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数字经济是其中创新最活跃、增长最迅猛的领域。数字科技的成熟、应用、扩散与融合，推动制造业在产品形态、生产方式、客户关系等方面发生深刻的改变。随着制造业形态的变化，产业链价值链各环节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从单一供给侧条件转向更加多元化，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格局也随之改变。中国应抓住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的机遇，发挥数字经济发达、制造体系完善的优势，完善数字化发展环境、支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重构顾客价值链等，以进一步增强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高在全球分工地位和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掌控力。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由技术群所推动的新科技和产业革命中，创新最活跃、增长最迅猛的要数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智能机器人、3D打印、扩展现实等数字科技正在推动制造业形态发生深刻变革，并与逆全球化、疫情冲击推动下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趋势一起，共同影响和改变着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地理空间布局。
一、数字科技推动下的制造业新形态
在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的产品形态、生产方式、客户关系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产品形态从以物质产品和硬件为主转变为数字内容和服务占较大比重；生产方式从工序分工到企业专业化、从“知行分离”到“知行合一”、从大规模生产到定制化生产；客户关系从多层级销售转向平台中心辐射、从信息单向流动转向双向互动、从用户隔离转向用户社群化。
（一）产品形态
1.从物质到数字
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制造业被定义为对采掘品和农产品进行加工和再加工的物质生产部门。在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的产出主要是以原子、分子形态存在的物质产品，投入也以物质形态的投入品为主。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许多制造业的产出从物质产品形态转变为以比特呈现的数字形态。这一转变的实现路径主要有：一是物质产品直接以数字化的形态呈现，如图书、杂志、报纸从以纸张为载体转变为完全以数字化形态呈现。二是物质产品生产过程的分解，从产品设计方案到最终产品制造完成的价值链中，产品设计方案、产品原型以数字化形态呈现，最终产出仍是物质形态。在投入方面，除了传统的物质形态投入品外，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和价值的重要来源。
2.从硬件到软件
在工业时代，产品是由各种物质要素及其组合构成的，有着可见的产品架构、物理结构和物质形态。在计算机产业，硬件主要指计算机主机、显示器以及打印机等各种外部设备。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软件在产品中的应用日益普遍、作用不断增强、价值含量占比不断提高。软件是指一系列按照一定规则组织在一起，并能够完成特定功能的代码集合。软件所反映的是人类对现实世界规律的认识，它把人类知识代码化，并自动对各种信号输入按照这些预设的知识作出响应。软件通过发挥定义产品功能强化了硬件的功能，即通过运算支撑硬件完成特定功能的操作；软件还兼具优化产品功能，即软件可以实现原本由硬件实现的功能，但效率更高、结果更优或成本更低。软件日益成为产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硬件一起组合成为完整的产品。无论是机器设备还是消费品，都可以包含嵌入式软件，或通过网络调用云端由更强大的硬件设备、更复杂的代码所提供的计算能力。
3.从产品到服务
在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的产出是产品，制造企业主要从事产品的开发设计和生产制造，并通过一次性销售产品获得收入。制造与服务处于比较独立的状态，制造业与服务业有着较为清晰的边界。但对于大多数产品而言，用户购买产品不是需要产品本身，而是需要产品的使用价值即产品能为用户带来的效应。比如，用户购买电钻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电钻这一产品，而是为了使用电钻打出需要的孔洞。因此，从用户的角度看，企业是提供产品还是服务几乎是无差别的。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产品复杂程度的持续提高，用户或因无法掌握产品的知识，或者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对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从制造企业的角度，也需要开辟新的业务增长点和收入来源。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制造业就开始了服务化转型，制造企业从主要从事生产活动转向更多地提供基于产品的增值服务，从原来主要提供产品转向提供“产品+服务”的组合，从一次性销售产品获得收入转向持续提供服务获得收入。数字科技的发展加强了生产链、价值链中的数据流动和循环，进一步拓展了服务型制造的空间、丰富了服务型制造的模式。
（二）生产方式
1.从工序分工到企业专业化
