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远征记》是研究19世纪下半叶琉球王国的一份珍贵史料。从中我们能够看到，琉球极力保持其在东亚封贡体制中的外藩属国的身份，以接受册封和朝贡贸易的方式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并以对中华文化的接受和传承，来保持身份和价值的认同。另一方面，琉球被迫忍受日本萨摩藩的严酷压榨和控制，还要努力维持其对外仍是独立国家的表象。从佩里舰队的观察和记述中可以感知：当时琉球的“主权”在中国，“治权”在日本――但是中国的这种“主权”，是封贡体制内所特有的、宗主国对藩属国的象征意味浓厚的权利，而日本的“治权”，则是在幕藩体制下通过萨摩藩在琉球的“领事”、“驻军”等直接控制来强力实现的；琉球的自我定位是：琉球是中国的“外藩”，日本是琉球的“近邻”。但是，前者更多地是一种文化和价值的自觉认同，后者则是对外所表现出来的无奈的、虚假的“认知”。琉球与中国、日本这种尴尬的“两属”关系，虽然是当时琉球地位的真实状态，但是“两属”的性质截然不同。而佩里们对琉球地位所表现出来的疑惑不解，不仅源自日本萨摩藩所采取的隐蔽控制政策，更源自西方人对东亚世界特有的封贡体制缺乏认知。
关键词：《日本远征记》 佩里舰队 琉球 日本 萨摩藩 中国
一、实像与虚像：佩里舰队对琉球的初步认知
1853年7月8日，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舰队进入江户湾，要求与德川幕府谈判，商讨开关通商事宜，这便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黑船事件”。1854年2月13日，佩里再度率舰队到达日本，幕府被迫接受开国要求。日美双方于3月31日在横滨签署《日美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由此，日本结束锁国，幕藩体制逐步瓦解，日本历史开始走向近代。佩里舰队返回美国之后，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提交了远航日本的官方报告，即《日本远征记》（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①]该报告成为研究佩里舰队和日本开国的重要资料。同时，《日本远征记》也为琉球王国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
实际上，1852年11月，佩里舰队从美国本土出航后，经大西洋、印度洋，过新加坡、中国的广东和上海、以及琉球、小笠原群岛，最后才抵达日本。1853年5月26日，佩里舰队第一次于琉球那霸港靠岸，在当地进行补给。这期间，舰队人员对琉球进行了各种考察和勘察，佩里本人还拜访了琉球王国的王宫首里城。自此算起，佩里舰队先后五次到访琉球。[②]舰队在琉球设立加煤站，获取粮食。琉球成为佩里舰队的后勤补给基地。在与日本德川幕府签约之后，佩里舰队归国途中最后一次停泊那霸港，并与琉球王国缔结《琉美修好条约》，那霸从此作为商港开放，琉球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转折。
佩里舰队在琉球几次停留期间，佩里及其随行人员对琉球的风土、人文、自然、地理，以及琉球王国的内政外交尤其是对琉球与中国、日本的关系等加以考察，以西方人的视角留下了较为真实的记录。这些记录或被收入《日本远征记》，或以其它题名和方式出版。[③]这些记录对于研究和了解十九世纪下半叶处于风雨飘摇中的琉球王国，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佩里舰队之前关于琉球的航海记述的主要著作有：其一，英国著名航海家巴兹尔·霍尔船长（Captain Basil Hall）曾于1816年到访琉球，他将自己在琉球的见闻经历写成《朝鲜西海岸及大琉球岛航海探险记》(Account of a Voyage of Discovery to the West Coast of Corea and the Great Loo-Choo Island in the Japan Sea)一书。[④]。此书于1818年在伦敦出版，堪称是西方英语世界中第一本对琉球群岛和朝鲜半岛加以详细描述的著作。该书出版不到两年就被翻译成荷、德、意等文字，英译本也再版多次。西方对琉球最初的印象多来自此书，佩里舰队人员同样概莫能外。[⑤]其二，佩里舰队事先了解琉球的另一本著作，应当是时间更接近的《琉球与琉球人——1850年10月探访琉球纪行》（Lewchew and the Lewchewans, being a Narrative of a Visit to Lewchew, or Loo-choo in October, 1850）。