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遐征”的徐霞客有一个习惯：每至一地，便寻取当地舆图、方志一览，以熟知当地的人文风俗和名胜古迹。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四月初二日，徐霞客来到了贵州的都匀。当他阅读都匀的地方志时，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载都八景，俱八寸三分帽子，非此地确然特出之奇也。
此地西门大溪上有新架石梁，垒石为九门甚整，横跨洪流，乃不取此，何耶？（徐霞客：《黔游日记》）
“都匀八景”始见于明万历《贵州通志》，也就是：东山晓日、西峰霁雨、南楼夜月、北岭朝霞、龙潭春涨、道院晴辉、梵钟晚韵、西池菡畜。对于阅景无数的徐霞客而言，都匀八景都是“八寸三分帽子”。所谓“八寸三分帽子”，是明清时期常用的一种说法，比喻那些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程式化的东西。徐氏的疑问是：都匀八景都是毫无地方特色的模式化景观。相反，都匀城西门外横跨剑河的九门石桥，似弯月长虹，为何没有选入“都匀八景”呢？
自南宋以来，“八景”已经形成了一种凝聚士人文化审美的地方景观系统。徐霞客之问，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本地人和外来者是用何种眼光欣赏景观的？用什么样的文化眼光审视地方景观，乃至确立何种景观“选题”，直接关乎地方“八景”的生成及其意涵。在都匀八景的背后，可能隐藏着这样的环境— 政治逻辑：明清时期的边地政治生态、士人文化审美对地方景观具有塑造作用，模式化的景观符号是与个体审美认知相互碰撞的歷史图景，也是地方权力话语与王朝政治认同共同构建的产物。
城筑之而景成
都匀，旧称“都云”。元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都云设置军民长官司，自此纳入中央王朝的统辖。明洪武二十三年（一三九0），平羌将军何福镇压都云苗族起义后，改安抚司为都匀卫，筑城于竹林蛮寨之上，并上奏朝廷，认为“云之为物，变化莫测”，将“云”改为“匀”，是取“均匀”之意，隶属四川布政司。贵州建省（一四一三）六年后，都匀改属贵州布政司。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言都匀地要云：“控扼要荒，孤城独守，为广西之唇齿、贵州之藩篱。”可见，对于中央王朝力量深入“蛮荒”来说，都匀具有独特的控驭价值。这里尽管纳入王朝版图的时间相对较早，但在内地人的视野里，长期属于苗蛮聚处、文教未兴、偏隅落后之地。在汉文献的叙事中，都匀诸夷性情“凶犷”，“累为边患”，各类苗蛮攻伐不断，以致当地郡人在闲暇之时勤练射骑，成为常态。亦如明人周瑛《平都清苗夷记》所言：都匀“叛服无恒”，盖因风土之必然，甚至将贵州的“叛逆”叙事上溯到商朝的“鬼方常叛”。
因此，在明代内地人投注的目光里，都匀山水是典型的“蛮山瘴水”。黔地之苦瘠，道路之险阨，风气之未开，族群之纷争，致使当地土民只能选择据险而居。天顺《大明一统志》卷八十八记：都匀的行郎山道路崎岖，需造梯登山，山顶居有蛮民二百余家；镇夷山山高顶平，土酋结寨其上，用以防备苗贼。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对都匀山川的记载，基本沿袭《一统志》。这说明，王朝力量和文化秩序尚未深入触及这块土地，当地族群易叛难治，王朝认同和儒家礼法未能规训其山水，险山恶水只是当地族群的“日常生存空间”，并不具备寄托人文情怀的审美功能。景观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弘治时代的都匀“八景”仍滞后于贵州多数地方，而未具雏形。
不过，这一切在明代中叶正悄然发生着变化。弘治七年（一四九四），都匀卫改置都匀府，都匀府城与相关行政建置渐及完备，公署、学校、宫室、寺观、祠庙等城市文化景观纷纷涌现。世之筑城，必建谯楼，作瞭望之用。都匀府城谯楼建于东山之上，弘治十二年（一四九九），贵州按察司副使阴子淑移观音寺钟悬于上，都匀晨昏钟鼓之制始备。阴子淑有诗云：“ 千仞东山百尺楼，登临陡觉豁双眸。轩窗弘厂吞云雾，钟鼓和鸣彻斗牛。四面清风消瘴雨，一方佳致敌瀛洲。边城壮观从今盛，镇服诸蛮不用忧。”（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九）