在工业革命早期，工业产品的结构比较简单，在一家工厂就可以完成产品的全部生产过程。工厂会通过分工提高生产效率，但主要是工序分工，即不同的工人专业化地从事某个固定工序的生产。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高度垂直一体化的现代工业企业在美国出现并成为美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推动力。一方面，在泰勒等“科学管理”理论的推动下，生产工序被分解为简单劳动，工人几乎像机器人一样按要求做出重复性的动作，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发生了异化；另一方面，现代企业是对作为投入品的多种产品生产的整合，在其内部存在着车间、工厂层面的分工。科斯等制度经济学学者认为，企业间的分工或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企业对市场交易成本和内部管理成本的权衡。数字科技的发展不断推动交易成本降低，而交通技术的发展又拓宽了市场的范围，使规模经济能够更好地发挥出来，因此聚焦于自己的核心资源和能力进行专业化经营，而将关联度不大的业务剥离或外包出去成为数字经济时代越来越多企业的选择。在发达国家，许多知名的大企业频频进行业务剥离和“瘦身”，以聚焦核心能力、发挥专业化优势。
2.从“知行分离”到“知行合一”
这里借用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表述，但内涵不同。“知”是指生产经营中的知识与信息；“行”是指生产制造活动。在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企业根据已有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以及生产产品的技术特征搭建生产线。生产线的运转以及所生产产品的调整，通常由工人根据自己的经验人工操控设备，或者由工程技术人员对生产线使用的设备、设备参数、加工模具等进行调整。关于行业生产的知识外在化于生产线操作者的头脑中。在数字经济时代，“软件定义”在制造业中普遍存在，企业在产品制造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知识、技术通过算法和代码内嵌到生产系统之中，软件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对生产设备自动地进行适应性调整，实现知识的复用。在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支持下，对生产线的调整可不依赖现场的工作人员，而是依靠云端的算力、算法和数据对生产线进行控制。
3.从大规模生产到定制化生产
英国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采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原本由手工（以及简单的生产工具）完成的生产活动被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所取代，生产的规模大幅度提高，人类社会从早期的定制化生产进入规模化生产时代。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电力随时可用的特征使得大量企业获得了高效率的动力来源，生产力水平得到再一次跃升。连续生产流程的发明、零部件的标准化与可互换部件的普遍采用，使工业生产进入大规模时代，并以福特汽车所采用的“福特制”而著称。铁路、远洋货轮、飞机、集装箱等航运设备、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市场的范围，使大规模生产的产品能够找到市场需求、实现其经济价值，成为工业经济时代全球企业普遍追求的模式。在数字经济时代，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增材制造等技术的成熟和应用，使得生产线的柔性化程度显著提高，即能够根据细分市场需求进行小批量生产甚至进行单件定制，而生产成本不会有明显的提高。
（三）客户关系
1.从多层级销售到平台中心辐射
传统的工业产品销售通常是经过多层级分销体系将产品交付用户，例如从销售公司到大区域分销商，再到地市级分销商和终端渠道，终端渠道又包括百货公司、超市、便利店、批发市场等不同的商业业态。在数字经济时代，在线销售成为最重要的销售渠道。不同于传统的线下销售终端只能覆盖有限的区域，互联网的广覆盖和通达性，使在线销售的产品能触达全球用户。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品牌将网店作为主要的销售平台。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电子商务包括跨境电商更是获得良好发展机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在销售渠道向电子商务转变的过程中，传统销售渠道的功能也在发生变化，如线下实体店成为展示、体验中心，线下经销商成为售后服务商，承担配送、安装、维修等功能。
2.从信息的单向流动到信息的双向互动
在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企业为了将产品销售出去，一方面通过市场调查了解用户的需求，开发制造用户所需要的产品，提高自家产品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杂志、DM、户外广告等传播渠道，将产品信息传递给用户，并通过销售网点让产品进入用户的选择视野和购买的地理半径。总体上看，虽然也有用户通过产品故障报修、投诉以及渠道反馈等方式将市场上的信息传递回制造企业，但整体上信息呈现从制造企业到消费者的单向流动特点。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价值链既是物质流动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也是数据流动过程，用户可以通过产品端的传感器、软件以及泛在的网络连接，将使用数据实时反馈至制造企业；同时，制造企业也能够通过用户（特别是消费者）在互联网上点击、浏览、转发、评价等数字足迹，对用户的消费习惯进行大数据分析，刻画出更加精准的用户“画像”，以此作为产品开发、推广宣传等生产经营活动的基础。如果说在信息单向流动的情况下，用户是被动地接收信息，那么在信息能够双向流动后，用户就成为企业经营活动的主动参与者。目前已经有一些公司自己建立或通过众包平台、开源社区，吸引具有一技之长的用户直接参与到产品的开发设计之中。