此书的作者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中文常译作施美夫）是著名的英国圣公会来华传教士，在香港活动时间较长。佩里舰队对琉球的称呼采用与以上两部著作同样的“Lew Chew”这个来自中国广东方言的发音，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佩里舰队对琉球与中国、日本关系的最初认知。另外，佩里舰队经由广东到达上海，然后东渡琉球。到达广东沿海时，佩里舰队曾于香港、澳门、广州等地短暂停泊，他们对中琉日关系的考察实际上已经由此开始。佩里舰队到达琉球之前，通过以上渠道所得到的关于琉球的信息呈现实像与虚像并存的状况。《日本远征记》中曾引用过乔治·史密斯关于琉球与中、日关系的记述：
总体而言，最具可能性的观点是这样的——琉球是一块被日本用于移民拓殖的殖民地，琉球人的外貌、语言、风俗习惯皆与日本联系紧密。更重要的是，琉球人的文明成果和文献典籍来源于中国。琉球的政府实际掌握在亲日的士族权贵集团手中。士族权贵集团极其畏惧近邻日本，他们视日本为一旦有需要时可以寻求保护的对象，而非中国。这里面有历史传统的原因。二、三百年前，当时中国还是由明朝统治，中国和日本之间曾爆发过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源于中国试图将琉球从日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使其具有独立王国的尊严。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历代琉球国王即位，都需要得到中国官员的正式册封。中国的册封使臣从福州出发，渡海来到琉球。同时，琉球的朝贡船也每两年一次驶向福州，去向中国皇帝进贡。大约二百年前，鞑靼人（即满族人）入侵中原，异族王朝开始统治中国。有三十六个家族不愿改风易俗接受鞑靼人的统治，于是集体移民到琉球。这三十六个家族的后裔在琉球启蒙教化百姓，并渐渐融合到了琉球当地人中间。[⑥]
乔治·史密斯的记载存在各种显而易见的错误。他弄错了明代万历年间中日战争的原因，对“闽人三十六姓”到达琉球的时间和原因也出现错误。不过，乔治·史密斯却较为准确地记述了琉球与中国之间的宗藩朝贡关系和文化影响。对于西方人来说殊为难得。这样的记述也会影响佩里舰队人员对琉球的认知。
巴兹尔·霍尔的《朝鲜西海岸及大琉球岛航海探险记》对佩里舰队人员影响最大。因而在《日本远征记》中，包括佩里本人在内的多位执笔者，常将他们见到的琉球王国真实情况与《朝鲜西海岸及大琉球岛航海探险记》一书中记述的情况加以对比，结果发现此书虚实交杂，错误不少。不知出于何因，巴兹尔·霍尔将琉球做了很大程度上的美化。山口荣铁也指出，霍尔将琉球描述为一个人间的伊甸园，琉球的居民纯洁如孩童，对待陌生的外人善良而真诚，从不欺诈，与金钱有关的争斗和罪行与他们无缘。[⑦]1817年，巴兹尔·霍尔航海途经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Saint Helena），顺道拜访了被流放到此的前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Napoleon）。霍尔向拿破仑讲述了琉球人“爱好和平”的性格，结果拿破仑当场表示不相信：“没有战争？这不可能！”[⑧]佩里舰队人员对此同样持怀疑态度。当他们亲自对琉球岛做了考察之后，《日本远征记》一书中对霍尔的记述作出评价：“霍尔大佐对琉球人抱有浓厚情兴趣，但其记载未必真实。”[⑨]因为美国人在岛上不但找到了琉球三山时代城防堡垒的废墟，而且还见到了琉球人对日本火器的熟悉，甚至听说了岛上有日本驻军的传闻。
可见，佩里到达琉球之前，西方航海家特别是英国人的关于琉球的航海记录，虽然内容丰富但却真假实虚并存，佩里舰队到达琉球之前，头脑中业已储存了这些以往航海记述的背景知识，在后来的实地观察体验之后，又得到了相对客观准确的琉球印象。
二、“日本领事”和“日本驻军”——佩里舰队眼里的琉萨关系
1.“日本领事”
1853年5月26日，佩里舰队到达琉球那霸港外，《日本远征记》中对琉球与中国、日本的关系做了颇为客观的记述：
琉球的归属一直存在争议。一派观点认为，琉球在日本萨摩藩治下。另一派则相信，琉球属于中国。不过，具体情况可能是这样——在实际归属层面上，琉球差不多的确属于日本管辖，但同时琉球对中国保持着某种从属关系。因为毫无疑问，琉球一直坚持向中国朝贡。而且，琉球的语言、风俗、法律、服饰、道德、伦理，以及贸易往来，所有的一切都能证明其与中国的关系。不过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说到。[⑩]
佩里舰队在琉球期间，的确搜集到了足够多的证据。他们在相信琉球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察觉到了琉球遭受日本控制的迹象。在佩里舰队抵达琉球第二天的5月27日，舰队人员发现有几艘船驶出那霸港，向北开航。这几艘船从佩里舰队旁驶过时，还近距离仔细观察了美国军舰。佩里舰队人员相信，这几艘船是被派往日本报信的。[11]