文学作品为景观增加了一层“晕圈”，谯楼不再是纯粹的军事功能建置，同样成为一个寄托政治意图和个人情感的文化场域。这首诗中的“边城壮观从今盛，镇服诸蛮不用忧”一句，同时也锁定了都匀“内抚外镇”的边城意象。城池作为象征国家权力控制的行政治理空间，在汉本位权力话语的加持下，在“蛮山瘴水”之间，一座“守御靖边”的城池拔地而起，“控扼要荒，孤城独守”，它如同一颗纽扣，将汉文化与边地民族文化纽结在了一起。
城池空间和场所的出现，为都匀八景的生成奠定了景观基础。八景中的东山、西峰、南楼、北岭，大致框定了都匀府城的空间；八景中的龙潭、西池、道院、寺观，则捕捉了都匀府城的地标。尽管这只是都匀八景的粗略“构图”，但它就像是一幅鸟瞰图，勾画出了都匀府城的汉文化景观轮廓。在汉文化扎根此地之初，在内地人一扫而过的视野里，定格了“蛮山汉城”的强烈视觉印象。
然而，徐霞客从内地一路走来，在他眼中，都匀城无非一座“汉城”而已，都匀八景更是内地汉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域上的复制品。徐氏一心想看的是不落俗套的边疆奇景，这些高度同质化、模式化的景观，并不能激发他的游览兴趣，更不可能满足他的审美胃口。当然，徐霞客之问，只是他的独特体验，并不能消解和贬低都匀八景自身的文化价值。对于重塑边地文化的士人精英而言，这种缺乏边地风格的模式化景观塑造，则具有另一番政治文化意义。
人遇之而景胜
正德元年（一五〇 六），王阳明上疏谏言明武宗朱厚照，请求释放被捕言官，远离奸宦，却被廷杖四十，贬为贵州修文县龙场驿丞。谪戍贵州这段宝贵的人生经历，不仅造就了著名的“龙场悟道”，在此期间王阳明还创立了龙冈书院，开黔省书院讲学之风，训诲汉夷民众，凡仰慕之人往往云集听讲，附近的居民也来围观，时常将书院围个水泄不通。
王阳明贬谪五十多年后，嘉靖三十七年（一五五八），刑部主事张翀因表奏朝中严嵩父子乱政，被廷杖贬谪贵州都匀。此后，万历五年（一五七七），刑部观政邹元标，上疏力陈首辅张居正武断专横，并斥责张父死不奔丧，如同“禽彘”，被张居正廷杖八十，亦贬都匀。
有明一代，凡遭廷杖贬谪之人，其忠贞高节之志行，可谓践行士人精神的楷模，颇受地方士绅百姓仰慕，尤其是在号称边荒的西南民族地域。后世人把王阳明、张翀、邹元标三人推戴为南下“三迁客”。他们的到来，正如贵州监察御史应朝卿在《重修贵州通志序》中所赞誉的那样，“其流风余韵，犹足以廉起顽鄙，为山川增色”，从而将贵州文教乃至景观涵化推升到一个新境界。
张翀到都匀后，于东山筑草亭半间，以做栖身之所。岁久为风雨所侵蚀，郡城居民听闻后争先来助，为其建成读书堂和问月楼。此后，“都匀诸生群造其门，执经求从弟子列”（吴维岳：《鹤楼集叙》），拜访求学者络绎不绝。谪居闲暇之时，张翀常常与同辈诸生结伴“搜奇于山水之间”。曾有一日，众人登临西边蟒山，见其山势逶迤数千里，群山俱出其下，旁有泉水涌出。张翀有意在此结庐栖之，于是众人纷纷捐金募工，为他建楼设院。张翀以“山旧名蟒”不雅为由，将“蟒山”更名“龙山”，楼院随其山名更为“龙山道院”。此地有山有泉，院内又有古木藤萝，间有乌猿、白鹇往来游嬉，白云数片由窗入楼，又徐徐飘绕榻前，人处其间，宛在霄汉。就连张翀自己也相信，他与这“一方胜概”的相遇，就是天生的缘分，“其山水之开辟与余之来游皆天也，非人之能为也”（张翀：《龙山道院记》）。
张翀谪居都匀九年间，龙山道院成为当地士绅文人的公共活动空间和社会文化场所，东山之麓也成了广大士子求学问道的理想圣地。崖壁上张翀亲笔题刻“仁智之情，动静之理，栖此盘谷，饮此泉水”，正是其潜心讲学、寄情山水的真切写照。日常生活中，龙山道院也是张翀与友人饮酒赋诗、聚会畅谈的地点，其《九日登龙山》诗云：“九日龙山顶，峰高天上游。扪萝飞绝壁，促席宴危楼。”（张翀：《鹤楼集》卷五）月明星稀之时，张翀时常独自登上都匀府城南楼，凭栏望月，以解思乡之情，其《南楼》诗云：“独倚阑干春欲晴，烟波遥动故乡情。玉箫吹罢仙人去，楼上空余山月明。”（张翀：《鹤楼集》卷八）无论是讲学授业还是郊游聚会，张翀营造的文化氛围与都匀胜景交融一体，赋予了地理景观更具内涵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底蕴，都匀八景中的“道院晴辉”“南楼夜月”二景由此而成。