3.从用户隔离到用户社群化
在工业经济时代，受信息技术的限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成本非常高昂，以致完全彼此隔离、无法互通音信。即使存在着用户之间的交流、对产品的“口碑”传播，其规模和范围也非常有限。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广泛覆盖和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带来信息交流的成本极大下降，人们可以方便、快捷地在网络上进行交流，而且不仅局限于现实世界的熟人之间，陌生人之间也能够因为相同的兴趣爱好、同一产品用户等原因聚集到一起形成社群。大数据精准推荐算法通过向用户推荐他喜欢的信息，会进一步强化具有共同爱好的人向社群聚集。在这一过程中，会涌现出比较活跃的社群意见领袖（Key Opinion Leader，以下简称KOL）。从早期的BBS、博客和微博，到近年来活跃的短视频、视频和直播，数字经济制造社群、打造KOL的能力愈发强大。
二、制造业新形态对全球产业链格局的影响
传统上，产业链价值链环节所处区位的选择主要由供给侧条件决定。在数字经济时代，随着制造业形态的变化，制造业产业链价值链布局的影响因素更加多元，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格局也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原有产业链价值链布局逻辑
需求因素是影响制造企业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工业化早期阶段，由于交通运输方式较落后，大多数商品（特别是低值商品）的运输半径受到很大限制，制造企业只能就近市场设立车间或工厂，将产品销售给附近的用户。即使到今天，单位体积价值很低的产品（如水泥）的运输半径仍然非常有限。信息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市场范围，世界各国之间基于比较优势开展的产业之间和产品之间的国际分工也由此开始。这时候，供给因素的重要性开始提升。一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决定生产什么产品，然后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换。
制造业产品的生产过程是由各种中间投入品、各道工序的生产活动所组成的环环相扣的复杂链条，产业链或价值链各环节所需要的投入要素是不同的。例如，研发环节需要大量高水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加工制造环节需要大量的普通工人。在通信成本、运输成本比较高的时代，产业链价值链各环节如果分布在距离太远的不同位置，就会带来过高的通信成本、运输成本，从而使最终产品的成本反而增加。20世纪80年代，由于信息技术和运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交易成本、运输成本显著下降，世界各国间开始了产品内分工或产业链价值链环节之间的分工。由于运输成本的极大降低，生产环节分布在最具优势的国家带来的成本降低依然能够弥补将中间品在各国之间反复运输带来的成本增加。因此，产品内垂直分工获得快速发展，世界各国按照比较优势从事产业链价值链不同环节的生产活动，产业链价值链各环节也根据其要素投入需求布局到该种要素供给最丰富或成本最低的国家和地区。由此，各个国家原本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变得片段化（fragmentation），制造业生产体系成为世界各国分工合作、彼此依赖的全球生产网络。
（二）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布局的新逻辑
数字科技推动的制造业在产品形态、生产方式、客户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正在对制造业产业链价值链各环节的全球布局产生影响。其中，既有使产业链价值链更加分散化的因素，也有使产业链价值链更加集中和一体化的因素，具体要看对具体行业、不同环节以及作用于不同方向因素产生的合力。
1.产品形态变化对产业链布局的影响
产品数字化推动销售环节离岸化和短链化。传统的物质产品需要通过分销渠道和分销网点提供和交付给用户，需要在当地提供售后服务机构，部分复杂产品特别是工业设备还需要在当地提供安装、培训服务，因此许多制造企业需要在产品销售地设立自己的销售机构或在当地寻找第三方经销商、服务商。产品数字化后，制造企业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将产品发送给购买或订阅用户，相关支持服务也可以借助软件、算法，通过远程控制和调整来实现。基于电商平台及其覆盖全球的特征，企业可以实现产销的直接对话，减少销售的中间环节。在物质产品供应链漫长的国际贸易中，数据能够以光速实现实时传输，传输的成本趋近于零，因此，数据和以数字形态存在的产品与服务的国际贸易相对于货物贸易更有优势。当前，世界贸易结构仍以货物贸易为主。2019年，全球服务出口额占商品出口和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4.7%，虽然仍远低于商品出口占比，但是相比2006年已提高4.7个百分点。在产品数字化的推动下，服务贸易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产品服务化推动销售环节本地化。产品服务化是制造企业凭借在产品研发、设计和生产中获得的资源和能力，并基于产品向用户提供增值服务。服务型制造活动具有技术含量高、对高端服务人才需求大等特点。物质产品销售出去后，其许多增值型服务或服务型制造活动，需要与用户或产品接触才能实现。例如，家具的个性化定制需要制造企业与用户面对面地反复沟通；全生命周期管理需要制造企业帮助用户在现场操作、管理和维护设备。因此，产品的服务化成为制造企业将服务活动本地化的推动力。
