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冯友兰是兼通中西、融会古今的哲学家。他在青年时期就很喜欢西方逻辑，后来又攻读西方哲学，是当时少数几个精通西方哲学的学者之一。但冯先生更是一位中国哲学专家，他的深厚宏富的中国哲学与文化的造诣，不仅表现在知识素养和“气象”上，而且表现在汉字的运用上。他既是一位哲学家，又是一位文学家、诗人兼书法家，二者在冯先生的身上得到了统一。在中国近代学术分化的情况下，这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
冯先生的哲学著作，除了逻辑的清晰严谨之外，其最大特点是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言简而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读来令人寻味，有一种美的享受，从中可体会到汉字文化特有的智慧与优美。
生当时代变革之际、中西文化冲突之间，冯先生不是以恢复传统哲学为己任，而是以传统哲学近代化为使命。这同时意味着将中国古代哲学语言变成近代哲学语言，运用白话文当然不在话下。但哲学语言毕竟不同于日常语言，其书写文字也不同于一般作品。冯先生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古代哲学语言并没有形成逻辑化、形式化的所谓“纯哲学”的语言（我认为，中国哲学语言从根本上说是诗学的）。但又有自己的一套哲学术语，这些术语具有独特而深刻的含义。汉字本身的“会意”特点就决定了，要把这些哲学语言变成近代语言，就必须实现“意义转换”。这是冯先生首先需要做的。
冯先生认为，完成这一任务的最好方法，就是“中西互释”的方法。许多研究者认为，冯友兰哲学是用西方逻辑方法分析中国哲学的产物。从一个意义上说，这话没有错，但是不完全。试问，如果不用汉字去解读西方哲学，怎么会有用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哲学的结果呢？冯先生不是作哲学翻译，而是从事哲学创造，他的创造固然吸收了西方哲学，但又是建立在汉字文化的基础之上。“互释”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中国哲学语言（文字）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开放性、延续性与可变性，这是冯先生运用汉字进行哲学创造的一个基本前提。任何语言都有其民族的、历史的“印记”，同时又凝结了人类共同的生命体验及其意义，二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汉字则具有“意象”特征，即通过字形而表征意义。冯先生正是从“意象”文字中“析取”其抽象意义而赋予新的内容，使中国哲学走向近代化。
这当然需要高度抽象的哲学思维。冯先生具有这样的思维。早在美国留学时，杜威教授就说过：“冯友兰是一个哲学家的材料。”这就是对他的哲学思维能力的充分肯定。其次，还要对中国哲学语言及其意义有全面深刻的把握，要“优游涵泳”、“融会贯通”。否则，这种“互释”将是生硬的、外在的、枯燥无味的，甚至是不相干的。中国哲学的语言文字常常透露出一种“超言绝象”的意义、意味、意思、意境、意趣，即所谓“意在言表”，这就需要人们去“体会”。这种体会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同时又有普遍性的特征，是人人可以理解的。在这方面，冯先生有自己独到的“体会”和创造性的发挥。牟宗三先生说，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实与中国哲学“不相干”。他没有看到，冯友兰正是对中国哲学语言有深刻的把握，才能实现其“意义的转换”。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中国哲学语言的丰富性、开放性与适应性，使它有可能走上多途径的发展，而不是只有一条路。
说到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冯先生确实极为重视，并且认为，这是使中国哲学近代化的唯一方法。他之所以这样主张，其目的是使中国哲学具有近代理性主义精神，而理性主义则是中国哲学最缺乏的。他的这一目的非常明确。[1] 这里所谓“理性”，主要是指认知理性或客观理性，这的确是中国哲学最缺乏而又最需要的。但他不是一般地“介绍”理性主义，而是通过“互释”为中国哲学注入理性主义精神。这当然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但是冯先生认为，并不是不可能。其可能性就在于，汉字语言本身具有包容性与开放性，这就是他所说的“旧瓶装新酒”。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比如“理”字，是冯友兰“新理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概念。但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前者是经过逻辑分析之后的形式概念，后者则不是。但是二者不是毫无联系。就“理”字的演变而言，最初是治理疆界（《诗经》）、治理玉石（《说文》）的意思，其中隐含着“条理”之义，后来有“义理”、“文理”、“物理”、“性理”等义，再后就变成形而上的本体。这说明，它本身是发展的、变化的。但它仍然同气、物处在“不离不杂”的关系之中，即不能离物而存在。何况，在理学中，“理”字主要是指“性理”，“在物为性”是其根本命题。冯先生经过一番逻辑分析，否定了“在物为性”之说，使之变成没有任何内容的形式概念，从而为现实存在确立了一个形而上的超越的理想标准，以解决中国哲学“拖泥带水”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理”字没有形式化的可能，所谓“净洁空阔”、“冲漠无朕”之说（朱熹），就具有这种发展的可能性。冯先生认为，古今的语言文字，不会有显著的变化，原因就在于此。当然，他也承认，各时代的“物质条件”有变化，则“语言亦随之改变”，“而各时代之哲学家，各以其时代之语言说之，即成为其时代之新的哲学系统”[2]。这所谓“各时代之新语言”，固然有新字新文法的出现，但绝不是彻底改变原有语言，重新建立一套。他的“新理学”之所以为“新”，就在于时代之新，时代之新也就在于方法和意义之新，新方法可使语言具有新意义。应当说，这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课题。使中国哲学语言更具形式化、理性化，则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项重大任务，中国的哲学家们应当为此继续努力。事实证明，汉字具有这样的功能，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创造性地运用与发展。季羡林先生曾在批评中国学者的“失语症”时指出：“汉语的模糊是否完全是缺点呢？恐怕要重新来认识。”[3] 这是具有前瞻性的看法，从一个意义上说，“模糊性”正是丰富多样性的表征（汉字能容纳最大信息量，这一点已经被证明），也预示着发展的无限可能性。用中国的语言文字，写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哲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需要的。冯友兰哲学，就是一个时代的丰碑。