5月30日，佩里舰队派出四名军官，率四名船员、四名中国苦力组成一支十二人的考察队，携带武器（美国人称用于防身或打猎）登上琉球岛，进行深入岛屿内部的徒步考察。琉球当局派官员陪同他们考察，名为向导，实为监视。在岛上，舰队考察队发现一处看起来相当体面的屋舍，房屋的主人与陪同佩里舰队人员考察的琉球官员一道，礼貌地邀请考察队成员进屋做客。主人招待考察队成员喝茶，但由于语言不通，双方并无更多交流。喝过茶后，考察队继续上路。而考察队里的中国苦力却告诉美国军官——那个房屋主人的身份其实是“日本领事”。[12]《日本远征记》中此处原文为“Japanese Consul”，这显然是美国人头脑中对此人角色的理解。我们认为，这位所谓的“日本领事”实际上应是萨摩藩派驻在琉球的“在番奉行”。
早在琉球被日本萨摩藩侵略后的当年，即1609年，萨摩就在琉球安排“奉行”，此为最初的萨摩的“奉行”。1631年，萨摩正式派驻“在番奉行”和“冠船奉行”，直到1872年明治政府设立“琉球藩”为止。“在番奉行”任期一般为三年，其在琉球的馆舍称为“假屋”。佩里舰队考察队员进去喝茶的这座体面的房屋，大概正是“假屋”。关于“在番奉行”，日本学者宫城荣昌认为：“在番奉行的职务中，以监视（琉球王国）内政和督励进贡贸易最为重要。”[13]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在番奉行的工作，主要是监视王府的政治、外交，并向萨摩藩呈报异国船只来航始末等。”[14]
据日本史料记载，佩里舰队逗留琉球期间，萨摩驻琉球的在番奉行忠实地履行了职责。萨摩在番奉行乡田中兵卫、谷川次郎兵卫和警备川上式部，自嘉永六年六月十二日（1853年7月6日）起即开始以很高的频率定期向萨摩藩呈送报告书，密切汇报佩里舰队在琉球的全部动向。这些报告的详细程度令人惊讶，不但对佩里舰队的人员、装备、每日行迹记录准确，而且精确到琉球方面向佩里舰队提供的每一斤煤炭、每一头牲畜、每一斤粮食蔬菜补给，报告书中全部列有详细的表格。佩里舰队赠送给琉球方面的礼物，更是毫无遗漏地被在番奉行记录在报告中。而佩里舰队与琉球方面谈判交涉时的一些具体内容，也完完整整地出现在了在番奉行的报告书里。比如当佩里向琉球官员提出要以美国外交特使和舰队司令身份前往首里王宫拜访时，琉球官员以“国王年幼、太后重病不能受到惊吓”为理由进行搪塞。这样的谈判细节也被在萨摩番奉行原原本本写入报告书。至于琉球方面写给佩里舰队的一些官方信件，还有佩里舰队方面的回复，竟然也被原文照抄在了这些报告书中。比如佩里舰队第五次到访琉球期间曾发生一起影响恶劣的刑事案件，一名美军水兵在那霸酗酒滋事，强闯民宅逼奸琉球妇女未遂，遭义愤填膺的琉球百姓追打，慌不择路间落水身亡。佩里舰队与琉球当局就此案进行了复杂的交涉和外交文书往来，最终以琉球当地司法审判的方式，在偏向佩里舰队的立场上解决了此案。而琉球当局与佩里舰队所有往还文书，最终全都成为了萨摩在番奉行的报告书内容。[15]
在佩里舰队五次到访琉球期间，在番奉行的报告书大约平均每十天一份，呈交萨摩藩作为对美交涉的情报参考。这些报告中没有提及情报的来源，也没有记述在番奉行与佩里舰队人员的正面接触。但是，以如此高的效率，如此准确地收集佩里舰队和琉球王国双方往来接触的情报，如果不是通过对琉球当局全方位的严密控制，以命令的方式直接获得情报，恐怕是难以做到的。
所以，那几艘驶离那霸港去日本报信的船，恐怕正是这位“日本领事”派出去的。而他请考察队员们喝茶，原因应该亦不会仅仅是出于礼貌。经过这次亲身接触，他从佩里舰队考察队员们身上窥出了何等虚实，我们无从得知，但日本与琉球的关系，确切说是萨摩藩对琉球的操控，由此可见一斑。
2.“日本驻军”
当时，佩里舰队考察队临时分为两个小队，分头进行考察。两个小队约定，考察结束后在岛上某处会合。其中一个小队来到会合地点时间稍早，为给另一个小队指示方向，带队美国军官朝天鸣枪，发出信号。当时有上百名琉球居民在四周围观，他们非但没有受到惊吓，反而对此流露出浓厚兴趣。琉球人对美国军官手中的枪支大为好奇，原因是他们从前只见过来自日本的火绳枪（即“铁炮”），并没有见过更为近代化的西方火器。美军步枪是后膛装弹，这令只见过前膛装弹日本火绳枪的琉球人大开眼界。同时，美军考察队员还发现：
他们（琉球人）对黑火药很熟悉，也会使用短剑。但是，在我们的考察中，我们在琉球却没有发现哪怕一件武器。据说，在那霸和首里都有日军士兵驻扎，不过我们没有见到。如果真有这些日军驻扎，他们应该是小心地将自己隐藏起来了。[16]