服务数字化推动服务活动离岸化。制造业的数字化不仅体现在产品本身和制造过程，也体现在研发环节。借助于数字化开发工具，不但能够显著提高研发效率，对新产品的制造和应用过程进行仿真和改进，而且产品开发设计的结果也可以数据包的形态呈现。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中，一个国家的企业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将产品设计方案进行数字交付，在另一个国家对数据包解码后，按照设计方案的说明进行产品生产。数字科技通过软件定义使服务型制造活动得以基于对数据的分析、响应以及对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的控制自动化、规模化地开展。高度数字化的服务活动也变得可以远程操作、离岸提供。
2.生产方式变化对产业链布局的影响
数字科技使分散化生产成为可能。在工业化时代，受运输成本、通信成本的限制以及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产品研发、生产活动大多选择在地理空间上高度聚集，即在分布于一个或少数几个地点的工厂把产品生产出来，然后销售到更大范围的市场。数字科技的发展使创新与生产活动呈现分散化的趋势。就创新来说，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社会化大众的参与正成为新的特点。分散的个体参与创新活动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个体有参与的意愿和能力。随着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受过高等教育或具有一技之长的专业化人才的数量显著增加。二是个体拥有参与创新的生产力工具。个人计算机既是消费电子产品，也是用于工业设计、代码开发等的生产力工具。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分散化的个人参与到产品的研发设计中来，制造企业通过开源软件社区、创新任务众包平台等数字平台吸引全球范围内的创新资源为其服务。就制造环节来说，可重构生产系统、软件定义的生产流程、智能机器人、3D打印机等软硬件系统的广泛使用，使生产线的柔性化程度显著提高，有效控制小批量、定制化生产的成本上涨幅度。小批量生产的产品越来越被市场所接受使制造活动从集中走向分散成为可能。在3D打印技术高度成熟、3D打印机高度普及的情境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物质产品的制造者。
数字科技改变各国间的资源禀赋。发达国家具有资本、技术和人才优势，发展中国家具有简单劳动力数量和低成本优势，因此前者从事产业链价值链的资本、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环节，后者从事劳动密集型环节。数字科技向制造业的渗透与融合正在改变各国的资源禀赋。数据日益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和经济价值的重要来源，并成为生产函数中投入的重要内容进而改变生产函数的组合；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计算、机器人等数字科技成为重要的生产力工具，极大地提高传统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一方面数据的丰富程度影响国家竞争优势。通用电气公司在推出工业互联网时提出，工业互联网能够发挥“1%的威力（the Power of 1 Percent）”，即在不改变制造企业已有技术路线、要素配置的前提下，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挖掘可以使企业的收入增加1%。数据成为经济价值的重要来源，意味着对数据的掌控能力直接关系到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拥有数据量大、数据质量高的国家会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优势地位。一般来说，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智能终端普及率高，产业数字化程度高的国家具有数据优势。另一方面，数字化赋能改变传统要素的重要程度。数字科技和数据能够对传统生产要素实现替代，或者说提高传统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减少其在生产投入中的比重。例如，人工智能、智能化机器人在更广泛的领域替代人工，并在某些工序已经可以做到比工人具有更高的投入—产出比，使得发展中国家具有的简单劳动力和低工资优势被数字化削弱，相应地，发达国家的高工资劣势得到弥补，一些原本在低成本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劳动密集型环节的活动在发达国家开展成为可能。
