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二一年中国考古学迎来大发展，从中央到地方，研究、教育与管理机构都有重大的举措。然而，许多人可能都有一个疑问，考古学有什么用？三十多年前我学习考古学时就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中外考古教科书对此似乎都讳莫如深，很少有专门的论述。我们接受的教育更多是“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不要去问作用，似乎一问就庸俗了！可我还是想问，学生们也忍不住问，社会大众问的就更多了。就此我曾经有过一些思考，而今又有了新的认识。我注意到，不同时期考古学的作用并不相同，考古学的作用实际上决定了它的发展方向，是不能不重视的，当下中国考古学需要考虑不同的“用处”问题。

一百年前，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了河南渑池仰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就是在这前后，北京周口店遗址的野外工作开始，法国传教士兼考古学家桑志华与德日进发掘了甘肃庆阳的水洞沟与内蒙古乌审旗的萨拉乌苏遗址。因为这几件几乎同时发生又十分重要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国考古学界通常把一九二一年视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端。实际上，单就重要考古发现而论，二十世纪三大文献发现，安阳甲骨、敦煌古卷、流沙坠简，都始于一九00年前后，只是此时还没有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若以中国人自己主持考古发掘为标志，则要从一九二六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算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出现是以田野考古的开端为标志的。现代考古学又称“科学考古学”，其内核是科学，即以客观的态度发现并分析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同时运用合乎逻辑的方法，揭示真实的人类过去。由此，考古学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前现代的（或称考古学的前身）与现代的。

考古学前身的作用

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金石学（西方是古物学），金石学兴起于北宋时期。金石学家吕大临在《考古图》的开篇就讲到了金石学的宗旨：“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常见的解读是，北宋的金石家们希望从三代的器物中寻找完美的政治理想。这种解读稍嫌狭窄，金石家寻找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说理想社会的思想基石。换个更简洁的表达，就是“道”，实现理想社会的道。金石学的出现改变了从前的格局，此前都讲“文以载道”，道只可能存在于语言文字之中，而金石学暗含的主张是“器以载道”（或称物以载道），道在器物之中。或是说，在器物遗存之中，更可能发现真实的“道”。理由很简单，因为器物是古人生活真实的遗留，相反，文字经过历朝历代的传抄解读，错讹不断增加，反而可能失去了古人原初的意旨。

器以载道是金石学暗含的前提，其实也是考古学预设的前提，其间的区别在于对“道”的理解不同，以及解读方式存在差别。“道”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产物，是社会思想观念高度凝练的表达。金石学之前的古人也曾注意到古物，他们将之视为神物或圣物，总之古物上有某种“神性”。我们不妨把神性理解为“道”的前身或象征，代表某种绝对的合理性。为什么人类社会会有这样的东西呢？因为它们是社会思想（意识形态）根基，是社会整合的基础，构成人们认识与信仰的“道”，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成败。古人无法解释其中的复杂性，于是用神性来统率。“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首要的大事，它在反复确认社会组织的观念基础。所有这些观念是通过物质呈现的，并且与物质相交融，因此，对考古学来说，器以载道应该是合理的前提。

现代考古学的作用

十七、十八世纪时，科学古物学在欧洲兴起，科学日益成为人们认识过去的方式，到十九世纪中期，现代考古学形成。现代考古学有三个源头：以探索人类起源与演化的旧石器- 古人类考古（十九世纪中期形成）、以重建民族史为中心的新石器- 原史考古（十九世纪早期形成）以及古典- 历史考古（十八世纪晚期形成）。现代考古学的形成是一个“除魅”的过程。非常有趣的是，现代考古学在除魅的同时，实际上也在根据时代精神“制魅”

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发生在旧石器- 古人类考古领域，涉及人的古老性的问题。按照《圣经》的教义，人是上帝创造的。红衣主教乌舍尔经过精心考证，甚至把上帝创造人的时间精确到公元前四00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世间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奇迹，人的努力是为了自我的救赎。以宗教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是组织社会至高的“道”，人深深地陷入宗教编织的种种束缚之中。考古发现远古的石器遗存，同时伴生有人类和灭绝动物的化石，引入地质学原理的考古学逐渐厘清地层的形成过程与年代，把人类起源的年代大大提前。与此同时，受到进化论的影响，考古学逐步明确人类演化的阶段，以实证的方式支持人是演化而来，而非上帝创造。宗教创世论崩溃，随之崩溃的是整个意识形态体系，社会组织之“道”由此可以变革。或者说，这样的变化是相互推动的循环，理性精神在除魅过程中产生，考古学的发展正是其中重要的助力。然而，我们知道人并不是完全理性、客观的，人所生活的世界也不是。但是，这正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理性的经济人”成為经济学的前提。

