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7日，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内容是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推动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安排的又一次有关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集体学习，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对中华文明起源历史的学习和研究，展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学习和研究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注意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经验和智慧的优良传统。
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理论贡献中国方案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技项目。自2001年至今，经过20多个学科400多位专家的共同努力，历经预备性研究和五个阶段的分期研究，目前已取得重要成果。研究显示，中国大地上众多考古遗存表明，土生土长的中华文明在经历了内部各地区交流互动、汇聚融合，以及与周边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后，终于在距今5000多年前，发展出较为发达的农业、手工业，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加剧，出现了城市、礼制、王权和国家，由此进入文明阶段。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着深刻的学术意义，它以坚实的考古材料和综合研究，揭示了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进程，中华文明的特质和形成原因等。尤其是其中对文明形成标志的判断，打破了西方固有的“三要素说”（冶金术、文字、城市），以中国的材料为基础，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又兼顾了其他古老文明，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理论贡献了中国方案。
中华文明探源工作在阐明中华文明的独到价值上有着重要意义。它在阐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发展道路的同时，也凸显了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质和发展形态，更彰显了文明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都有一些人对于中华民族拥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持怀疑和否定态度，有些人甚至鼓吹中华文明西来说，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轻视中华文明的独特历史发展道路和文化价值，把中国纯粹当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来看待，很多认识都是片面的或错误的。中华文明探源工作则有力地回应了上述质疑。它以科学的研究证明，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是真实可信的，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的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它也表明，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文明，是区域内各族人民交流、汇聚、融合的产物，是在自身基础上起源、形成的，并非源自西方；中华文明也不是封闭的文明，而是开放包容的，与其他文明之间发生过持久的、各种各样的交流，积极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的成果并发展创新。它还表明，在中华大地各地区文明化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以及共同的文化信仰，尤其是到西周时期，已经发展出以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为特征的文明形态，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天下共主的国家结构，这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而秦的统一则意味着中华文明进入大一统国家的文明阶段。这就揭示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形态、发展道路和文化特质，尤其是其中所展现的重视礼乐、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尚一统、求大同等思想观念，以及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奠基历程，为追寻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因，提供了学术支撑。由此也就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视野，从中华文明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去追寻中华民族与现代中国的起源，构建起“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血脉联系，而非过多参照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来解释现代中国的“诞生”与“崛起”。因此，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利于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这在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背景下有着特殊意义，因为它能为揭示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从文明史探寻“四个自信”的底气来源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考察的只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虽然成就显著，但也任重道远。而之所以在当前的形势下大力提倡这项工作，并强调对相关研究成果的转化和运用，是因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作为中华文明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与坚定文化自信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文化自信是对民族、国家、政党文化价值和文化生命力的肯定，通过对中华文明历史的学习和研究，能够极大增强对文化价值和文化生命力的体认。一方面，中华文明历史研究所揭示的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进程，反映的国家民族的兴衰成败、历史人物的荣辱沉浮、文化艺术的荣枯代谢，内蕴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经验和智慧，给人以启迪和鉴戒，这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内蕴价值的直接展现。中华先民重视历史，是因为深悉它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此即龚自珍所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强调：“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业史和发展史。其中既有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丰富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的深刻教训以及由乱到治的经验智慧；既有当事者对时势的分析陈述，也有后人对前人得失的评论总结。可以说，在中国的史籍书林之中，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无疑是这些历史经验和智慧的庞大宝库。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历史所展现的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传承，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创造力、进取心和凝聚力，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生动诠释。浩瀚的中国文明史记录了中国先民筚路蓝缕、艰辛探索的历程，其中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天下大同的理想、和谐包容的理念、天人合一的主张，尤其是它向世人昭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诸如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等。它们作为中华民族前进的动力，都曾通过文明史的笔触生动再现，并由此潜移默化地感染、启迪着后人，指示出“四个自信”的底气来源和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力量。这无疑也是对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有力彰显。
增进文化认同感、文化自豪感和文化使命感
中华文明历史研究对文化自信的塑造和提升，是通过增进我们对民族、国家、政党的文化认同感、文化自豪感和文化使命感来实现的。首先，文化认同感，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上的归属感。这种文化认同感是建立在历史与现实相联系的基础上的，是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对现存秩序的认可和接纳，而通过对中华文明历史的学习和研究，能够有力地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也能揭示近现代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必然性，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走的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由此昭示中国道路所具有的内在文化血脉和深厚文化土壤，逐渐建构并强化人们的民族文化认同、中国道路认同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认同，并由此进一步帮助人们树立起作为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乃至中国共产党的一分子的观念和觉悟。其次，文化自豪感，是一种文化上的崇慕心理。它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产生的，对既往民族、国家、政党的辉煌历程、伟大成就、崇高精神的钦佩和向往，是作为其中一分子所产生的精神的高度共鸣，为之骄傲，感到与有荣焉。人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华文明历史的过程中，接触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认识到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辉煌历史成就，自然而然会为之感奋、心生向往、引以为傲。鲁迅先生在《中华民族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先生将中国人的自信力与民族脊梁相联系，也表征了中华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传承是支撑中华民族自信心的深层力量，因为民族脊梁是文化自豪感的生动体现。最后，文化使命感，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实现和超越。它是在充分认同、理解既往民族、国家、政党历史道路和当前现实的基础上，对个人和集体历史使命的赋予和实现，彰显了文化的自觉性和实践性。唯有高度的历史自觉，方能确立崇高的文化使命。而增进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了解，无疑能够帮助人们确定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认清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大势，赋予其社会责任感和个体价值追求以时代性和民族性，从而推动从自发向自觉的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这段话深刻揭示了学习和研究民族历史文化与坚定文化自信的内在关系。换言之，对中华文明史、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深入学习与研究，能够向世人展现中华民族的辉煌历程、灿烂文化、伟大精神，由此彰显出民族、国家、政党的文化价值和文化生命力，在人们的观念中潜移默化地确立起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中国道路认同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化自豪感和文化使命感，文化自信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从这个意义上讲，党中央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关注，是有着高远的立意的，不仅仅局限在对一个具体的考古学问题的考察上，而是要借此推进全党全社会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学习和研究的重视，树立文化自信，从而为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提供深厚、持久的力量之源。
（作者谢辉元，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