数字化软件化加强了制造企业对产业链的控制。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层面加工组装环节的外包与国家层面加工制造环节的外迁，很容易造成知识、技术的溢出与扩散，使制造企业减弱对产业链价值链的控制力，使国家面对快速发展的竞争对手。数字科技驱动下的数据价值的提升以及生产过程的软件化增强了制造企业对整条产业链价值链中的数据和知识的掌控。从数据的角度来看，在数字科技不发达的时期，制造企业将加工制造环节或销售环节外包，对最终用户以及下游供应链信息的了解难度大，相应地，制造商、经销商的话语权较高。但是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后，链主企业处于数据的枢纽地位，其所处的价值链、供应链与产业生态、产品全生命周期（包括用户使用情况）的数据都会传输、集中到一起，从而能够准确掌握市场需求的变化、供应链的运行情况。从知识的角度看，在数字科技不发达时，制造企业将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出去时，要随之外派操作生产线的专业技术人员，或者在当地招募、培养专业人员，这就意味着关于生产过程的知识的外溢。在软件定义产品和生产过程后，关于生产过程的知识以代码、算法的形式内嵌到产品中，可以远程实现对生产线的控制、调整、维护和升级。也就是说，加工组装环节的外包或外迁并不会同时把相应的知识转移出去。通过掌握市场和供应链的数据以及行业知识，链主企业就可以更牢固地抓住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控制权。在逆全球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推动下，世界各国更加重视产业链韧性和供应链安全。对市场和供应链数据的了解、对价值链制造环节知识的掌握，还能够让制造业离岸外包或外迁的国家，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在国内重建生产能力，避免陷入发达国家曾经由于离岸外包而出现的产业能力空心化局面。
3.客户关系变化对产业链布局的影响
数字科技强化需求侧对产业链布局的影响。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的生产活动遵循由M端到C端的模式，即基本由企业决定生产什么，然后卖给用户，用户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制造企业的产业链、价值链布局主要遵循最优化供给侧的资源配置原则，将各环节布局配置到使最终产品性能最优、价格最低的区位。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正在从追求低价格的模仿型消费转向更加追求自我实现的个性化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企业产业链价值链的区位选择就要更多地考虑如何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比如，为了更好地将定制化产品送达消费者，加工制造环节靠近最终市场就成了制造企业的重要选择。此外，制造企业还要更好地倾听用户的声音、更重视用户间的互动对产品开发设计、品牌传播、渠道拓展等方面的影响，这也就要求制造企业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销售侧的用户数据的收集、处理，品牌代言人的培育和新渠道的构建。例如，国内的服装电商企业希音（SHEIN）利用国外KOL为其代言、推广，成为近年来崛起的快时尚品牌。
跨境电商有利于实现制造和销售与用户在地理上的分离。跨境电子商务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跨国产品销售模式和企业商业模式。依托于互联网平台，网店可以辐射全球市场。互联网基础设施具有零边际成本的特点，因此可以开设数量无限的网店，销量很小的长尾端商品也有机会展示出来，这就给用户提供了极大的选择空间。从销售环节的角度来看，网店可以通过国际物流的形式把商品直接送达消费者手中，而不需要在国外建立分销渠道。针对消费者的跨境电商的单个订单的商品量很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对出口的影响。从加工制造环节的角度来看，将产品的加工制造布局在产业链完整、产业配套完善、综合成本优势明显的国家，能够为国外市场用户提供更丰富的产品选择，而且能够以较低的价格供给产品。一些出口量大的品牌以及电商企业还通过在重点市场设立海外仓库的方式，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对消费者的响应速度。
（三）影响各国产业链竞争力的“数字”条件
数字科技发展对制造业产业布局的影响能否实现，还受到相关国家数字基础设施条件、数字化发展水平以及数据监管政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是新型基础设施的关键组成部分，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等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数据中心、超算中心等数据应用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系统架构开发工具和应用软件，以及由支撑电商、打车、直播等各种行业性数字平台构成的商业应用基础设施。依赖于广泛覆盖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制造企业与供应商、经营商、用户、产品等紧密连接起来，并掌握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数据，使企业用户与消费者接入互联网，使用各种互联网应用和服务。借助于数据应用基础设施、系统服务基础设施，制造企业能够更加方便地用软件定义生产过程，开展各种增值服务。依托各种商业应用基础设施，制造业的下游销售渠道和营销功能可以进行在线化、数字化转型。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双方的数字基础设施条件对于产业链价值链的分布都会产生影响。如果发展中国家数字基础设施过于落后，企业就无法对布局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线进行远程操作，无法对产品远程提供服务，也无法通过在线电商销售产品以及获得用户的各种使用数据。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大致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数字产业化主要是指以软件、互联网服务为代表的经济活动。发达的数字产业化能够衍生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并成为产业赋能的重要工具。数字产业化的各种新模式、新业态是消费者参与的主要互联网活动，用户在应用互联网服务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数据，通过数据价值链的反馈，制造企业的产品研发设计和生产的精准性得以提高。产业数字化这里是指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数字化水平越高的制造企业，具有越强的数据加工处理能力和知识代码化、软件化复用能力，对用户需求能够做出更快更精准的反应，以此提高对产业链价值链的掌控力。