张翀离黔十年后，都匀又迎来另一位重量级的南下迁客：邹元标。初临都匀，元标即重修张公读书堂，在读书堂旁结一草庐居住，专心理学，讲学授业，并且多次走访请教黔中王门理学大家孙应鳌、李渭二人。万历十年（一五八二）张居正去世，邹元标奉诏还朝，任吏部给事中，重回政治中心。离匀之际，其门下诸生为纪念元标讲学传道的功绩，在张翀读书堂右侧即元标讲学之处，修建书舍一所，并请贵州巡抚江东之题名为“南皋书院”。邹氏谪戍都匀六年，虽不及张翀九年之长，培植人才功绩又在其上，都匀人才培植和文教风貌并未因邹氏离去而没落，反因南皋书院落成而愈发兴盛，培育出众多栋梁之材，诸如陈尚象、吴铤、余显凤以及艾有芝、艾有兰、艾有芸三兄弟等皆出其门下，其中尤以主纂万历《贵州通志》的陈尚象最为知名。
陈尚象，字心易，号见羲，都匀人，万历七年（一五七九）中举人，次年即中进士，由内阁中书官至刑部给事中。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因上疏言建皇储事，被廷杖还乡。陈尚象近十年的官宦生涯，正遭逢明王朝江河日下之时，认识到政治险恶的陈尚象，回到故乡后，“以兴起学术为事”，受时任贵州巡抚江东之的邀请，与副使许一德共同主纂《贵州通志》。许一德年事已高，修纂通志的重担大多落在陈尚象肩上。万历《贵州通志》，较之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和嘉靖《贵州通志》更为系统完备，且进一步普及和规范了贵州八景文化的书写。该志所列明代都匀八景，每一景后均附有陈尚象的题诗一首。至此，八景得到了确认和阐释，作为一种景观文本知识流传后世。
张翀、邹元标的到来，让都匀山川为之增光添色，改“蟒”为“龙”的字义背后，不仅是自然山水向文化表征和公共空间的蜕变，还代表了二人传道黔南、十步芳草的文教盛况。明清时期，有意识地抓取具有文化色彩的景观列入名胜，是僻远边地重塑当地城市形象，彰显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同为“三迁客”之一的王阳明谪居修文悟道，其龙冈山居穴乃至于龙场诸景，一跃成为文人学士拜谒游览的王学圣地，即是明证。在万历《贵州通志》的编纂名单中，没有人会比陈尚象更熟悉家乡都匀的山川风貌和前贤事迹，更别提其中一位还是自己的授业恩师。可以说，都匀八景的建构即使不是出自陈尚象之手，也必然得到了他的首肯。在士人品味的加持下，前贤谪戍施教成为地方人文蔚起的契机，远离政治中心的边地景观，得以焕发出新的气质。
情传之而景别
本质上，“八景”是士人、汉文化与自然景观之间构筑的一种情感纽带和精神融合，在建构的过程中注入了人的情感，凝聚了群体记忆与地域认同，可谓“人化”的风景。值得注意的是，景观与特定人物或意义的链接，将地理景观转化成具体的符号，更需要考虑大众的接受程度。正如张德建所说：就受众而言，模式化的景观符号似乎更容易被大部分人接受。八景作为士人群体打造的“城市地标”，不仅作用于个体，而且为本地或外来的官绅文人提供了开展社会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使其能够获得地方认同感，并形成一定的心理共鸣。
明清时期，西南边地有意识地效仿中原、江南地区，在模仿的过程中，通过滇黔驿路实现了商品、人员、思想上的沟通，使得西南地区的城市内地化进程逐渐深入，以士人為代表的精英群体，在重塑城市形象、建构地方文化景观之时，不可避免地为其附着了一些内地属性，诸如铜仁十景之“渔梁夜月”、永宁十景之“西湖月涌”、普安十景之“春堤翠柳”等等，就颇具江南韵味。
回头再看徐霞客之问，他终究没有在充满景观驯化意味的都匀八景之中，寻味出“确然特出之奇”。从内地飘然走来的江阴人徐霞客，遍游全国名山大川，自幼不喜科举功名，他的景观审美，正如夏咸淳所言，灌注了好奇、贵生、崇实的晚明文化心态，他早已超然于世俗的文化宣教之外。作为主流文化的“反叛者”，他希望寻觅的是那种未受“八寸三分帽子”俗套文化熏染的奇山异水，代表汉文化士人情感的模式化景观当然不符合他的审美标准，其结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或许有人会说，都匀八景中的“龙潭春涨”是岩溶地貌形成的特有景观，这在内地是罕见的。但西南地区是岩溶地貌的典型区域，与之类似的贵州各地八景，就有黄平八景之“翁播龙潭”、兴隆八景之“龙潭灵异”、毕节十二景之“龙潭印月”等等，这对于遍游西南胜景的徐霞客来说，并不稀奇，早就产生了审美疲劳，同样是“八寸三分帽子”。