在琉球没有发现武器的原因，主要是萨摩藩对琉球人持有武器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事实上早在1522年，尚真王即颁行“刀狩令”，没收了琉球全国的兵器。琉球王国的武备从此一直松懈和落后。但日本萨摩人在琉球携带刀刃却似平常。如1576年出使琉球的萧崇业“归言琉球有日本馆，群聚数百人，待封使之舟，转与为市，其人出入挟利刃，琉球心慑之”[17]1606年夏子阳出使琉球，回国后“言日本近千人露刃而市，琉球行且折于日本矣”[18]到了1609年萨摩侵琉后，萨摩藩清点琉球的武器，发现琉球竟然只有五百张弓、三百支枪、三百领甲胄以及若干刀矛。1611年9月，萨摩藩同意放还被掳的尚宁王时，曾强迫尚宁王签署臣服于萨摩的宣誓文和由萨摩实际控制琉球的15条规定。据此，萨摩藩直接派遣官员，测量分配田地，划清国界，制定赋税，迫使琉球向萨摩纳贡。萨摩藩还强行收缴琉球人的武器，连生活所需的铁器也严加限制。1613年9月24日萨摩藩更明令在琉球实行“兵具改”，通过武器统制来严厉管理琉球人持有武器。真荣平房昭指出：“与日本社会相比，琉球的武士也不携带刀具，这种非武装特征的根本原因在于萨摩藩强力的武器统制政策。这种被非武装化的琉球社会的特点，后来也引起了佩里提督的注意。”[19]
《日本远征记》中还引用了已经在琉球生活多年的英国传教士伯德令的话，以此证明萨摩藩军队在琉球的驻扎。
1845年9月9日，伯德令随英国皇家海军舰队从朴茨茅斯出发，次年1月到香港，4月30日到琉球那霸港，在护国寺上陆传教。滞留琉球的八年间，伯德令进行医疗活动，教授松景慎（仲地亲云上纪仁）种牛痘的方法，并将《圣经》译为琉球语。1847年10月，伯德令参加尚育王的葬礼，与法国传教士发生冲突并斗殴，遭琉球当局监视。佩里舰队来到琉球，与琉球当局谈判开港通商事宜时，伯德令参与了谈判。《日本远征记》对此多有记载。随后他与佩里舰队离开琉球，前往美国定居。[20]由于在琉球生活长达八年，伯德令对琉球的情况相当熟悉。《日本远征记》有如此记载：
（伯德令说：）“那霸城里有日本驻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日军会公开显示他们的存在。因为琉球人是一个不喜欢战争的民族，琉球人没有任何武器军备。然而，伯德令神父有一次偶然亲眼见到，一些日本驻军士兵在擦拭他们的武器。[21]
日本驻军掩饰自己的存在，其目的非常明显。自萨摩侵琉之后，为了能从琉球对中国的朝贡贸易中获利，萨摩藩一直精心掩饰对琉球的控制。岛上一切有日本年号、日文标记等物品必须被严格收藏。据东恩纳宽惇所述，萨摩要让琉球看上去完全是中国的附庸，每当中国的册封使到达琉球时，在琉球的所有日本人都被萨摩藩严令不许露面，无论是姓名还是服饰，所有的方面都不能显露出日本的风俗，但是暗地里却严厉监视和控制着琉球。[22]此外，《日本远征记》还记载：
这些年来，在伯德令神父与琉球当局的所有接触中，每一次都有至少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在一边旁听，显然他们的任务是管理伯德令与琉球官员的会面，以及监督控制琉球官员。伯德令神父推测，这些人是日本官员。[23]
可见，《日本远征记》中的记载，不仅反映了萨摩藩在琉球驻军(或其它武装人员)的事实，也从侧面映衬出琉球与日本的真实关系。
三、“主权”与“治权”——佩里舰队对琉球地位的认知
1.“主权”、“治权”与“外藩”、“近邻”
如前文所言，到达琉球之前，佩里舰队人员已经对琉球与中国的关系有了最初的认识。《日本远征记》中较为准确、扼要地记述了琉球的历史，从天孙王朝到三山时代均无遗漏。[24]书中还明确指出了这些记述的来源——“Chow-Hwang”的著作。
“Chow-Hwang”指的是清代琉球册封使周煌。[25]出使途中，周煌留意当地掌故，随手记录，回国后又参阅大量史籍，整理编辑，手写成书后进呈乾隆帝御览。该书即《琉球国志略》。《琉球国志略》最初乃清代内府收藏的抄本，另有清代的刻本多种。[26]或是佩里舰队人员在中国广东或上海停泊时，得到《琉球国志略》，亦或是佩里舰队在当地聘用的中国人携带《琉球国志略》上船，从而使该书成为佩里等人了解琉球历史以及琉球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来源。
以《琉球国志略》等书籍为认知来源，结合佩里舰队人员在琉球的实地观察与思考，《日本远征记》提出了其对琉球与中国关系的看法：
周煌所写的与我们所看到的一样，这个岛屿（指琉球群岛）目前的主权属于中国皇帝。不过令人难以做出准确判断的是，琉球分别与中国和日本之间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琉球每年都有朝贡船前往中国，这似乎是个事实。但琉球的官员并非中国人，而且尽管那些受过教育的琉球人都会说汉语，但是这个国家日常使用的语言也并非‘天朝上国’中国的语言。日本对琉球有某种程度上的实际控制，对此我们所能评价的，就如同后来当佩里司令官阁下与日本幕府方面就订约问题交涉时，日本方面的谈判代表所告诉我们的那样：“琉球是一个遥远的属国，日本对那里的控制权有限。”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琉球的大部分海外贸易要通过日本船只来进行。