数据监管政策。数据具有经济属性和非经济属性。经济属性是指数据是关键的生产要素，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由于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各细分市场的份额向少数头部企业集中，形成“赢家通吃”格局，而平台是数字经济的典型组织模式，这样就意味着数据向平台集中。平台企业利用数据优势，能够实施抑制竞争和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基于数据的不正当竞争成为世界各国对平台企业监管的重点。非经济属性与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个人在接入互联网、享受数字科技带来的便利和丰富功能的同时，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个人信息和让渡自己使用互联网的记录，如果不加以规制，互联网平台可能会滥用这些数据、侵犯个人的隐私权利。因此，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制定法律对个人的数据权利进行保护。例如，2018年欧盟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规定了数据主体访问的请求权、拒绝权、修正权、限制权、删除权（遗忘权）、数据便携权。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也规定了个人在信息处理活动中享有查阅、复制、更正、补充、请求删除个人信息等权利。对数据进行开放，让各种来源的数据建立连接，才能够让数据发挥更大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如果对数据的开放不加限制，则有可能会对国家安全或者个人隐私造成损害。理论上，许多软件定义的产品可以远程提供服务，但是许多国家出于数据安全的目的，要求本国机构和居民的数据必须本地化，这就使得产品的制造过程可以配置在全球最适宜的区位，但是数据服务需要本地化。还有一些国家干脆将数据安全政治化，将之作为打击竞争对手、保护本国产业的重要手段。例如，美国等“五眼联盟”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运营商采购华为的通信设备和通信终端。
三、制造业新形态与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模式
中国制造业产业链价值链布局优化调整需要适应数字科技下的制造业形态变化，但是针对各种类型的国家需要有不同的侧重、采取不同的模式。
（一）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链分工模式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仍在最终产品及其加工制造能力上。利用数字科技优化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链价值链分工关系有如下几种模式：
第一，中国生产+当地服务模式。针对中国具有成本优势的最终产品，在巩固加工制造环节的成本优势、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推动服务化转型，鼓励制造企业利用自己在制造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和能力，基于产品开展衍生增值服务，这些服务可以由制造企业自己或委托当地服务商进行提供。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呈现产品商品出口+服务出口的特点。
第二，中国研发和供应链+当地生产模式。针对中国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利用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在中国进行研发设计，从而有效控制产品的研发设计成本，在保持最终产品价格优势的同时，不断为用户提供多样化的、技术水平较高的选择。同时，在发达国家或其周边地区设立生产工厂，一是适应发达国家制造业本地化的诉求，享受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同时促进贸易平衡；二是更好地服务于当地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更快捷地向用户交付小批量甚至个性化定制的产品。在此过程中，可以通过从中国进口零部件的方式，弥补发达国家产业配套能力的不足。
第三，互联网平台+当地用户参与+中国生产模式。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在品牌传播、用户参与、产品销售等方面的作用。中国制造企业可构建自己的电商平台或在主流电商平台开设网店，通过跨境电商模式向国外用户销售产品。同时，积极吸引用户参与产品设计，鼓励KOL代言传播产品，构建用户社群，扩大产品影响、提高品牌黏性。在中国国内制造是为了保持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和供应链的快速响应，互联网平台+用户参与是为了更好地扩大产品影响、促进产品国际市场的销售。
（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链分工模式
