成语，无出其右者。“实事求是”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代名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1943年6月，共产国际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便于各国共产党根据各国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宣布解散。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决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思想、道德的继承者，也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倡导者、缔造者。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不是复归中国旧传统，而是要大力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就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新国家里，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还要有新文化。前面讲到的《新民主主义论》，为缔造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篇著作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内涵，指出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即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坚持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带有民族特性的、革命的民族文化。所谓科学的，即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客观真理、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文化。所谓大众的，即是民主的、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并逐渐为他们所掌握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个新文化的称谓——“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被与时俱进地赋予时代的要求，不断地丰富其内涵，一直沿用到现在。
第二，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以其作为指导思想；同时又是吮吸中华文明的乳汁成长的，不能不担当中华文明的传人。毛泽东不仅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而且在二者相结合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土化、大众化的过程中，提出了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文化极其丰富，但这些文化主要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因而异常庞杂，精华和糟粕并存，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毛泽东虽然酷爱本民族传统文化，但态度一直鲜明，决不会不加区分地兼收并蓄。他指出：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有很多好东西，但也有许多毒素和糟粕。这些东西对于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必须抛弃。清理古代文化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里讲的“封建性的糟粕”，就是那些毒害青少年、毒害人民的迷信文化、腐朽文化、邪恶文化、厚黑文化和反动文化等；“民主性的精华”，主要是那些属于“真、善、美”，对人民有益无害的文化；要发展的“民族新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这样的新文化，无疑是提高民族自信心、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
——批判改造，推陈出新。对于“封建性的糟粕”要抛弃，对于“民主性的精华”是否就可以照抄照搬呢？非也，必须进行改造，“批判地继承”。毛泽东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有区别地加以利用”。这也就是他讲的“推陈出新”。怎么“批判地利用”或“推陈出新”？他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在延安时期，他对孔夫子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一方面，他认为孔子出身贫寒，办过多年的学校，著有《春秋》这样的历史著作，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培养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大贤人，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音乐家。“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对其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分析，加以更多的批判。毛泽东对孔子的这种分析，为“批判地利用”历史文化中的“民主性的精华”指出了方向。
——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毛泽东在延安时提到古今问题说，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这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只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毛泽东提出厚今薄古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他认为，尊重历史，“不是颂古非今”，“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使之“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1964年9月，他在一个批示中提出“古为今用”思想。厚今薄古，虽不是他提出的，但是根据他的思想作的概括。很长时期以来，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成为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百花齐放”出自清代章回小说《镜花缘》。毛泽东用此语比喻，提倡艺术上应有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他在多次会上说：文艺界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100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来是说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展开争论，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后世称这个时代的学术氛围为“百家争鸣”。毛泽东用此语也是来比喻学术上的不同学派应当自由争论。他说：“百家争鸣”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现在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有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基本论断，为我们党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基本原则。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作出的评价：“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三，毛泽东著作浸润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墨香。
毛泽东既是推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政治领袖，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与伦比的文化宗师。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有许多独特创造。这里不论及毛体书法和毛氏诗词推陈出新的惊世创造，单讲他的文章风格，同字如其人、诗如其人一样，也是文如其人，洋溢着天马行空的才气、豪气、灵气、神气和王者之气，令人叹为观止。
——创造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还在全民族抗战初期，毛泽东就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共产主义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的新思想，一定要通过民族形式来表现。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风。它体现在毛泽东的文章中，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高屋建瓴，气势恢宏。他在早年求学时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写道：“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那年他20岁，刚出乡关进省城，就有这样的抱负，很了不得！12年后，被选入《毛泽东选集》开篇之作的开篇之语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体现出非凡气势！不是非凡政治家，谁能有这种高屋建瓴的非凡之言？！二是文野相济，雅俗汇融。中华传统文化，可分为主流经典文化和非主流草根文化。毛泽东不仅熟悉经史子集等主流经典文化，而且对非主流的草根文化也充满浓厚兴趣。许多历史故事，无论是经史子集中的还是野史杂书中的，他都能如数家珍地娓娓道来。三是叙议画龙，用典点睛。凡是文章大家，写的文章不仅要让人家看得懂，更重要的是让人家看得有味，有文有质，深刻生动。毛泽东叙事议理很讲逻辑，明白晓畅，清澈碧透。凡能用典能使文章更生动、更入神的地方，他能顺手拈来一个典故，使所画之龙“点睛”飞天。从而，文章就有灵动感。所谓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毛泽东用活了。
