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和评价儒学，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儒学是人文主义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儒学是自然主义的。这两种观点都有各自的理由，因为儒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之际”的问题，因此既可以从自然方面说，也可以从人的方面说。儒家的“天人合一说”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又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人文”一词出自儒家经典《周易》，《贲卦·彖传》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所说的“人文”，与现代所谓人文，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主要指人类的文化创造。这种文化创造是社会文明之所止，人生价值之所在，不是一般的物质文化与科技文化所能涵盖的。这一点还可以从《系辞传》的天道、地道、人道合而成“三才之道”的论述得到说明，而《说卦传》则更明确地指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由此构成“三才之道”，即人与天、地并立而为三。

“天文”就是“天道”（包括“地道”），不是自然科学所说的天文，而是指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所形成的“文采”。将这种“文采”仅仅理解为“自然规律”可能是不够的，因为《说卦传》说得很清楚，“三才之道”的根本意义是“顺性命之理”。“命”指天命，“性”指人性，人性是由天命而来的，“顺性命之理”即是顺“天命之谓性”[1]之理。这样，在人与天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价值关系。

“人文”就是“人道”，指人类特有的文化创造，以“仁义”这样的道德价值为根本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与“天文”是不同的，它表现了人的主体性。“人文”不仅能“化成天下”，使人类社会获得道德价值，而且能“赞天地之化育”，完成自然界的变化生育之功。“赞”者赞助、参赞之义，即积极作用于自然界；但是，这种作用不是按照人的意志去“改造”自然界，而是通过人的意志实现自然界的功能。这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是儒学人文精神的基本前提，也是最终目的。它与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是有区别的，它不是“人类中心论”的。

所谓“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其基本含义是以人的问题为中心，或者以人为中心。它要解决人的存在及其价值、意义这一类的问题，特别是人的尊严问题。儒学也不例外。人是什么？人有何价值？人的尊严何在？这始终是儒家思考并寻求解答的中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是以人为中心的，以至于有人说，儒学就是人学。但是，以人为中心并不等于“人类中心论”。儒学决不是离开自然去解决人的问题，正好相反，儒学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确立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儒家有“人道即天道”之说，但这并不是以“人道”取代“天道”，而是强调“人道”与“天道”的内在统一。儒家所说的“天道”，不是一个“虚设”，也不是“人道”的简单“投射”。“天道”就是人的生命和价值之源。从宇宙论上说，“天道”是先在的、根源性的；从本体论上说，“天道”是内在于人而存在的。人的创造性就在于将其实现出来，变成人类生存的现实原则。但这又不是简单的“复制”或“模写”，而是一种真正的文化创造。

在西方，有“人为自己立法”的传统，从早期的“认识你自己”开始，就包含着人与自然分离的倾向，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人的价值得到空前的提倡，其中既有人文传统，又有理性传统（西方也有非理性主义的传统）。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居于中心地位，人是自然界的主宰，而自然界是被主宰的对象。二是以“人本”反对“神本”，只有人是自身价值的创造者。一方面，它崇尚人的理性、意志或欲望而否定任何外在的权威；另一方面，它提倡人的主体性而否定自然的价值，自然界是没有生命的或者死亡了的自然界。总之，人是唯一的价值尺度，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个人价值和尊严特别受到重视，“自我意识”是表明个人价值的重要标志。

儒家也很重视人的创造性、人的价值和尊严，但是，儒学更重视人的内在德性以及由德性而来的道德尊严。德性靠人的理智自觉，但更重视道德情感的培养。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言语的动物”，而且是“情感的动物”。情感是德性的实现，是人的价值的内在基础，既有道德的向度，又有美学的向度。这就使儒学的人文精神不仅具有伦理的意义，而且具有美学的特色，就是说，人不仅要过一种德性的、道德的生活，而且要过一种诗性的、艺术化的生活。道德意识、道德行为和艺术创造、艺术欣赏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

德性是人所特有的，但就其终极性的根源而言，是“天”所赋予的，是“天之所与我者”（孟子语）。“天”即自然界是有内在价值的，其价值表现为“生”即生命创造，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2]，就是说明其生命价值的。自然界是一个生命整体，“生生之德”具有超越性，但不是超自然的绝对实体，而是自然界生命整体的一个层面。“生生之德”是在“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中存在并发生作用的，是功能性的，不是实体性的。更重要的是，天地之德的价值是由人来实现的，且只能由人来实现。这种实现的过程就是一种真正的创造。天地自然界只是“生”，但有一种生命的目的性，即“天地以生物为心”是也。问题在于，“生”的目的性正是通过人的创造活动实现的，因此，人心才是实现了的“天地之心”，所谓“人以天地之心为心”是也（宋儒普遍有这种看法）。这是一种真正有目的的创造活动。所谓“人能弘道”（孔子语）、人“为天地立心”（张载语）等重要学说，都是表现人的主体性的。