见微知著，或许徐霞客“八寸三分帽子”的主观表达和个体书写也深刻影响了都匀景观的重塑。模式化的八景符号往往采取地点加景观的四字模式，明代都匀八景中，“道院晴辉”与“梵钟晚韵”相对，“龙潭春涨”与“西池菡畜”类似，命名模式化和景观同质化不免有硬凑“八景”数量之嫌。民国《都匀县志稿》卷四所载的清代都匀八景，就将后三景替换为“梦遇观澜”“灵岩花雨”“鱼石朝宗”，景观类别得以拓展，更显独特性：
梦遇观澜：城北五里有神仙梦遇山，水府庙在其上，山下河分三岔，仙人张三丰观澜于此。
灵岩花雨：城中白衣庵右岩石嵌，由泉流浸渍，明净如镜，山多桃李飞花，坠岩上若雨花。
鱼石朝宗：城北七里沿溪，岩石林立，一最大者巍然独尊，俗呼为鱼王石，春水涨发则众鱼溯流来朝。
随着景观演变的完成，清代的都匀八景更具地方性。蓝勇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一种特别的先贤崇拜现象，就是将先贤的历史行迹，随意地在其他地域上重新移植或新编，并塑造出景观，形成“地域景观附会”现象。柯林伍德认为，一个历史学家首先是一个讲故事者，“建构的想象力”则是帮助历史学家讲好故事的关键所在。这种“建构的想象力”，正是方志编纂者重塑景观、意图形成地方认同时不可或缺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会引发个体对身份的思考，进而牵引出神话、传说，形成对地方的认同。“梦遇观澜”一景正是通过与仙人张三丰建立时空联系，以加速文化与地域的融合。无论先贤是否真的来游于此，历史记忆的描摹和士绅文人的传唱将会对景观完成重塑。
“地域景观附会”的现象遍行于西南的八景文化中，并非都匀一地独有。明人郭子章万历《黔记》卷八《山水志》载：“藏甲岩，在城内西南隅永祥寺下，俗名鬼王洞。汉王志英武过人而貌寝，军中呼为鬼头。官至校尉，从诸葛武侯征南，擒雍闿过此，藏盔甲以镇服百蛮。景云：潜甲遗踪。”“潜甲遗踪”与“铜鼓遗爱”一道，被万历《贵州通志》列入贵阳十景中，此类附会诸葛亮南征史事的地域景观，自然显示了明清统治者对西南边地的治化意图，但表明与中央王朝较早产生关系的功利诉求，也是其“题中之义”。
不论是有意识地模仿中原、江南地区构建景观，还是透过官员谪戍地方的事实将自然山水和文治教化联系起来，抑或采取附会诸葛亮、张三丰、建文帝等先贤景观进行乡土历史重构，其背后的核心在于：景观成为士人“想象的共同体”。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至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 八），文悌先后由河南知府调任贵西道和贵东道，途中曾路过都匀，拜谒东山二先生祠庙，题云：“当年谪戍闲居，荷戈谈经，公非讲学求名者；万里拜瞻遗庙，瓣香师古，我亦因言被谴人。”（向义：《六碑龛贵山联语》卷二三）明代陈尚象等士人群体利用张、邹等人留下的物质遗产和教育硕果来构建地方景观，为派驻边疆、远离中心的文人官员和离乡远游的本地精英，打造出符合官方话语和乡土情怀的“山水实体”和“想象空间”。
万历《贵州通志》卷一序开篇即说：“黔于古，始非异域也，入我版图所从来远矣。”“黔非异域”的话语，一扫班固《汉书》中“西南外夷，別种殊域”的偏见，重塑了贵州自先秦已入华夏版图的认识，还可依托八景文化将西南边地与中原联系起来，勾起本地精英和外来群体的联想，借助文化记忆重构城市文化形象，完成情感共识与国家认同。此时，胜景的意义已不局限于山水地理实体，而在于它所赋予的士人精神和当地文化的结合。历经三百多年，先贤贬谪的事实刻画在地理景观之中，形成了公共记忆，“他们的记忆已经取代了风景本身。隐喻成了现实，缺席成了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