新石器- 原史考古是重建史前史的主要力量，它也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重要推手。十九世纪初，当拿破仑侵入哥本哈根的时候，一方面打破了封建约束，另一方面激发了丹麦的民族主义。这种思想所依赖的不仅仅是具有共性的现实生活，更在于具有共性的历史遗存。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不再只是一种想象，而是能够立足于具体物质材料之上的证明。考古学由此参与到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它提供了民族国家存在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之所以是一个民族，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祖先。当然，正因为其中存在建构的性质，也成为考古学容易被滥用的部分，纳粹主义、帝国主义利用这一点为其扩张服务，种族主义由此将种族优越论合法化。这也让我们今天保持警醒：所谓现代考古学中仍然残留有历史的沉渣，今天当我们面对当代世界的时候，仍旧可以看到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的阴影，它们常常假借着科学的旗号。

制魅的过程并不只有这些，古典- 历史考古也有贡献。古典- 历史考古源自艺术史研究，主要研究古希腊- 罗马的艺术遗存。十八世纪开始，英国的有钱人经常会送青年子弟到欧洲大陆做一次旅行，他们带着仆人，先到达巴黎，然后翻越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遍访佛罗伦萨、罗马等文化名城，史称“大旅行”，看过电影《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人对此会有一些具体的印象。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次旅行呢？开阔视野、经受锻炼、增加知识，这都是普遍的解释。其中的关键之处，很少有人提及，“大旅行”实际是西方文化之旅，是西方人成其为文化意义上西方人的训练。如果西方人失去了文化认同，西方人也将不成其为西方人。西方人之所以成为西方人不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是西方人，而是一种文化的熏染与训练，除了日常生活之外，还包括“大旅行”这种精致文化生活的训练。“大旅行”在培养西方文化的精英，他们获取西方文化的地方就是古代物质遗存。“器以载道”在这个意义上说，“道”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可以通过物的鉴赏学习的审美标准，是一个社会广泛分享的思想观念。

回顾一下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不难发现它的形成与近代欧洲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会发现其中考古学三个分支所发挥的现实作用。它们都指向社会构建的意识形态或精神基础，指向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民族国家）;按考古史家特里格的说法，还要指向新的阶级（中产阶级）。简言之，现代考古学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现代社会的参与者，它的作用体现在现代社会的构建上。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现代考古学，就没有近代欧洲社会（这里现代与近代指向同一个英文单词modern）。

具体地说，现代考古学与许多其他学科一起贡献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意识形态根基。与现代考古学伴生的有一系列重要的关联因素：西方文化、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等，它们构成现代考古学的人文背景，并且嵌入其中。对此我们需要特别加以关注，因为当现代考古学传入到诸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的时候，这些因素的异质性就会突显出来，由此产生一系列问题。一方面它们在强势权力的推动下，可能表现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西方文化中心论等;另一方面，当我们在学习现代考古学时，如果排除这些带有人文背景的因素，就会让现代考古学成为一种纯粹客位的研究，丧失了考古学的人文性。接受前者，意味着文化上的自我殖民，而采用后者，又意味着丧失人文底蕴，于是陷入两难的境地。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过程考古学（processual archaeology）开始流行，它代表极端现代性取向的考古学。过程考古学非常强调跨文化的比较，寻求建立文化适应变迁的统一机制与规律。按照其主要开创者路易斯·宾福德的看法，考古学应该发展成为一门如同地质学一样的科学。有意思的是，过程考古学的中心是美国，主要流行的区域是盎格鲁- 撒克逊文化圈，其他西方国家都只是借鉴了部分内容，而没有流行。如果按照过程考古学的主张（更科学、更人类学），那么它的流行区域应该更广才对。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考古学界对此罕有解释。过程考古学的主张其实暗合美国扩张主义的理念，美国考古学要建立以它为中心的世界考古。人类学是关于“他者”的研究，与科学的“客观”是一致的，都要站在对象之外开展研究。过程考古学试图构建起一个客观的体系，把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安放在里面，这个“自然的秩序”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这个秩序的构建者与维护者都是美国。某种意义上说，它正在把社会现实自然化与合理化。与之相应的是，美国考古学在全世界进行野外工作，八十年代还曾计划到中国来，被夏鼐先生拒绝。回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人都非常清楚什么叫作外国人在中国考古。考古学并不是像美国考古学所倡导的那样，只是一门科学或学科。

后现代时期考古学的人文转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在后现代思潮的推动下， 西方考古学在欧洲出现了“ 人文转向”， 后过程考古学（post-processualarchaeology）登上学术舞台，考古学似乎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后现代时期。如果从范式的角度来看，后过程考古学具有一套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它不认为物质遗存材料是客观的，将之视为在历史情境中早已为文化意义渗透的东西。就比如松竹梅，经过中国文化的长期熏陶，象征坚强的品质，有了特殊的文化意义。它们已经不是简单的客观之物，会影响到与之一起生活的人们。由此考古学的目的不在于解释机制，而是要理解情境关联，其价值在于意义的阐释。就好比我们读《论语》一样，了解原义固然必要，关键是要理解其中包含的思想文化，更在于结合现实生活领悟它们在当下的意义。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历史研究的真正兴趣与最高任务不能只停留于恢复过去的原貌，而在于理解历史事件的意义。在这里，理解就需要阐释，“阐释”（interpret）不同于“解释”（explain） 的地方在于，阐释需要主体积极的参与，而解释正好要避免这一点。主体生活在现在，通过阐释，属于过去的物质对象与社会现实就联系起来了。离开了当下的参照系，就谈不上对文化传统的阐释。也正因为如此，考古学可以直接贡献于当代的社会建设。