——创造了哺育一代又一代广大干部群众的新文体。毛泽东独特的文风，形成独特的文体，一看便知是“毛文”。它的特点是，既能将深奥的学理化成妇孺易懂的大白话，又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既能纵横捭阖、辨析剥离，又能汪洋恣肆、磅礴“收官”。比如，《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通过驳斥美国白皮书，叙述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中国人民不断斗争直至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历史，总结出两条历史发展的逻辑和定律。一是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即“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另一条是人民的逻辑，即“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他作出结论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一篇4000多字的政论文，通过概述中国近代史讲解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将阳春白雪的高深理论化成下里巴人能听懂的通俗白话，居然装了一本教科书的容量。也只有毛泽东有此本事！直到现在，人们还不断袭用这个“毛体”，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新人！
——创造了许多广泛使用和长久传播的名言金句和新文辞。毛泽东作为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宗师，不仅创造了新文风、新文体，还创造了许多闻名遐迩又朗朗上口的名言金句，成为广为传颂的新词语。以“老三篇”为例。《纪念白求恩》写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里的两个“极端”和“五个人”，从此成为党的先进性的标杆。《为人民服务》是他纪念警卫战士张思德的讲演。此后，“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座右铭，也成为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终身佩戴的徽章。《愚公移山》是党的七大闭幕词，讲了古代寓言“愚公移山”故事。这个寓言也成为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强大精神力量。
四、答疑辨析与体悟初论
上面讲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渊源，能否说毛泽东思想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不能这样轻率地说。
第一，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整体而言，是属于两种文化观、历史观、世界观。
比如孔孟儒学，就其世界观、历史观、文化观而言，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它也有由初始的进步走向反动的历史过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乏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但绝没有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也绝不可能从中总结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这些理论的诞生是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紧密联系一起的，根本不可能从中国本土的封建历史文化中产生。没有资本主义的时代底蕴，没有上述基本理论的伟大发现，就不可能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能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先进分子也不可能找到改变近代中国衰败命运的真理，不可能获得拯救濒临危亡的中华民族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传统文化，即使它的优秀精粹也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个理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
第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没有任何一个是源自中国传统文化。
党的百年历史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有两次重要概括。先看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的概括。他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具体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些理论与政策都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再看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概括。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多方面的内容，就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理论。此外，还有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条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些理论内容，都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
第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是摒弃糟粕、批判继承其精华的关系，不是什么理论来源关系。
我们说毛泽东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旨在说明毛泽东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来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经过批判继承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丰富营养，并非说它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绝不能混淆。有人问，上面所述的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不就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吗？“实事求是”概念无疑是传统文化，但其内涵完全不同了。“实事求是”典出东汉班固的《汉书》。汉朝皇帝在河间地区（今河北省河间市）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称赞其“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意是讲治学态度。前已指出，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它作了全新解释，要求我们“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给这个千年前的古典成语赋予新的含意，用它来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质，将其提升到思想作风、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的高度，特别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通俗表达，这与班固赋予的内涵不能同日而语。为理解这个关系，也可打个比喻，有如“旧瓶子装新酒”。传统文化是“旧瓶子”，它不可能成为“新酒”之源，只是装新酒的容器。“新酒”是根据新的食材和新的技术和方法酿造的，与那个“旧瓶子”不存在造酒来源关系。因此，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资源，而不能说成是理论来源。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讲到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时，指出：这两大理论成果，“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这是党中央主要领导人首次明确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具有的三个要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20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制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又提出“两个结合”思想，也是讲的这三者关系。综上所述，就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和发展而言，马列主义为其理论来源，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为其实践本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其文化资源。
石仲泉（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