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在他一生的哲学生涯中，始终有两大关怀。其一是民族关怀，另一是人生关怀。这两大关怀是相互联系的，但又有层次之别，不能用传统的“内圣外王”之学简单去说明。

所谓民族关怀，首先是一种对现实的社会关怀，这一点与许多当代思想家有共同性，但冯先生更重视从“文化”的角度思考问题。他明确地说，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中西文化冲突的时代，他的任务就是为这种冲突提出一种解决的办法。[1] 冯先生这里所说的“文化”，应当是广义的，其中包括社会经济层面的内容。我们都知道，冯先生的文化观，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中西文化的区别视为古今之别，就文化类型而言，则是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的区别。他之所以如此区分，并不是要保留中国的农业文化，而是要使中国的农业文化转变为工业文化。这才是他的真正关怀。他说：“我喜欢从民族的观点看问题。”[2] 这所谓“民族的观点”，显然是一种民族关怀，但不是“民族本位”、“民族主义”一类东西，而是立足于中华民族的近代化、现代化。这同他所说的“旧邦新命”是同样的意思。这说明，他的民族关怀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是面向世界的，不是固守本位的。其中包含着对社会改革的深切期望。他在《新事论》中能够吸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应当从这里得到说明。

其次，民族关怀还包含着民族的精神文化，包括民族哲学近代化的丰富内容。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位著名哲学家，冯先生最关心的时代课题，就是如何使中国传统哲学走上近代化之路。既不是民族虚无主义，也不是民族本位主义，而是通过中西互相解释，才能使中国哲学走上近代化之路。这是冯先生经过长期思考得出的结论。因此，他主张运用西方近代的逻辑分析方法，对中国原有哲学进行重新解释，使那些似乎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他所说的“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没有哲学家的时代感与开放意识，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他最早引入了西方的理性主义精神，试图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新的中国哲学，这是一种哲学观上的民族关怀。

所谓人生关怀，就是他所说的“安身立命”之学。这一点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冯先生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地。这个“安身立命”之地是什么？就是他一贯强调的“精神境界”。早在20年代，冯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即《人生哲学》）中，就提出“精神境界”的问题；后来在《新原人》中，又系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在晚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他又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境界问题是冯先生从事哲学与哲学史研究的终极性关怀，具有永久性价值。他虽然提出四种境界说，但最高的也是最终的追求，则是天地境界。他一方面说，天地境界中人，也要自觉遵守社会的伦理道德，人性就是人的社会性，人性蕴涵着社会性；但另方面又说天地境界之所以为天地境界，就在于它有“超伦理、超道德”的内容。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的体会是，天地境界是个人的信念问题，属于个人的精神追求，因此，不能等同于道德境界。也就是说，天地境界所要解决的，是人生的终极性问题，因而具有一种宗教精神。

这一关怀越到后来表现得越明显。他在晚年曾批评西方一派哲学只注意枝枝节节的问题，而放弃了人生的大问题。他所说的人生大问题，就是精神境界的问题。他一再强调，中国哲学中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地。这种关怀已进入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不是社会伦理道德所能范围了。按照这种学说，人不仅是社会的人，而且是宇宙的人，作为宇宙的人，他有一种宇宙关怀，要解决人与宇宙自然界的关系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境界说之所以具有宗教精神，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这并不意味着，它必须是一种宗教，更不是西方式的宗教。关于这一点，冯先生自己说得很清楚。他说，在解决人与宇宙自然界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上，哲学与宗教是“相通”的，只是宗教是一种信仰，哲学则是一种理论。他不仅继承了中国的传统哲学，而且运用理性主义的方法，以哲学理论的形式解决宗教一类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冯先生把境界问题说成是宇宙人生的“意义”问题，而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册的最后一章，他除了坚持境界与认识有联系，并提出“概念”就是境界之外，还明确提出心灵的问题，认为天地境界就是心灵的直觉与超越。他引述理学家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与物同体”以及张载的“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以说明人生的最高境界，显然是指宇宙人生的终极。这种境界也就是一种理想人格，因为它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力量，完全是个人的事情。正是在这样的人生关怀之下，冯先生提出心学与理学的争论“亦可以息矣”。这种期望表现了一位哲学家的胸怀。冯先生就是带着这样的人生关怀，走完了人生的道路。他留给后人的，是一笔很有用的精神财富。

* 原载《东方文化》1997年第2期。

[1] 见《三松堂自序》。

[2] 见《三松堂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