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冯友兰先生的名字，是在上中学的时候。那时，我既没有读过冯先生的著作，也不懂什么是哲学，但冯先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这一点却是知道的。1957年在我高中毕业的前夕，偶尔从《光明日报》上看到先生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一篇文章[1]，便聚精会神地读起来，居然读完了全文。这是我第一次读冯先生的哲学论文。读后似懂非懂，但是却引起我对中国哲学的极大兴趣。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先生的文笔，如行云流水，清通简要，真有“出于绚烂而归于平淡”之感。对于深奥的哲学问题，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且“丝丝人扣”，读起来是一种享受，其中的道理不懂也要去思考。就“字面意义”而言，我似乎全懂；但就“抽象意义”而言，又似乎不懂。虽不懂，却要去思考。于是，“抽象”、“具体”、“一般”、“个别”等等概念，便经常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后来我才知道，这篇文章在哲学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冯先生提出和讨论的问题被归结为“抽象继承法”。就我当时的认识水平而言，尚不具备批判能力。就我当时的直觉而言，我以为要继承中国哲学遗产，除了抽象继承，还能怎样继承呢？

进入北大哲学系之后，我有机会读到先生的著作，也能经常看到先生的文章，并且经常看到先生在校园里散步，但是两年过去了，却没有听过先生的讲课。我们的中国哲学史课，是从三年级开始安排的，由汤一介先生执教。汤先生讲得很认真，很有条理，内容很丰富，我们很满意。但我总想听听冯先生的课。读之不如见之，见之不如听之，只有亲耳恭听，才能一睹风采。于是，我们建议系里，请冯先生给我们开讲座或选修课。系里满足了我们的要求，请冯先生讲庄子。当时，学术界正在争论庄子是主观唯心论还是客观唯心论之类的问题，我们的中国哲学史课也正好讲到庄子，汤先生曾在课堂上介绍过学术界争论的情况，冯先生的观点是庄子讨论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先生既然答应开讲座，我们当然很高兴。

这个讲座是在燕南园冯先生的家里进行的，当我们走进客厅时，先生正在等我们。先生没有说多余的话，和蔼地请我们坐下，便翻开《庄子》，从《齐物论》讲起。他顺着《庄子》原文讲下来，我们便跟着他的思路听下来。先生虽有些口吃，但讲起课来要言不繁，其味无穷，引人入胜。我们本来是带着问题来听课的，总想听听先生有何结论性的见解，但先生每讲到关键之处，只提出问题，却不作回答。比如讲到人籁、地籁、天籁时，重点落在“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先生并没有回答有没有“怒者”及“怒者”是什么。当讲到“其有真君存焉”时，也没有回答有没有一个“真君”存在以及“真君”是什么。最后讲到“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对前面的问题，才作了一个交代，结论是，不作回答，就是一种回答。其他的问题，靠我们自己去回答。整个讲座没有用过“主观唯心论”或“客观唯心论”这个词，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有些不满足，但是却得到了更多的知识，促使我们思考更多的问题，“欲罢而不能”。通过这样的讲座，我们体会到先生“循循然善诱”的教学方法和大家风度。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先生并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对不同观点甚至对立观点并不是“针锋相对”、“口诛笔伐”，而是“摆事实、讲道理”。只要是学术问题，他对各种观点都是尊重的。

后来我又选修了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一课。先生开设这门课，是为了让大学生掌握中国哲学史的基本史料以及辨别真伪的基本方法，并不是专门进行考证和训诂。先生特别强调，所谓“真伪”，实际上只是时间先后的问题，时代先后一经确定，所谓真伪问题就不存在了。研究中国哲学史，必然要遇到这个问题，遇到这个问题，就必须去解决。先生在写《中国哲学史》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去辨别某人某书时代先后时，先生似更重视“内证”，但是对“外证”也作过必要而详细的考证。比如孔子与老子孰先孰后的问题，老子其人其书的问题，先生都有过详细考证和深刻见解，不仅成一家之言，且为学界所接受。又如《论语》中孔子所说“六十而耳顺”一句话，先生经过考证，提出了新的解释，为前人所未言。对于这类问题，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决不能无视他的论证。我举这两个小小的例子，只想说明，在当今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要想超越冯先生，首先必须经过冯先生。

