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由4月21日郑永年教授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南海可持续发展的新愿景与新路径”分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解决南海问题需要重塑国际环境

南海本身很重要，聚焦南海也很重要，但如果只聚焦南海问题本身，反而会看不到大环境。因为南海问题的解决需要被放到大的国际环境下，因此我想从大环境来分析一下南海问题。

实事求是地看，过去40年，包括南海周边的东亚地区，如果跟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相比，这个地区都是发展最快、最和平、最稳定的区域。这个地区已经成长出世界上几个最大的经济体。日本以前是亚洲第一大经济体，现在中国是亚洲经济第一大，日本是第二大；印度现在发展很快，印尼又恢复了正常的发展状态，越南也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体。亚洲国家完全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和平、最稳定、发展最快的地区。

和平、发展和稳定三者是互相强化的。和平为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而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稳定。1990年代初我到美国求学的时候，当时因为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发展很快，而日本是当时亚洲第一大经济体，所以很多人说中日必有一战。美国人相信“修昔底德陷阱”，认为中国崛起了肯定要跟日本一战。日本在历史上曾经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当时中国国内也的确发生反日示威。这些更使得很多人相信“中日必有一战”。但结果怎样呢？现在我们的经济体量是日本的三倍多，但两国之间并没有发生战争——虽然两国间有些小的纠纷，但整体上是非常和平的，中国政府跟日本政府还是非常理性地处理了诸多历史与现实的问题。

亚洲的发展证明了邓小平当年提倡的“和平与发展”的正确性。“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发展又为和平造就基础。

但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亚洲地区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在众多的挑战中，中国需要特别警惕的就是美国搞国际秩序的“两极化”。美国现在的大战略就是想把世界秩序两极化，比如在这次俄乌战争中，美国把俄罗斯跟中国绑架在一起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步。国际秩序两极化对我们亚洲地区有非常负面的影响，亚洲大部分国家跟中美两国都有很深厚的关系。如果中美关系不错，他们既有了安全，发展也是可以保障的；但如果中美关系恶化，恶化到像今天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或者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那么亚洲所有国家都将是受害者——因为那样，我们就会面临现在乌克兰的情形：没有安全，更没有发展。因此，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让乌克兰情形在亚洲重现。

今天，美国在亚洲在搞所谓的“二、三、四、五”的“团团伙伙”：“二”就是“双边联盟”，包括美日、美韩、美澳同盟等；“三”是“奥库斯”（AUKUS），即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四”就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QUAD）；“五”就是五眼联盟（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并且美国现在还想组建把越南、新加坡等更多国家都纳入进去的联盟。按照这个趋势发展，如果以后真的形成了一个亚洲版的北约，那么亚洲国家就永无宁日了。因此，我个人特别反对“北约”，更反对美国组建亚洲的“北约”。北约本就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结束，随着其对手“华约”的消失，北约就应该改革甚至解散。但北约不仅没有解散，反而一直在扩张，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就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布局而言，我们今天的局势异常地严峻。

亚洲国家的命运要由亚洲自己掌握

亚洲国家应当有能力去掌握自己未来的命运，正如过去40年我们有共同发展的经验一样。那么，这个命运要怎么掌握？我认为主要在四点。

第一，大国要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品。过去40年，尽管中国、日本这些亚洲大国之间存在着竞争，但这种竞争基本上是良性竞争。亚洲以东盟为基础的3个“10+1”就是典型的例子。当中国和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形成中国—东盟“10+1”机制的时候，另外两个东北亚经济体日本和韩国都来竞争，分别形成了日本跟东盟的“10+1”、韩国和东盟的“10+1”，并且这3个“10+1”是互相竞争的。但竞争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就是在3个“10+1”的基础上形成了“10+3”。“10+3”机制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合作机制——因为大家在比谁做得更好，而不是比谁做得更烂。亚洲国家以前的好成绩都跟这种良性竞争有关系。在未来，亚洲大国，比如中国、日本和印度，要继续提供更多亚洲地区的国际公共品。