那霸官员[27]曾写给佩里司令官阁下一封书信，这封书信的某些摘要部分足以从琉球人自己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从明朝起，琉球就光荣地成为了中国的外藩属国。每隔一段时间，中国会派来使臣，册封我们的国王；我们也会派使者去中国，献上我们所能筹集到的全部贡品。我们的国家每当发生重大事件，都要去向中国皇帝陛下报告。无论何时，只要我们遣使去中国朝贡，我们都会在中国趁机采购丝绸和茧绸，我们需要这些原料来为官员制作长袍，为我们自己制作小帽。我们还会在中国采购药材和琉球需要的其它物品。如果在我们的贡品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也会通过吐噶喇列岛与近邻进行贸易。我们用自己出产的黑糖、酒、芭蕉布以及其它物品去做交换，换来的物品有一些还被作为贡品运去中国。”这里的“近邻”指的正是日本。[28]
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首先，琉球的自我定位，是东亚封贡体制中“天朝上国”中国的外藩属国，作为一个孤悬海外的岛国，主要依靠与中国和其它国家的海上贸易维持生存发展。无论琉球多大程度上受制于日本萨摩，其对身份的这种自我认同和表述十分明确。在佩里舰队的观察中，中国对琉球内政并未直接干预，但琉球深受中国的影响。在那霸官员给佩里的书信中，更是反复强调这一点——琉球多年来与中国保持封贡关系，朝贡贸易是封贡关系中的一部分；而琉球与日本的贸易关系，则主要是邻国间的贸易。可见，琉球仍坚持将自己与日本的关系定位为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而琉球对自己与中国的关系定位，则是东亚封贡体制中“属国”与“天朝上国”之间的关系。
基于此，《日本远征记》认为，琉球的“主权”属于“中国皇帝”，而日本则对琉球进行一定程度的“实际控制”。“主权”与“治权”呈现脱节和乖离的矛盾状况。
其次，日本并不愿意放弃在琉球的利益。当佩里与日本德川幕府谈判，就那霸开港提出要求时，日本的态度事实上是一种无力回绝之下的无奈和回避。日本用“控制权有限”的模糊说法来敷衍，实际上是被迫默许了美国人的要求。尽管如此，日本仍不忘用“属国”来试图保住其在琉球的利益。《日本远征记》中记载的英文原文为“That Lew Chew was a distant dependency, over which the crown (of Japan) had limited control.”“dependency”一词在英文中意为“属地”或“从属”，本文将其译为“属国”。日本此举依然是在强调，琉球虽“遥远”，但还是受制于日本。暗示出美国可以从琉球获取利益，但日本也不可以放弃“属国”琉球的意图。
2. 琉球的国家意识：中国“认同”和自身“认知”
佩里在他的私人日记《佩里日本远征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对琉球地位的观察和思考：
名义上，宫古群岛是由琉球国王及其评议会所任命的官员来治理。但实际上，这些官员必须谨小慎微地拿捏分寸，去执行日本及其附属藩国（即萨摩藩---笔者注）的政策。他们必须在来自日本、萨摩和琉球的命令之间走钢丝，不敢有丝毫失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岛屿都在琉球主岛的支配之下，每年要向琉球王国政府上缴赋税。据我听到的一种说法，琉球是归日本某位王族所支配的领土。但一些著述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琉球并非在日本的直接支配之下，而是直接效忠于日本的萨摩藩大名。
附属于琉球主岛的各小岛，包括德之岛、加计吕麻岛、喜界岛等等，其居民、政治等状况至今仍基本未知。不过，可以肯定这些岛都归琉球主岛管辖。我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符合事实的推论，那就是——日本帝国通过萨摩藩大名作为中介，控制琉球王国政府，行使着对琉球王国的统治权。[29]
1854年7月8日，与日本签约成功的佩里舰队在归国途中最后一次到访琉球。佩里授权自己的副官本特（Bent）与舰队翻译萨缪尔·威廉姆斯（Samuel Williams）上岸与琉球当局谈判美琉签约的协议草案问题。对于谈判的过程，《日本远征记》中的记载颇耐人寻味：
（协议的）前言中，作为前提要将琉球视为一个独立国家。这个前提却遭到了琉球摄政[30]的反对。琉球摄政表示，这样的不逊的表述前提，会让琉球和中国的关系陷入麻烦。毕竟，琉球是效忠于中国的。不过，对于协议的具体内容，琉球方面答应得非常爽快，并表示愿意完全履行协议。等到要盖印画押时，琉球方面也没有半点犹豫。唯一的一点，琉球方面希望这份协议在表面上最好不要影响到琉球一直宣称和努力表现出来的完全独立状态。[31]
