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就开启了“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探索。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阐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论断，全面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强调：“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理论体系围绕中国现代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揭示了我国现代化的深刻内涵，总结提炼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实践的内在规律，在现代化的本质、特征、领导力量、战略布局、总体布局、基本制度、指导原则、治理结构、实现路径、世界方位等方面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完整体系，实现了重大理论突破。
第一，在现代化的本质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实现了人的现代化和社会整体现代化的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根本原则和基本逻辑。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既被现实社会所塑造，又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实现自身发展。人的现代化是社会整体现代化的核心，人既是现代化的实践主体，也是现代化的价值主体，更是现代化的终极目的。世界现代化的实践证明，人的现代化不容忽视，人的现代化一旦被忽视或在这一问题上有所迟疑、滞后，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承载着社会整体现代化建设的时代重任，同时也承载着持续推进人的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调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目标，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切实保障全体人民更高层次的需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在实现人的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社会整体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确立的人民主体的价值追求与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本质相通，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生动体现。
第二，在现代化的特征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调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实现了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我们党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之时就与“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新时代的发展中又与“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直接关联，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更是对西方现代化概念的超越和话语体系上的创新，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现代化既是一个世界现象，遵循一般层面的基本规律，也是关于民族国家发展的具体问题，呈现出民族国家的特殊性。从发展过程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并联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联式的叠加发展，多种现代化进程协同推进，多重现代化目标同步实现。从发展阶段看，中国式现代化是“追赶型”现代化。作为后发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现代化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之后才开始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面临的环境不同，遇到的问题具有更大的艰巨性和特殊性，面临的发展环境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社会属性看，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是我国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最显著、最根本的社会属性。
第三，在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辩证统一。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途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的两个重要论断。这两个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和引领者。从践行社会主义本质的现实来看，中国共产党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从当代中国的历史任务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证。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特质来看，中国共产党有资格有能力担当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历史重任。
第四，在现代化的战略布局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调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辩证统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表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结晶，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有机联系的统一体，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由一大战略目标、三大战略举措构成的系统布局，是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四个全面”的内在关系看，四者是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每个“全面”都应放在整个战略布局中来理解和把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关键。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角度看，作为战略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中心，其他三个“全面”都必须紧紧围绕这一战略目标。
第五，在现代化的总体布局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调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现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大建设”的辩证统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党的十八大最终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超越了以经济现代化、物质现代化为标志的西方现代化，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创新和实现全面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经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一个有机整体，中国式现代化与“五大建设”是系统与要素、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五大建设”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轮子”，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只有坚持“五位一体”的统筹兼顾、全面推进、协调发展，才能形成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公平、生态良好的发展格局，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第六，在现代化的基本经济制度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和经济体制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经历不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最终形成一个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共同构成的完整有机统一体，优化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逻辑和规定性。在内部关系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和经济体制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制度体系。一方面，生产决定分配，所有制是分配制度的基础，分配关系是所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二者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经济特征。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打破了公有制不能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只能与私有制结合的传统观念束缚。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需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来保证，同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都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实现。
第七，在现代化的指导原则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调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辩证统一。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新发展理念的提出，郑重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发展经验的总结，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遵循和指导方针，引领和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新发展理念各个方面的主题主旨相通、目标指向一致，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构成了一个系统化的内在逻辑体系。既要深刻认识五大发展理念的彼此区别和内在联系，又要将其当作一个整体来认识，突出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第八，在现代化的治理结构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调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辩证统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在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全面部署，从而在整体上制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彰显了我们党坚定的制度自信。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制度建设的过程，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完善的过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前提是在理论上认清国家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在实践上把握好国家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国家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的双重逻辑。作为构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大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两者相辅相成。作为治理体系核心内容的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作用，但如果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制度和制度体系也将难以发挥作用。
第九，在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调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了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辩证统一。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深刻揭示了全球经济低迷期中国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基本途径，以及未来较长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的经济战略，贯彻新发展理念、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强调两个循环的内在关联性和根本一致性，更加重视两个循环之间的平衡和协调，旨在把国内国际循环统筹起来，形成相互促进、彼此支撑、融合发展的新发展局面。一方面，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积极提高内需潜力，加快构建以内需体系、市场体系、产业体系为主体框架的国内循环体系，这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另一方面，积极应对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挑战，秉持开放、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快构建以新型国际产业体系、新型国际贸易体系、新型国际货币体系、新型国际标准体系、新型国际治理体系为主要支柱的国际循环体系，这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新发展格局从我国国情出发，遵循大国经济发展规律，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以国内分工和技术创新的发展推动国际分工和技术创新的发展。
第十，在现代化的世界方位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文明延续、迭代与创新的巨变，不仅集中刻画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赓续的特殊规律，更在多个维度上探寻着人类文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后起国家文明复兴的普遍规律，以及不同文明在同一时空环境下交融互鉴的普遍格局，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民族与国家独立自主的道路。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开放包容而不是封闭排他的现代化，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包容性。中国式现代化超越“文明冲突论”“西方中心论”和“零和博弈论”，中国式现代化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理念，既紧紧扎根中国土壤，立足中华文明发展逻辑，又牢牢遵循现代文明发展逻辑，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基础上，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在交流中找到共识，在互鉴中实现发展，展现出鲜明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强大的涵化力，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历史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其他后发民族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中国经验。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