人文转向后的考古学把物质遗存不再简单视为人类行为的遗留，而是认为在历史进程中物质已经为文化意义所渗透，人与物已经交融在一起，并不是客观之物。换句话说，物质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就是物质本身。这里所谓的文化不只是人应对各种挑战的手段，而是一个群体（如族群）观照世界的方式。它也可以作为人群的标识，更进一步说，它就是人存在于世的形式，物质遗存承载了一个群体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的基本属性，让他们与别的群体区别开来，让他们感受到观照世界的意义。风水轮流转，考古学似乎又回到了从前，这一观念与金石学惊人地相似。物质遗存承载了文化，包括文化的精髓—“道”。于是，随着考古学看待物质遗存方式的改变，考古学的作用也必然改变。

当下中国考古学之用

回到当下中国的具体情境中来，考古学又有什么用呢？平时我们去博物馆或是考古遗址公园参观，隔着玻璃橱窗看到一些展品，或是隔着围栏看到一些遗迹，或是惊叹，或是无感，或是失望，如此而已。考古学的作用似乎止于提供人们茶余饭后闲谈的资料、休闲旅游的目的地。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地方政府之所以重视它，其中的原因，最明显的莫过于经济价值，它不仅是旅游这种无烟工业的重要产品，而且还有免费的、持久的广告效应。就像兵马俑之于临潼、三星堆之于广汉，看着文字都能想象到滚滚而来的财源。一个地方博物馆就是一个地方的客厅，是展示一个城市形象的地方。因此，稍有规模的城市无不是延请高明的设计师，打造出具有地标意义的博物馆。博物馆建设也是建筑设计师们的最爱，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大展才华、名垂青史。在正式的文字中，考古学的作用叫作“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人民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东西呢？仅仅因为他们想猎奇与休闲吗？

人民需要的是文化！而承载文化的正是物质遗存，它是古人生活的直接遗留，比反复传抄的文本更直接、更具体。科学考古学有非常强的现代性，它不认为物质遗存在提供历史信息之外另有价值。在现代语境中，科学等同于正确，不科学就是不正确。金石学不科学，所以应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殊不知金石学并非没有合理的地方，它的认识论比较落后，但是其本体论还是有意义的，物质遗存中融入了古人的文化。当代考古学出现人文回归，这是对科学考古学的纠正，物质遗存的研究本来需要科学与人文两个角度。现代性中暗含着非常强的“乌托邦主义”，以为凭借科学，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把人文视为有待改造的荒地，而不是同等的帮手。历史已证明并没有这样绝对的东西，它的流行极大地削弱了考古学的价值。考古学不是仅仅为重建过去、证明某些历史规律提供材料，而要传承与弘扬文化。

如果从“器以载道”的观念再来看考古学，尤其与当下中国的发展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考古学的作用会有巨大的改变。这里我们不妨以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为例来说明。中华文明探源是当前中国考古学的热点，是热点中的热点，也许首先要问，究竟什么是中华文明？对于许多研究者来说，所谓中华文明探源，就是要研究国家的起源，去寻找国家的三要素：城市、金属冶炼、文字。这个以西亚为中心提炼出来的文明的标准很长时间成为中国研究者的圭臬，直到大家逐渐认识到诸如新大陆的文明并没有文字与金属冶炼，如印加文明，这并不影响印加帝国曾经拥有一千二百万人口，以及南北超过五千公里的疆域。当文明的标准不那么绝对之后，大家似乎对什么是文明陷入了混乱。其实，我们的研究一直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文化！这正是考古学可以贡献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地方。

所谓中华文明探源，除了探究国家或是社会复杂性的起源之外，更重要的是探寻中华文化的形成。这里“文明”有另外一层含义，即一种以意识形态（通常是宗教或核心思想）为中心形成的文化体系。就中华文明而言，其中有我们熟知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还有诸子百家的其他思想，这些思想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而它们的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比如中华文明之于天道、礼乐的强调，在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就能够找到踪迹。这个意义的中华文明，它决定所有中国人如何看世界，包含着所有中国人存在于世的意义根基，确定何为善，何为美。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不是口口相传的说教，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这些生活的遗留就是考古学研究的物质遗存。考古学从这个意义上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就把历史与现实贯通起来，让考古学可以服务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

大众对于考古学家的印象总是与挖墓、探险联系在一起，考古总是意味着发现神秘的过去（如三星堆）。其实考古学的关注点跟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是一致的，横渠四句能够非常好地概括这個共同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地万物的“心”就是文化意义，民众的人生意义来源于文化，文化的传承离不开承载之物，考古学是文化的传承者。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正因为文化持续不断的传承。器以载道！考古学扎根深远，意蕴绵长，这已经不是“作用”所能包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