威廉姆斯在他日后出版的《佩里远征日本随行记》一书中同样记录下了自己所见的谈判场景：
在下午的会议上，（佩里舰队和琉球当局）双方就条约的具体条款充分交换了意见。琉球方面仔细研究了条约草案。令我们吃惊的是，琉球方面表示最为难的地方，依然是前面所提及的问题（指琉球的独立的国际地位问题）。他们表示，琉球王国非常乐于跟美利坚合众国缔结友好条约。但是，琉球方面指出，如同前面所谈到的，琉球王国多年来一直效忠于中国皇帝，万万不能因为与美国缔结条约而伤害到中国皇帝的感情。如果琉球以一个独立国家的立场与美国缔约，则一定会激怒中国皇帝。[32]
这些记载中虽然几处使用了“独立”，其意义却大不相同。一方面，琉球拒绝承认自身“独立”国家的地位，是出于其对中琉关系的顾虑。在琉球看来，自身作为中央王朝的一个“属国”的大前提不能改变，与佩里所代表的美国进行交涉的前提也要坚持这一点。但是同时，在具体的运行操作层面，琉球又希望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和行使“独立”国家的权利。
在琉球的概念中，其作为东亚封贡体制中的一员，要向中国承担着义务和道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3]要琉球单独与其它国家订约，不能否定琉球“王土”与“王臣”的身份，割裂其与“天朝上国”的联系。因而，这样丢弃大前提的“独立”，琉球无法认同。但是，与宗主国的联系更多存在于道义层面，而并不关乎自身的实际生存状态。众所周知，在东亚封贡体制中，中国并不会直接管控藩属国的内政外交，藩属国能够“独立”行使对本国的管理权。可是，自1609年萨摩侵琉之后，琉球又受制于日本萨摩藩，还不得不掩饰自己成为附庸的事实，对外（尤其是对中国）显示出自己仍具有独立内政外交权力的假象，以维持让萨摩藩获利丰厚的朝贡贸易。所以，当琉球被迫接受佩里舰队的开港条件，与其签订《琉美修好条约》的时候，所能提出的唯一条件，居然还是要在表面上维护其“独立”的假象，以维持其与中国、日本的关系。琉球王国当时的处境和命运令人悲哀。
威廉姆斯在其随行记中还写道：
吐噶喇（即萨摩）[34]和日本方面一直通过贸易的方式，从琉球那里获取中国给琉球的赏赐品。琉球向中国进贡后，中国要给予琉球丰厚的赏赐，这些赏赐品中最好的部分都落到了萨摩和日本手中。尤其是萨摩，一直通过鹿儿岛与琉球进行贸易，以达到自己获取丰厚利益的目的。尽管琉球人对定期向中国进贡感到屈辱，但他们还是很乐意进贡后能从中国那里得到丰厚的赏赐。而且，琉球王国对萨摩藩承担着效忠的义务。作为萨摩控制下的一片属地，琉球必须向萨摩缴纳赋税，这使得琉球多年来一直背负着沉重的负担。[35]
《日本远征记》中更是记载：
这个国家（指琉球）应该是在一个世纪之前被萨摩藩主所征服。对于从那以后的历代萨摩藩主来说，琉球都是他们的一个属国。不过，琉球依然与中国保持着一种我们不太好理解的关系。[36]
威廉姆斯准确地记录下了琉球受萨摩控制的真实情况。至于那种美国人所“不太好理解的关系”，正是中国与琉球之间的封贡关系，而这种关系也正是数百年琉球王国得以存在于国际社会并获得“合法性”的基石。对此，佩里舰队有所了解。但是作为美国人，他们对陌生的东方文化和东亚独有的国际秩序感到费解。佩里们的“费解”在于，他们所认知的近代西方处理国家关系的条约体系仅仅是西方世界遵循的国际秩序原理，此时根本不存在于东亚世界，维系这一区域的国际秩序是依靠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这一体系中的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属国与其它国家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富有弹性。这里所遵循的是传统的华夷秩序的原理，重视人伦君臣之道。由西方势力侵入所带来两种体系的冲突，正是导致近代东亚出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原因。
3. 中国文化的影响
《日本远征记》中所记述的中国对琉球的影响，更多集中在文化领域。如四书五经的儒家经典的教育、科举考试、汉字的学习等等，不胜枚举。
在文明的教化之下，琉球的人伦风气也同样深受中国的影响。如威廉姆斯的记述中除了对学校的观察，还包括琉球人的丧葬风俗，他的这一观察与佩里舰队在中国广东沿海停泊时自己观察到的中国丧俗没有差异。同样的吹打与送葬队伍，同样的抬棺与哭灵仪式，就连琉球人坟墓的外观都与中国式坟墓非常相似，同样包括墓碑、石墙、墓前的小庭院等等。[37]
总体而言，在佩里舰队的观察中，中国对于琉球，文化上的影响和痕迹比较重；而日本之于琉球，主要体现在萨摩对其内政和经济的控制。
四、结语