第二，我们要保持开放性。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除了极少数国家还是封闭的，几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都是互相开放的，甚至比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区的国家还开放。这个开放度也是要保持下去的。现在我们面临着美国搞基于价值基础之上的集团（value-based bloc），这种美国所谓的集团化，跟全球化是背道而驰的，是“逆全球化”。亚洲国家要互相开放，互相开放之上的区域化才能推动全球化，与全球化相向而行。

第三，我们要处理好大国跟小国之间的关系。大国要宽容，包括中国也好，印度、日本也好，大国对小国要宽容。亚洲在过去40年的发展中有漂亮的成绩跟大国的宽容有很大的关系。例如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在某些方面（如早期收获）中国对一些较小国家做了很多让利，这对小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国市场大，市场应当开放。大国市场的开放就是国际公共品。而且，大国还要有足够的胸怀，要了解小国因为考虑到自身的安全问题，往往需要依靠或邀请域外大国保护自己。小国的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大国对小国宽容的同时，小国也要理解大国本身也有自己的安全考量。更重要的是，如果小国不考虑大国的安全，“引狼入室”，做域外大国的“代理人”，让周边大国感觉到不安全，那么小国也将一样失去安全。

现在的俄乌战争就是一个明确的例子。乌克兰的不安全感源于他感觉到了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乌克兰要依靠北约来取得安全，那么反过来俄罗斯就感觉到了不安全；而当俄罗斯感觉不安全的时候，乌克兰就因为成为北约的代理人而成为牺牲者。亚洲近来的历史也有深刻的教训——2016年菲律宾在美国的影响和推动下用国际法来解决南海的问题，但实际上从经验来看，此次仲裁案除了分化亚洲国家和把矛盾加深以外，没有任何积极的成效，反而导致了各国间更大的不信任。所以，下一步如何处理好大国跟小国之间的关系，比如在推进“南海行为准则”（COC）商谈的时候如何与小国处理好关系，这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

第四，我们要处理好跟美国的关系。美国一直在亚洲，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一直对中国有错误的认知，认为中国解决南海问题就是想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独自称霸西太平洋。实际上并非如此，南海对中国非常重要，这里涉及的问题也非常复杂，并不是诉诸于国际海洋法就可以解决那么简单，还有深远而复杂的历史问题。中国跟美国在南海区域的竞争不可避免，当然中国也不害怕竞争，但中国还是要尽量避免跟美国的军事竞争——一旦中国跟美国进行军事竞争，亚洲或者南海地区就会变成亚洲的“火药筒”。中国可以把美国的军事竞争引导到经济竞争，因为经济竞争是往往是双赢的，而军事竞争却是零和游戏。美国（西方）国家在亚洲也在搞“一带一路”，尽管这也是竞争，但这种经济竞争是好事，最终可能会是良性竞争。我们欢迎美国（西方）国家来进行经济竞争，但是我们不应当跟美国搞军事竞赛。

总体来说，南海应当是开放的南海、和平的南海。我们都要看到自己的利益，不要受任何域外大国利益的影响，因为域外大国永远不会服务亚洲国家的利益，或者说很多亚洲国家充其量也只是域外大国追求自我利益的代理人。就像美国一直在领导北约进行扩张，但实际上北约的行为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还是为了欧洲的利益？大家看看俄乌局势对美国和对欧洲的影响，就可以知道了：欧洲国家需要承担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几乎是所有的成本。

亚洲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会确立自己的安全意识，我们应当对亚洲的未来持非常乐观的态度。我们已经有过去40多年共同发展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处理好国家之间的关系，朝着“南海命运共同体”迈进。目前疫情确实影响了亚洲国家之间的人员来往，但是亚洲国家之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关系在世界上是保持得最好的，这表明“亚洲命运共同体”强大的韧性。中国在这个基础之上，也要有大国的责任和意识，在未来努力把“亚洲命运共同体”巩固得更牢固。

本文原载于大湾区评论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