大学毕业时，我考取冯先生的研究生，接触多了，请教的机会也多了，我逐渐感觉到，先生对学生的要求既严格又自由。所谓严格，是指在学业上，在知识的掌握上，必须按计划进行，不可有丝毫放松，不可有任何“躐等”，学风要严谨，功夫要扎实。这就是过去常说的“打基础”。我开始以为，在大学阶段基础已经打过了，研究生阶段应当以研究为主，如果还要“打基础”，什么时候进行研究呢？后来我才认识到，这个“基础”不仅应当“打”，而且必须“打”。先生所说的“打基础”，既包括中国哲学史的基础课，也包括有关的工具课，如古汉语之类。先生曾对我们说，对初学中国哲学史的人来说，古代汉语就好比“拦路虎”，必须扫清这个“拦路虎”，才能顺利地进行学习与研究。先生强调指出，读古人的书容易“望文生义”，但“望文生义”会犯知识性错误，会闹出笑话。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他举了“郢燕说”的典故。燕人虽从“秉烛”二字体会出一种意义，在工作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却不是郢人的原意（这似乎与现代所说的“误读”也不完全一样）。研究中国哲学史，要忠实于古人的原意，要以同情和敬意读古人书，站在古人立场读古人书，在了解古人原意的基础上再提出自己的见解。“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优游涵泳”，这是先生常说的话，但先生决不是要学生钻进故纸堆，钻不出来。恰恰相反，钻进去是为了钻出来，如同游泳，必须下水，学会了就能游出来，学不会就可能被淹死。在先生的指导下，我们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哲学史原著（由朱伯崑先生讲授）。如果说，在后来的研究中没有出现大的知识性错误，应当说受益于先生的严格要求。

所谓自由，是指研究方法、范围和观点方面，先生给学生以充分的自由，并无任何限制，更没有“门户”之见。他所关心的是分析能力、学术水准、理论水平，而不是观点本身。只要你“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他并不在乎你的观点与他相同还是不同。他要求学生要独立思考，有独创精神，即使是提出“非常奇怪之论”，如果有事实根据和理论价值，他也是很赞赏的。每次和先生谈话，他都鼓励我不要囿于前人“成说”，更不要为时论所左右，要走自己的路，要提出自己的见解。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我既未“登堂”，更未“入室”，但先生的这些教诲却经常鼓励着我。

十五年后，我回到研究工作部门，于是又能够找先生请教了。我开始理学研究，我的一些看法同先生的观点并不一致。但由于我了解先生在学术观点问题上的一贯态度，因此并不感到有什么顾虑，也乐于向先生请教。我在写《理学的演变》一书时，形成了一些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看法，就很自然地向先生提了出来。我直率地说，朱熹作为理学集大成者，完成了一个很大的体系，但自身有许多矛盾，才引起陆、王等人的批评，并导致了理学的分化。先生认为，我的看法是有根据的。“朱熹哲学的方法和目的之间，是有矛盾的，按照他的方法，难以实现他的目的。”我听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名言，我不敢说我的看法就是真理，但是只要有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就能得到先生的支持，这使我很受感动。先生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而且是一位能够平等讨论问题的学者，我从先生身上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后来，我由理学研究进入中国哲学史专题研究，第一个课题是《心性论》。我知道，先生过去对于中国哲学心性问题不像理气问题那样重视，而且同熊十力先生的观点有分歧，但我还是向先生提出我的初步设想，准备作一系统研究。先生知道我的打算后，立即表示支持，并说：“心性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先生的鼓励与支持下，我完成《中国心性论》一书。这本书多与先生以前所论不合，但值得欣慰的是，冯先生是支持我写这本书的第一位哲学家。先生晚年从事《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撰写，我常去看望先生。每次见面，既谈生活，又谈学术，非常融洽。先生对我的身体、生活与工作情况都很关心，但谈得最多的仍然是学术。

先生每天虽然只工作两小时，但从未停止思考，对学术界的情况尤其关心。我每次看望先生，总要谈到学术界讨论的一些问题，而先生也会提出自己的看法。后来我发现，这些看法大都写进《中国哲学史新编》了。现在回想起来，在先生处所谈学术问题，几乎是与《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同步进行的。因为每次的话题，差不多都是从《中国哲学史新编》写作的进度开始，因此便很自然地谈到与此有关的问题。

《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完成固然凝聚了冯先生的心血，奉献给后人一座中国哲学的知识宝库，但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和思想历程，这一点是值得后人深思的。

先生早就打算写一部新的《中国哲学史》。建国初期，他给毛泽东主席写过一封信，信中表示，他要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但毛泽东的回信（我曾见到过）对此只字未提，只是说像冯友兰这样的知识分子，要进行“改造”，这样，中国哲学史的编写就搁浅了。直到1960年，高等学校恢复选修课，冯先生也开始了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写作。1962年第一部《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了。1964年第二部也出版了。当时我正读研究生，先生送给我一本，从前两部看，他抱着真诚的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他的研究与写作。但他后来认识到，当时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是苏联“学术权威”提出来的方法。用这样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就只能是作“定性”的工作，很难写出中国哲学的特点和真实价值。因此，他认为第一版《中国哲学史新编》并不理想，于是又有后来的修订本。

在“文化大革命”中，冯先生虽然受到批判，但他还坚持《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只是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可能完成这一工作。【接踵而来的“批孔”、“评法批儒”，完全是一种政治阴谋，冯先生已身不由己。由“尊儒”变成“批儒”，在他自己看来，是一场“脱胎换骨”的自我革命，这一点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念分不开。】在这场“天翻地覆”的运动中，凡是身临其境的人，无不感到“惊心动魄”，先生岂能例外。但冯先生作为一名哲学家，始终没有忘记他的“名山事业”，他要说话，他要写作，所以《中国哲学史新编》之作，始终没有中断。只是在那个年代，不可能完成这一工作。