在《日本远征记》的观察和记载中，十九世纪后半叶的琉球虽身处尴尬而痛苦的“两属”状态，仍努力保持着其东亚封贡体制中外藩属国的身份，以接受册封的方式奉中国为上国正朔，以朝贡贸易的方式密切与中国的联系，更以对中华文化的积极受容和传承来保持自己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与此同时，琉球被迫忍受萨摩藩的残酷压榨和严酷控制，还不得不对外表现其仍是“独立国家”的假象。对此，不但《日本远征记》中多有反映，在佩里舰队其它人员后来的著作中也有记述。如佩里舰队的翻译威廉姆斯就曾直言道：
以我的观察，琉球是萨摩藩的附庸，而并非直属于日本。萨摩藩主于1609年完全征服了琉球。萨摩操纵着琉球的贸易，管理着这个岛国的内政和外交。萨摩允许琉球每年向福州派出船只，以维持获利颇丰的海外贸易，并借此在琉球人中营造一种“琉球仍是独立国家”的假象。[38]
为佩里执笔写作《日本远征记》的传记作家弗兰西斯·利斯特·霍克斯（Francis Lister Hawks）同样写道：
琉球人生为东方民族中甚为聪慧的一支，其统治者却一直对他们漠然视之。琉球的上层阶级皆熟习汉学，无论知识分子还是专业人士都是如此。尤其是医生，要被送往中国接受教育。琉球人所拥有的一切文化成果，皆是来自中国和日本。……我们有理由推测，对于更先进的文明，琉球人倾向于发展关系，保持亲近。同时，琉球人忍受着统治者残酷的压迫。琉球人更乐于摆脱日本的专制暴政，保持独立的政治地位。[39]
而最具结论性的看法，则无疑来自于马修·佩里本人在其日记中的记载：
在与日本方面耗时不短的友好交涉接近达成协定时，琉球和小笠原群岛的归属问题将显得尤为重要。只要这一问题仍取决于我，我便将继续就这一问题对日本人保持控制性的影响。从琉球人的角度出发，保护那些困苦贫贱的琉球百姓免遭日本统治者的残酷压迫，这已经是我出于人道主义所能为他们做的极限。
琉球人民生活在风光秀美的海岛上，风景之美妙甚至难以用语言描述，但他们却只能默默忍受生活的苦难。其实，维护岛上日本统治者权威的不过是严酷的法令，琉球百姓私下里仍然对我们释出善意。原因在于琉球百姓与那些报复成性的日本统治者达成了妥协，只有愿意维护他们的统治，并且为他们充当密探，下层阶级的琉球百姓才被允许抬起头来做人。因此，只要我依然得到美国政府的允许，手中依然握有美国政府授予的权力，我就将继续给予琉球人民保护。这不但具有政治意义，而且是在维护正义。……毕竟，这里是日本帝国的大门。[40]
佩里的观点，自然带有美国人惯常的“自由灯塔”心态，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琉球当时的状况以及与日本的真实关系。佩里舰队的观察和记述，无疑有助于我们辨析琉球与日本（萨摩）以及琉球与中国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历史上琉球的地位。
注释：
[①] 本文所参照的《日本远征记》主要是オフィス宮崎編译《ペリー艦隊日本遠征記》（上、下），東京：万来舎2009年。
[②] 时间分别为1853年5月26日、1853年6月23日、1853年7月25日、1854年1月21日、1854年7月1日。
[③] 如《佩里日本远征随行记》（即Samuel Williams所著A Journal of the Perry Expedition to Japan 1853-1854），本文参照洞富雄译《ペリー日本遠征随行記》（東京：雄松堂1989年）；《佩里日本远征日记记》（即The Japan Expedition 1852-1854: the Personal Journal of Commodore Matthew C.Perry.），本文参照金景圆訳《ペリー日本遠征日記》（東京：雄松堂1989年）；以及《印度·中国·日本访问记》（即A Visit to India, China, and Japan in the Year 1853, Bayard Taylor （《インド?9?9中国?9?9日本訪問記》）等。
[④] 也有标记为“Voyage of Discovery to the West Coast of Corea and the Great Loo-Choo Island”，（1818，London）的。本文参照的日译本是将其中第一章记述朝鲜西海岸部分略去的須藤利一译《バジル?9?9ホール大琉球島航海探険記》（東京：第一書房1972年）。
[⑤] 山口栄鉄《琉球異邦典籍と史料》，沖縄：榕樹書林1977年，P38 -45。
[⑥] オフィス宮崎編译《ペリー艦隊日本遠征記》上、第11章、万来舎、2009年4月、Ｐ493－494（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Chapter 11, P255-P256.）
[⑦] 山口栄鉄《琉球異邦典籍と史料》，沖縄：榕樹書林1977年，P42-45。
[⑧] オフィス宮崎編译《ペリー艦隊日本遠征記》下、第17章、万来舎2009年4月、Ｐ96－97（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Chapter 17, P369.
