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起源理论研究一直困难重重，“文明”本身就难以定义，考古学家柴尔德用“城市革命”取而代之，以避免使用“文明”的概念，即便“革命”同样难以定义。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显示，文明起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如此之长，以致采用“革命”一词有点名不副实，部分学者转而采用“过渡”的说法。以此类推，农业革命变成了农业过渡，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变成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甚至工业革命也有变成过渡的趋势。但是“过渡”的说法明显忽视了这些重大变革的性质，相比而言，“相变”这个概念似乎更为合适。就像水在气态、液态、固态之间的变化，相变的概念不仅形象生动，而且能够描述变化的飞跃性。所谓文明相变，是指社会群体在不同阶段组织状态的变化，从一盘散沙的社会到有中心化公共权力的社会。与之相应，社会的动员能力与所产生的物质成就存在天壤之别，这样的差别是通过考古可以看到的。文明的最终建立是一系列相变而非单个相变的结果，既是连续的累积发展，又存在间断性的相变。用相变的视角来考察中国文明起源或可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认识，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中国文明的内涵与形成过程，以及理解当代中国文明的发展转型。

文明的当代相变

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明相变，从当代中国谈起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做法，毕竟这是大家都熟悉的。黄仁宇曾经提出，不要割裂过去百年的中国史，辛亥革命解决的是中国社会上层的问题，共和制取代了君主制；新民主主义革命解决的是中国社会下层的问题，广大农民摆脱了封建关系。黄先生过世稍早，他没有看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国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产阶层。这个阶层是传统中国社会几乎从未有过的，它标志着中国正在完成一次重大的变革。中国社会上、下、中层的变化实际上代表了当代中国文明的三次相变，它们共同构成一个规模更宏大的相变，我们称之为“现代化”。现代化于中华文明而言，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人们的主要居住方式是从农村到城市，社会组织结构、亲属关系，乃至于价值观也都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三次相变，方式各不相同，结果都是社会组织结构的深刻改变，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形态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革，最终打破了从南宋以来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工业革命前的中国农耕技术远远领先欧洲，且革新不断，但是其收益完全被一轮又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工业的发展反而受到有限的资源的约束，无法取得突破）。假如未来的考古学家研究近一百年来的物质遗存，即便没有文献的帮助，单纯从物质遗存的层面上，也可以看出相变的面貌：第一次相变出现的主要变化体现在社会上层的生活上；第二次相变是自主工业体系的建立；第三次相变更加全面，城市快速扩张，基础设施建设遍地开花……简言之，从相变的角度来看物质遗存证据，也可以看出相变存在不同的层次或维度，这对于我们考察史前文明，是同样有意义的。

史前文明的相变

史前中国文明的相变首先要从农业起源说起，因为文明的根基是农业，全世界的文明都是如此。世界上有三大农业起源中心：西亚、中国、中南美洲，分别对应三大文明起源中心。西亚的农业先后扩散到尼罗河、印度河流域，以及欧洲大陆，在此基础上形成两河、古埃及、古印度与古希腊文明。中南美洲则分别形成了玛雅、阿兹特克与印加文明。没有农业就没有文明起源，还可以进一步说，没有发达的农业，也就没有发达的文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正因为没有发达的农业，文明进程于是相对滞后。中南美洲的农业因为缺乏大型的驯化动物，农业结构不完善，文明发展由此受到限制，面对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时，非常脆弱。离开农业实际上不能探讨文明起源，农业起源是走向文明的第一步。也正因如此，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也把农业起源研究列入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走向文明的第一次相变应该是农业起源。