经过这一“折腾”之后，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冯先生才体会到：“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照什么样本摹画来的。”[2] 经历了这样的人生体验之后，他终于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先生热爱自己的专业，有执着的追求，为学术贡献一生，不管在什么环境下，他都要为此而思考、工作与写作，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后辈学子学习吗？记得在80年代中期的一个春节，大家都在欢度节日，正月初一我去看望先生，却见老人在窗前拿一本《庄子》郭象注在看，令我顿时生敬慕之心。此时先生已近九十高龄，用先生自己的话说，“耳不聪，眼不明”，但仍然费力而缓慢地读《庄子注》，加上节日的气氛，真是乐在其中。我在想，先生已经“成竹在胸”，何必再读古人书？原来先生虽然凭记忆口授，由他人记录，但是每一条资料都要经过仔细核对。平时这种工作由别人代做，到了节日，别人都休息了，先生便亲自去做。而且在先生看来，这显然是一种享受。正如孔子所说，“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先生读书，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责任，“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这也算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吧。”[3]

当先生的写作进入最后一册时，有一次我问先生：“《中国哲学史新编》完成后，先生打算做什么？”先生说：“《新编》完成后，我就‘退休’。”意思是，再不写作，安度晚年。但是，第七册手稿交出后，有一次我从《读书》上看到先生讨论杜诗的一篇随笔，我才知道，先生并没有完全“退休”。先生是不会停止思考的，也是不会停止工作的。虽然写的是“随笔”，但也是一种劳动、一种付出，这种劳动与付出，同时又是一种生活方式。从这里我体会到先生所引李商隐的一首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完全是先生的自我写照。

《中国哲学史新编》之作，不完全是专业爱好的问题，它还体现了先生的历史责任感，这就是他所说的“明志”。正是这一点，推动他完成了160万字的巨著。直到现在，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出了不少，但是从先秦直到当代，通贯古今的完整的中国哲学史，除冯先生的这部著作之外，我还没有见到。

冯先生所要“明”的“志”，就是“继往开来”。出于这种目的，他不是就史论史，.不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他是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而写历史，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而写历史。哲学史固然离不开历史的陈述，但是却要写出其中“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把这种“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写出来，就“不仅是过去的历史的叙述，而且是未来的哲学的营养”[4]。弘扬民族文化，为未来哲学提供营养，这既是冯先生写这部著作的目的所在，也是这部著作的最大特点。

这也是冯先生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所作的重要选择。这种选择既不是全盘否定传统哲学，也不是全盘接受传统哲学，而是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理性分析。经过这样的分析，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是如何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而不是获得某种积极的知识。换句话说，中国传统哲学之所以具有永久价值，因为它“对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对于人生中的普遍问题的解决，是有所贡献的”[5]。如果通读全书，就会看到，冯先生是力图贯彻这一精神的。这一点对于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与新哲学，毫无疑问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究竟是什么？人们说了很多，现在还在继续说，但是在我看来，冯先生的“境界说”最深刻，也最符合中国哲学的“意味”。但是在中国哲学中，大家都讲境界，却没有一人明确提出“境界说”这一概括性学说。孔、孟的“仁学”，老、庄的“道学”，其实都是讲境界的，至于魏晋时期的“意境说”、宋明时期的“气象说”，更是讲境界的，中国佛学首先提出“境界”二字，当然是讲境界的。但中国传统哲学讲得最多最明确的是“圣人之学”。冯先生说：“圣人就是境界”。这是对传统哲学的一个准确而又富有时代意义的总结。近代的王国维先生明确提出过“境界说”，但他不从哲学上讲，只从词话美学角度讲，尽管中国哲学从根本上说是诗学的、艺术的，但毕竟有区别。当代新儒家中，谈境界的人多起来了，但不是别人，正是冯友兰先生首先提出并阐述了境界说，这是冯先生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当他把这一点贯穿于《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时，就更能看到他对中国哲学精神的把握以及对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关注。

或许有人认为，冯先生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仍然是用逻辑分析方法，同境界问题并没有完全统一。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冯先生同金岳霖先生都是用逻辑分析方法解释中国哲学的代表人物，但他之所以不同于金岳霖先生，不仅仅在于后者“能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前者“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在于后者把哲学归结为“概念的游戏”，前者则超越了概念分析，进而提出境界说。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中，固然贯彻了逻辑分析的方法，用共相与殊相、一般与个别等概念作为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但又反复强调，中国哲学的真正精神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特别在《三松堂自序》和《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几册中，更加强调了这一点。我们有理由说，是冯先生从哲学与哲学史研究的角度给境界说以真正关切。

* 原载《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34‒143页。此文作于1994年12月4日。

[1] 冯友兰：《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光明日报》1957年7月8日；另有《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哲学研究》1957年第5期。——编者注

[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自序”。

[3]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自序”。

[4]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67页。

[5]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