第一，中国供应链+当地生产模式。针对成本敏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一些加工制造环节，可以在低成本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设厂，充分利用当地劳动力资源，保持中国制造企业的成本优势。同时，还可以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制造，规避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以及一些产品对中国出口配额的限制。由于受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配套很不完善的限制，许多上游原材料、零部件无法在当地生产。因此，可以充分发挥中国上游供应链的优势，由中国生产技术含量更高的中间投入品并出口到生产国，发挥两国比较优势的合力。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中国制造企业向产业链的中间产品环节升级。
第二，中国生产+当地服务模式。对大多数工业产品而言，可发挥中国制造业的产能优势在国内进行加工制造，通过商品出口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积极开展定制化服务、供应链管理、检验检测认证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节能环保服务等服务型制造活动，在增加制造企业收入的同时，通过服务增强发展中国家用户的黏性。
第三，中国研发+数字化+当地生产模式。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价值链环节分工，中国从事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环节，发展中国家从事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推动发展中国家工厂和供应链的数字化，一方面有利于中国企业及时了解当地市场、生产进度和订单信息，另一方面可以将在中国研发设计中的知识、数字化方案直接传送到发展中国家工厂，远程分析生产系统数据，对生产线进行优化，将远程采集数据反馈至中国的研发中心来改进产品设计，形成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中国作为大脑、发展中国家作为躯体的“脑体分离”分工模式。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发现，数字科技的发展推动制造业在产品形态、生产方式、客户关系等方面发生深刻的改变，进而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布局产生影响，包括：产品数字化推动销售环节离岸化和短链化，产品服务化推动销售环节本地化，服务数字化推动服务活动离岸化，数字科技使分散化生产成为可能、改变各国间的资源禀赋，数字化、软件化加强了制造企业对产业链的控制，数字科技强化需求侧对产业链布局的影响，跨境电商有利于制造和销售与用户地理上分离。对于中国来说，应抓住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的机遇，发挥数字经济发达、制造体系完善的优势，进一步增强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高在全球分工地位和对产业链价值链的掌控力。为此，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第一，完善数字化发展环境。推进以数字基础设施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中心、超算中心，提升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水平。加大对新型数字科技的研发投入，鼓励数字新科技、新模式、新业态的创新和应用，通过政府采购、示范应用等形式，加快新科技的商业化应用步伐。
第二，支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环节的制造企业开展“以机器换人”，推动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成熟和产业化应用，在具有性价比的环节用机器替代生产线工人。继续实施“上云用数赋智”等数字化转型试点示范，支持地方政府在专项债和技改扶持资金中提高数字化改造资金的比例，鼓励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企业进入工业数字化领域以及专业化制造业数字化企业发展，推进制造企业根据技术成熟度，适度超前进行适宜环节、领域的数字化改造。
第三，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支持有条件的产业链龙头企业开展工业互联网建设，建立制造企业内部，供应链中的各个供应商、服务商，制造企业与用户、设备之间的数字化连接，推动工业知识的代码化和软件化，继续开展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试点示范，推动制造模式、商业模式创新，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在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成熟时向同行业企业开放。
第四，重构顾客价值链。消费者为满足他们的需求和需要所实施的包括搜寻、购买评估、使用和产品的处置一系列活动被称作顾客价值链（Customer Value Chain，CVC）。支持制造企业借助数字化技术、平台对顾客价值链进行解锁、组合和重构，将顾客纳入价值创造活动，及时掌握顾客需求变化、产品使用状态，有针对性地开发产品和提供定制化服务。通过建立众包平台、电商平台、互动社区，鼓励有能力的顾客直接参与产品设计，培育品牌代言人，支持KOL在用户社区进行产品宣传推广和在线产品销售。
李晓华，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刊于《东南学术》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