农业起源的重要意义绝不仅仅因为农业提供了文明所必需的经济基础，还因为农业起源本身可能就是社会复杂性发展的结果。一般地说，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社会应该是平均社会，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民族志上的狩猎采集社会大多如此，这也是由狩猎采集的生计方式所决定的。狩猎采集社会群体的基本单位很小，通常由数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人数大多不超过五十人，更多是二十五个人。人数太少了，无法完成必要的劳动协作，群体无法生存下去；人群规模太大，就会面临资源的紧缺。二十五人左右的“神秘数值”是基于资源供给状况的最优选择。在如此之小的社会单位中，社会复杂性自然是非常有限的，社会等级分化没有必要，甚至有害，因为这可能导致社会群体崩溃。灵长类学家对黑猩猩社会的观察发现，其成员之间并不平等。人類狩猎采集社会利用文化压制了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倾向，比如见者有份的风俗习惯、人人平等的宗教观念等，也就是说，平均社会其实是文化的产物。

农业起源需要打破这种平均主义，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的经济学》中就注意到这一点。要打破这样的平衡，前提条件是经济生产水平提高，足以承担群体崩溃的后果。事情的发展是辩证的，有破坏才可能有新的建设。旧的社会群体关系解体，新的生产方式建立，进而支持更大规模的社会群体。如何才能打破这样的平衡呢？人类是文化的动物，自然优先选择文化的手段，人类学家提出“宴飨”假说，通过请客吃饭，一方面协调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重组社会关系。有什么问题是饭桌上解决不了的呢？这个习俗在现代社会仍然有效。宴飨必然涉及过度消费，需要群体能够生产出足够的剩余产品，于是群体需要去扩大生产，这就推动了农业起源进程。与此同时，宴飨的过程也是社会分化的过程，宴飨主持者获取社会权力，而参与者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被权力支配的人，由此，社会的复杂程度也随之提高。

是否有相关的考古证据呢？浙江上山文化的发现带来了一个问题，可以称为“上山之谜”，那就是年代在距今万年前后的上山文化拥有已经分化的陶器组合，而且可能已经开始喝酒。距今万年前后，在其他地区，陶器起源不久，组合相当简单，为什么上山文化如此突出呢？这个问题可能与海岸地带的狩猎采集适应相关。海岸地带因为有较高的初级生产力，可利用的资源丰富，鱼类、鸟类来源范围远比陆生资源广阔。对于狩猎采集社会有限的人口规模而言，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需要注意的是，海岸资源的分布有显著的地带性，人们可以始终而且必须在某个地方获取资源，所以，生活在这个地带的群体流动性更低，地域性更强。于是，他们可能定居，经典的案例就是北美西北海岸的狩猎采集者群体，考古学上的证据还有西北欧中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秘鲁海岸与日本海岸的狩猎采集者。定居一方面意味着人口会增加，社会群体规模扩大；另一方面意味着有资源所有权需要捍卫，有剩余产品需要分配。在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样的狩猎采集社会往往拥有更高的社会复杂性，在民族志与考古材料都可以看到，通常将之称为“复杂狩猎采集者”。

末次盛冰期时海平面下降一百三十多米，整个东海大陆架基本都暴露出来，成为古人可以利用的陆地，长江口在如今的钓鱼岛附近。随着冰期的结束，这些地方又被海水淹没，人群往内陆地区迁移，内迁的群体本身就可能具有较高社会复杂性。这些群体已经使用陶器，如今这些遗址已在海底，这可能就是“上山之谜”的原因。在东海海底就曾经发现过距今一万五千年的陶片、距今一万两千年的水稻遗存，证明以上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这样的情况并非仅见于长江流域，东北地区也有类似的发展，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发现中国最早的玉器以及人工颅骨变形的证据，物质精致化与标志身份的做法正是社会等级存在分化的表征。外乌苏里沿海与东北内陆都有超过万年前陶器的发现，但是没有农业起源的迹象，正反映复杂狩猎采集者的文化及其影响。归纳起来说，距今万年前后发生的第一次文明相变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个是复杂狩猎采集者社会复杂性的产生与传递；另一个是农业起源，两者为后来的文明发展提供了经济与社会条件。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可能存在先后关系，即先有复杂的狩猎采集者，然后有农业起源。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一次文明相变就变成了两次相变，目前的农业起源研究似乎越来越支持这样的认识。