[⑨] 同上。
[⑩] オフィス宮崎編译《ペリー艦隊日本遠征記》上、第7章、万来舎2009年4月、Ｐ340（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Chapter 7, P175. ）
[11] オフィス宮崎編译《ペリー艦隊日本遠征記》上、第7章、万来舎2009年4月、Ｐ343（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Chapter 7, P175. ）
[12] オフィス宮崎編译《ぺりー艦隊日本遠征記》上、第8章、万来舎2009年4月、Ｐ378（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Chapter 8, P187-P194.）
[13]宫城栄昌《琉球の歴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77年，P108.
[14]宫城栄昌高宫廣衞编《沖縄歴史地図》，東京：柏書房1983年，P22.
[15]洞富雄译《ペリー日本遠征随行記》，東京：雄松堂1989年、P447-527.
[16] オフィス宮崎編译《ぺりー艦隊日本遠征記》上、第8章、万来舎2009年4月、Ｐ407（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Chapter 8, P207-208.）
[17] （明）喻政主修，林烃、林材総纂《福州府誌万暦本?9?9兵戎誌?9?9島夷琉球》（百度閲読電子書：
http://yuedu.baidu.com/ebook/4038d111ccbff121dd3683d6.html ）
[18] 同上。
[19] 真栄平房昭《16－17世紀における琉球海域と幕藩制支配》，载《日本史研究》第500号，日本史研究会2004年4月。
[20] 照屋善彦《被理与伯德令在琉球---美提督与英传教医生?一八五三——五四年》，载《第五届中琉历史关系学术会议论文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P196-217；http://en.wikipedia.org/wiki/Bernard_Jean_Bettelheim。
[21]オフィス宮崎編译《ペリー艦隊日本遠征記》上、第11章、万来舎、2009年4月、Ｐ492（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Chapter 11, P254.）
[22] 山里永吉《冲绳历史物语》，东京：劲草书房1968年，P175-178。
[23] オフィス宮崎編译《ペリー艦隊日本遠征記》上、第11章、万来、2009年4月、Ｐ493（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Chapter 11, P255.）
[24]オフィス宮崎編译《ペリー艦隊日本遠征記》上、第11章、万来舎2009年4月、Ｐ490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Chapter 11, P253.）
[25] 周煌，字景桓，号绪楚，又号海珊，清代重庆府涪州人，乾隆二年（1737年）二甲进士。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五月，周煌同翰林院侍讲全魁受命前往琉球，册封尚穆为琉球国中山王，于次年正月回国。
[26] 乾隆年间的武英殿刻本以及乾隆二十四年、乾隆三十年漱润堂刻本。
[27] 应为琉球王国那霸地方官毛玉麟，他是佩里舰队在那霸地区交涉的主要对手。
[28]オフィス宮崎編译《ペリー艦隊日本遠征記》上、第11章、万来舎2009年4月、Ｐ491－492（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Chapter 11, P255.）。
[29]佩里著、金景圆译《ペリー日本遠征日記》，東京：雄松堂1989年，P289－290.
[30]应为琉球摄政尚宏勋，曾多次代表琉球王国与佩里交涉，《日本远征记》中称其为“Lew Chow Regent”，即“琉球摄政”。
[31] オフィス宮崎編译《ペリー艦隊日本遠征記》下、第25章、万来舎2009年4月、Ｐ465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Chapter 25, P569.）
[32]ウィリアムズ（威廉姆斯）著、洞富雄译《ペリー日本遠征随行記》，雄松堂1989年，P397.
[33]《诗经?9?9小雅?9?9北山》。
[34] “吐噶喇”即今日本鹿儿岛县宝岛，亦曾是琉球属岛。萨摩藩驻琉球的人员常向来到琉球的外国人伪称自己是“吐噶喇”（宝岛）人，以掩盖萨摩对琉球的实际控制。
[35] ウィリアムズ（威廉姆斯）著、洞富雄译《ペリー日本遠征随行記》，雄松堂1989年，P397-398。
[36]オフィス宮崎編译《ペリー艦隊日本遠征記》下、第17章、万来舎2009年4月、Ｐ98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Chapter 17, P370.）
[37] ウィリアムズ（威廉姆斯）著、洞富雄译《ペリー日本遠征随行記》，雄松堂1989年，P78。
[38] ウィリアムズ（威廉姆斯）著、洞富雄译《ペリー日本遠征随行記》，雄松堂1989年，P57。
[39] 山口栄鉄《琉球異邦典籍と史料》，沖縄：榕树書林1997年，P88。
[40]佩里著、金景圆译《ペリー日本遠征日記》，東京：雄松堂1989年，P132。
修斌，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海洋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海洋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行远书院执行院长。刘啸虎，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本文首发于《海大日本研究》（第四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