冯先生认为，哲学开始于对语言判断和命题的诸意义的“追问”[4]。这是一个深刻的洞见，至今仍有意义。当然，追问的方式可有不同，这也是哲学能够多元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但在冯先生看来，追问的目的，决不是仅止于语言学或逻辑学，而是建立新哲学。中国的语言文字能够为新哲学的建立提供丰富的资源。为了区分形上与形下两个对应的世界，冯先生使用了中国古代的两个概念——“真际”与“实际”，这又一次显示了汉字哲学的特点。这两个概念都来自中国佛教。[5] 二者都是指永恒的真如境界，但“实际”一词后来发生了变化，一般指现实存在。冯先生取“真际”之原义、“实际”之变义，而重新加以解释，使“真际”变成更加空灵而实存的“有”，这样组成的新范畴，既保持了汉字的某些特征，又具有新的哲学含义。
但仔细考察起来，“真”字本来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真、善、美三者具有同等地位，在儒、道、佛哲学中都有表现（不排除各有侧重）。但无论道家老子的“其精甚真”，庄子的“真宰”、“真君”、“真人”、“真知”、“真性”，还是儒家的“真实”、“真己”，以至佛教的“真如”、“真谛”、“真空”、“真常”，等等，都不是逻辑意义上的“真假”之“真”，也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之“真”，而是指存在意义上的真。冯先生使用“真际”一词，则主要是指存在意义上的真，这不能不说是哲学意义上的转化，但这种转化是通过使汉字获得新意义而实现的，这种新意义的获得，也可以说是在固有汉字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用牟宗三的话说，哪怕叫作“歧出”也无妨），并不是完全外在地嫁接上去的。
前面说过，冯先生虽然运用了逻辑分析的方法，但这本身并不是他的目的，这一点同逻辑实证论是不同的。他的真正目的是建立新的哲学形上学，特别是“人学的形上学”，其核心就是他的境界说。他认为这是中国哲学中“具有永久价值”的部分。境界论确实是中国哲学的灵魂，但是用哲学语言进行系统论述的，则是冯友兰先生。在汉文字中，“境界”二字最早指疆界、境地之义[6]，后来有“意境”之说，遂成为中国美学理论的核心，佛教哲学将“境界”作为心灵的存在状态，具有形上学的意义。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从词话美学的角度阐明了“境界”，冯先生对“境界”的全面论述，则使哲学与诗学真正相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先生进一步揭示了汉字哲学的深层意蕴。
由于冯先生是用哲学理性主义的方法讲“境界”，因此很强调认识的意义，但这时已不再是纯粹客观的对象认识，而是对人生意义的“自我觉解”。“觉解”有可言说者，有不可言说者，人生的最高境界即“天地境界”就是不可言说的。冯先生说了很多，但最后却归到“不可言说”的“天地境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宗教境界，冯先生晚年已承认这一点，见《三松堂自序》）。因此，“可说”与“不可说”就成为冯友兰哲学最根本的方法论问题。其逻辑分析只是手段，“可说”之所以重要，只在于它是必经之途，但说到最后，便是“不可说”。但“不可说”仍然要说，这才是汉字哲学的特点，是逻辑语言所没有的。
维特根斯坦曾说过：“凡不能言说者，只有沉默。”这句话引起无数哲学家的兴趣，而他的语言分析则引起了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这一转向的结果是，否定语言能表达形而上的意义，或者说，形而上的语言是“无意义”的。于是，对形而上的“拒斥”，便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冯友兰也说过：“人必须说很多话然后保持沉默。”[7] 但他所说的“沉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说”是为了“不说”，“不说”是“说”的目的，“不说”代表形而上的“意义世界”即“天地境界”。因为汉字哲学的特点正是通过“言说”体会“言外之意”，而不是什么也不说，更不是将“意义”限制在语言的范围之内。如果说这是认识，那么，就如同理学家程颢所说，“须先识仁体”。这不是一般的认识，也不是逻辑推理，而是“默识心通”、“下学上达”式的直觉思维。冯先生固然重视概念的作用，但他已意识到“直觉”的重要，他在晚年重新提出“直觉”的问题[8]，就决不是偶然的了。中国哲学所说的“言外之意”、“意出言表”、“得意忘言”、“言不尽意”等等，决不是否定语言的作用，但也不是停留在语言上，更不是以语言为本体，它是通过语言而又超越语言，体会其形而上的意义，只有“意义世界”才具有本体性。汉字哲学既肯定语言的作用，同时又肯定语言的有限性，承认“意义世界”的无限性，通过有限而达于无限，实现人生意义的超越，这才是它的根本特征。冯先生作为用汉字写作的哲学家，在吸收西方哲学理论与方法的同时，又弘扬了汉字哲学的这一传统，为中国哲学的“继往开来”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汉字作为中国哲学语言的载体，具有无限广阔的前景。
[1] 见《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7页。
[2] 冯友兰：《新理学》，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0－21页。
[3]《汉字文化》1997年第1期。
[4] 冯友兰：《新理学》，第25页。
[5] 见《高僧传》卷八：《宝亮法师涅槃义疏序》；《大智度论》卷三十二。
[6] 见《后汉书·仲长统传》。
[7]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5页。
[8] 见《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末章，香港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