八千多年前，史前中国涌现出来一系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且以之为基础，形成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不同区系，成为不同区域文明发展的基础，比如环太湖地区就有从上山、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崧泽到良渚文化的发展脉络。这个时期形成的部分文化内涵甚至可以与中国历史时期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也正因如此，部分学者提出中华文明起源于八千年的观点。如果只是从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涵的角度来讲，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并不是什么浮夸的观点。在距今八千多年的浙江义乌桥头遗址的材料（属于上山文化晚期阶段）中我们看到，不仅器物类型多样，还有极为精致的红衣陶壶，其形制与宋代的玉壶春瓶神似。类似的发现还有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在这里我们不仅也发现了稻米酿酒的证据，还发现了内放石子的龟甲、骨笛等可能与礼仪相关的考古证据。这些文化内涵与历史时期的文化一脉相承，而在此前的文化发展中几乎不曾见到这样的现象。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涌现具有爆发性，范围广，文化内涵新，具有相变所应该有的新面貌。在辽西地区，突然出现了白音长汗这种布局规整的聚落遗址。这是由两个以壕沟分割开来的聚落组成的村庄，每个聚落中有三四排房子，每一排中有一间大房子，每个聚落中又有一个面积在一百五十平方米左右的超大房子。人们能够按照既定的规划来建设，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有很强的组织性，也是社会公共权力的体现。在海岱（山东）地区，八千多年前有后李文化，从遗址废弃方式来看，其遗址存在滨水与内陆两种类型，前者的定居能力比较强，遗址废弃通常比较彻底，后者定居的稳定性相对较弱，遗址的废弃常存在预期返回的考虑，房子里保存的遗物比较多且完整。这两种方式的区分正是历史上山东地区齐、鲁两种文化的前身。

假如我们回到八千多年前的中国，可能会非常惊奇于那个时代的活力，人们到处开垦新的土地，种植农作物。土地资源是如此丰富，人们都不屑于耕种那些不那么肥沃的土地。人们根据当地的条件发展出具有地方特点的文化，但部分地区的农业还不够成熟，这有点像改革开放初期，到处都是生意，商机无限，但是营商环境还不那么畅达，所以难免有些牵绊。八千多年前的农业社会，也正值全新世大暖期间，环境条件有利于农业生产，人口增加迅速。如辽西、陇东、坝上（冀北、内蒙古中南部）这种生态交错带区域都开始有了农业人群，流动的狩猎采集群体纷纷变身为定居的农民。生态交错带地区农业条件稍逊，当地的群体还有一定的流动性，如坝上的裕民文化，就有夏季与冬季营地的区分。这跟当代中国正在如火如荼发展的城市化运动非常类似，人们的居住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革，但由于处在转型发展期，形态变化十分丰富。

四次或四维的文明相变

狭义上的文明实际是以类似国家这样的复杂社会出现为标志的。这样的相变发生在距今六千年前后，形成了诸如“古国”这样的复杂社会组织，部分学者认为它类似于民族志上的酋邦。更重要的是，此时在不同区域之间形成了对类似神性物品（如带刻画符号的大口缸、玉器等）的文化认同，通常将之视为文化意义上中国形成的证据。这样的“中国”颇类似于赵汀阳所说的“神性中国”。较早的考古证据有江苏张家港东山村的墓葬，其中随葬了不少的石钺，墓葬存在明显的等级，也就是说，社会等级的分化已经开始表现在墓葬上。石钺非实用武器，更多象征仪式化的武力，是一种威慑而已。不直接使用的武力也说明当时社会整合的范围还比较小，成员之间往往比较熟悉，不好直接动武。当然，这也跟一个地区社会整合的方式相关，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程度比较高的区域，相比于经济方式不完整的区域，武力冲突更少。历史上，游牧的群体之所以愿意开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游牧经济不是自给自足的，打仗能够带来好处，劫掠财物与人口，能够弥补其不足。崧泽文化是以稻作经济为主的，《史记·货殖列传》曾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小农经济特色鲜明。