正因为如此，人在自然界占有特殊地位，具有特殊作用。《孝经》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这句话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孟子说，人有“至贵”，也是指人的道德价值与尊严而言的。陆九渊说，上是天，下是地，人在中间，要“堂堂正正做个人”，这更是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充分肯定。王阳明甚至认识到，个体人格具有独立与自由的价值。儒家肯定人是创造价值的主体，但这所谓主体，是指“德性主体”而言的，不是以“自我意识”为特征的价值主体。“自我意识”强调“自我”与“非我”的区别与对立，自然界作为“非我”、“他者”，与“自我”构成根本的对立，即哲学上的二元对立。解决这种对立的方式就是克服“非我”，实现“自我”。西方的人文主义不仅强调个体意识，而且以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作为实现人的价值的重要手段。

儒家的德性主体则强调人的道德责任和义务以及审美体验，对自然界承担着道德义务，并能体验到生命之美。儒家也很强调人的自觉意识，即自觉其“人之所以为人者”，但“人之所以为人者”不是别的，就是天赋德性，其核心则是仁。天地以“生”为心，人则以“仁”为心。“仁者人也”，“生即仁也”，这是儒家人学的两个基本命题，表现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内在的目的性关系。仁的根本内容是生命关怀，是“爱”。人不仅要自尊，而且要尊重他人，进而尊重自然界的万物。以仁爱之心对待人与万物（当然有差异性原则），这是人文精神的根本要求。正是在这一普遍的生命关怀之中才能体现出人的价值和尊严。由此可见，人之所以为“贵”，决不是与自然界相互对立，成为自然界的统治者、主宰者，而是相反，完成自然界赋予人的神圣使命，创造人类的道德文明，实现丰富多彩的艺术人生，并且最终回到自然界。热爱自然、亲近自然，与自然界的万物和谐相处，从自然界吸取生命的源泉，以自然界为精神家园，这就是仁即人的实现。

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生态学，即在人文关怀中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其中包含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的丰富内容。所谓“生态伦理”，是从深层意义上说的，包括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在内的整体的生命和谐。儒家的“仁民爱物说”（孟子）、“民胞物与说”（张载），就是这样的生态伦理，其最高境界便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程颢）。所谓“生态美学”，是指人在与社会、自然的生命和谐中体验到的愉快与乐趣，即“情景合一”之美，特别是由有限而进入无限的“天人合一”之乐，更是儒家最高的审美境界。之所以说是“人文主义的”，是因为所有这些，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是由人去完成、去实现的。这既是人的“天职”，也是人的价值所在。这不仅关系到人类的利益，而且关系到人类最根本的生存方式：人类究竟应当怎样生活才有意义？如果仅仅以满足物质欲望为目的，以享受感官刺激为乐趣，那么，其结果只能是继续掠夺、破坏自然，最终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

从终极意义上说，儒家的人文生态学还具有深刻的宗教精神。这种宗教精神，出于人的生命体验，从而表现为对于“天”即自然界的敬畏。儒学不是西方式的宗教（基督教），而是一种“人学形上学”（冯友兰语），它以“成圣”为最高诉求。“圣人”是人而不是神，但说到底只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是人生的最高的“安身立命”之地，即终极性的价值诉求。在这里，“天”即自然界是价值之源而不是认识对象。自然界是无限的永恒的，人与自然界的合一也可以实现无限与永恒。“与天地合德”之人虽有死生，但可以超死生。

这种宗教精神可从两方面说。如果从人的生命体验与“终极关切”的角度而言，是一种人文主义宗教，它出于人的情感需要，也是一种价值“创造”。如果从“终极实在”的角度而言，可说是一种自然宗教，因为任何宗教都要指向终极性的实在，而追求“终极实在”是人的本性。在儒家看来，“终极实在”不是上帝而是自然界，因此，对之有一种归依感与敬畏感。这就意味着，自然界超出了认识的范围。人类不要企图通过知性的方法穷尽对自然界的认识，从而加以控制和占有，更不可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人类应以感激之情报答自然界的生养化育之恩，以敬畏之心时时反省人类自身的行动。儒家特别是后期儒家将这种敬畏之心转变为内心修养，以诚敬功夫完成德性，实现“万物一体”境界，因而又有人文主义因素。就是说，以人文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

[1]《中庸》。

[2]《周易·系辞》。

* 此文作于2002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