除了东山村，还有湖南澧县的城头山古城，城址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同样说明社会形态已有质的变化。最近安徽含山的凌家滩遗址有了新发现，随葬大量玉石钺的墓葬、大型的建筑基址，最早的年代数据可以达到距今五千八百年。无疑目前的考古发现并没有揭示所有这个时期的重要遗址，显然不能全面代表当时的社会发展，受制于有限的材料，更可能低估当时的社会复杂化的程度。再者，我们也不能按照现代社会变化的时间尺度（十年左右）去衡量史前时代，而需要扩大一个数量级，按百年的尺度来计算，才比较合理。社会整合经历一段时间之后才可能体现在物质遗存上，这也就是我们把距今六千年视为相变开始年代的原因，尽管东山村、凌家滩等遗址测定的绝对年代还不足六千年。

可能更多人愿意把距今五千年左右的良渚视为一个文明相变的关键点，即早期国家诞生。距今六千年前后的相变可能更加重要，它意味着一直被刻意维护的平均主义被打破，人的身份产生了明显的等级分化，而且已经开始与神性结合起来，并利用宗教仪式把等级固定下来。这种带有神性的等级还可能遗传继承，有些人生来高贵，社会等级开始固定化。在考古学界，研究者把东山村、良渚统称为“古国”，不是没有道理的。古国作为文明相变的一个阶段，其社会复杂性与更早、更晚的时代相比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或可以称为“玉石时代”（按东汉袁康的说法则应称为“玉兵时代”）。作为权力的象征，从物质性的角度来看，玉石温润含蓄，它所代表的权力也会相对柔性，可能如古史传说描述的那样，那个时代的君王都以道德高尚而著称。尽管是否真的如此不得而知，至少从物质表征是这么体现的。

距今六千年前后是中国文明的滥觞阶段，就文明形成而言，还存在至少三次相变。距今四千年前后，青铜时代到来，取代之前的“玉石时代”。青铜时代的权力象征以青铜来表现。青铜制作的器物主要为两类：礼器与兵器，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新铸造出来的青铜器金光灿烂，光彩夺目，炫耀展示的特性强烈。相比玉石时代相对柔性含蓄的社会权力，青铜时代的社会权力是赤裸裸的。从政治组织形态来看，就是王朝的兴起。权力继承由禅让让位于世袭制，当然，《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是另一个故事，舜帝把尧帝给流放了。不管是哪个版本，都说明在世袭制建立之前，权力继承的成本很高。世袭制的好处很明显，君主是统治集团的代表，社会权力的稳定传递有利于整个统治集团，社会成本较小。要实现这样的统治形式需要青铜，因为青铜不仅可以用作代表社会政治秩序的礼器，还可以用作经济交易的“通货”，利益分配與交换更容易实现。而且青铜还代表更强的军事权力，软硬两手相互配合，也有助于维护权力的稳定。

青铜时代之后的文明相变就是铁器时代的到来，这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青铜时代就要能烧制原始瓷器，窑炉温度高，较早掌握了液态炼铁。铁器生产相比青铜要便宜得多，坚韧耐用，非常适合用作农具，反而在用作礼器上毫无优势可言。伴随铁器时代到来的还有社会组织的重大调整，传统的井田制崩溃，私田经济开始繁荣。在这个意义上，铁器时代的到来可以代表经济维度的社会权力形成。此时也正是诸子百家相互争鸣的时候，显示出一个新的时代气象。

再一次相变就是帝国的出现，秦汉帝国开启其后两千年的帝制。秦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与此同时，焚书坑儒，统一思想。到西汉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真正形成了统一的意识形态。儒家的伦理具有前所未有的渗透力，能够贯穿社会各个阶层，即便后世不断有朝代更迭，也无法动摇儒家的核心地位。由此，文明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四种社会权力融为一体，我们熟悉的中华文明面貌全面形成。

从相变的角度来看文明演化，不难发现文明演变是多层次的，是累积的。简单把中国文明的起源用某个时间点来限定，反倒容易忽视文明化是一个由若干阶段组成的过程。每一次相变都意味着古代社会在某个维度上发生变化，这与现代中国的发展是一致的， 文明的发展就是在不同维度上不断推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