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普遍地受到了重视，并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争论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问题

日丹诺夫在1947年对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曾提出如下定义：“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末，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多年来，这一定义对中国哲学史界曾有较大影响。近几年有些学者提出异议，引起了争论。一种意见认为，这个定义是一种“简单化、片面化”的观点。“照这种观点看来，研究哲学史的任务，似乎仅仅在于指出某种哲学唯物，某种哲学唯心。”[1] 还有的认为，这个定义把哲学史发展的规律“仅仅归结”为只是唯物主义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这样，“人类思维的发展就被当作只是朝着一个既定的方向机械地前进着的演变”，而否定了唯心主义的发生与发展。因此，它“不是真正科学的哲学史定义”[2]。“哲学史是认识史”，而不仅仅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3] 与此相反的意见认为，这个定义虽然还不够完善，但它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它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贯思想，抓住了哲学的特殊矛盾和基本问题，坚持了哲学的党性原则”[4]。列宁关于哲学史“是整个认识的历史”的论断同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的说法，“两者并无矛盾而是互相补充”。[5] 前者是就“哲学与其他科学史共同具有的作为‘认识的历史’这一共同本质而言的”，后者是就“哲学史与其他科学史区别开来的特殊本质而言的”。如果没有后者，前者“只能是脱离具体形态的空洞的僵死的抽象，而不是科学的抽象”[6]。

关于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把唯心主义看作是“只能供诅咒的思想赘瘤”，要充分肯定唯心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唯心主义是认识史上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标志着人类在探求真理过程中达到的一个阶段”。特别是那些“聪明的”唯心主义，能够用辩证法来解释世界，因而较之“愚蠢的”唯物主义，“能够更生动地反映客观真理”[7]。还有一种“批判的唯心主义”，在批判另一种唯心主义时，有利于唯物主义的发展，促进了人类对真理的探求。另一种意见认为，研究哲学史，“必须肯定唯物主义在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一些唯心主义虽然在个别问题上也可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但基本上不能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而促进正确认识的发展，开拓认识真理的道路的，乃是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8] 还有的认为，历史上有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往往包含了值得肯定的合理因素，但唯心主义“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是错误的”，“留下了大量的理论思维教训”，这就是它的“积极意义”。[9]

哲学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把历史上的哲学斗争仅仅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结果，哲学史就成了历史上阶级斗争在观念形态上的“直接演绎”，“那是无法说明哲学思想为什么会从一种理论形态演变为另一种理论形态，不能真正揭示思维发展规律的”。只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践，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实践，始终是哲学发展的最终根源”。阶级斗争对哲学发展的制约作用，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立斗争的两个阶级“总是从对立的两极上来选用自己批判的武器”，哲学思想的“阶级烙印”，主要体现在哲学家对它的“实际运用和社会作用”上。至于“哲学理论，包括它的基本概念、范畴和命题，本身并不包含什么阶级内容”。只有从中“引申出一定的政治主张，才反映了一定历史条件下某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10]。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哲学斗争不等于阶级斗争，但“归根到底”，它“代表着阶级社会中敌对阶级的，不同社会集团、阶层、势力的利益倾向和思想体系”。一般说来，历史上唯物主义哲学都“代表着进步阶级、阶层、集团的世界观”；而唯心主义哲学则“代表着反动、保守的阶级、阶层、集团、势力的世界观”。哲学家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之间也不是通通没有矛盾，更不是固定不变的。但是总的来说，在阶级社会中，“哲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党派性，哲学斗争是以特殊形式反映阶级斗争性质的”[11]。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哲学“基本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恩格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把哲学家分为“两大阵营”，是针对西方哲学发展的特点提出的。近代以前，哲学“基本问题”“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哲学意义”，因此，这个原则“不是给哲学和哲学史本身规定研究对象的依据”[12]。今天我们所讲的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古代就很少涉及，而是重点探讨‘存在——为什么这样存在’的问题”，“因此，不能用现代哲学所讨论的问题简单地去套古代哲学所讨论的问题”[13]。如果用唯物、唯心来指导哲学史研究，就看不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就会“遇到无法避免的困惑”。中外哲学史上，“确实都有不少很难用一个唯物论或唯心论，辩证法观或形而上学观来准确规定的哲学”[14]。相反的意见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对于历史上各时代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概括”，“在古代即已有之”，虽然在近代才十分清楚地提出来，“但根源在于古代”。只是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不能否认，柏拉图反对德谟克利特的斗争是围绕着思维与存在问题进行的。”[15] 持这种观点的论者指出，在中国哲学史中，不论是先秦、秦汉时期的天道、天人，魏晋时期的有、无，南北朝时期的神形，还是宋明时期的理气，都体现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关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1957年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虽有错误，但错误不在于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可以继承，而在于他赋予哲学命题以“阶级内容”。如果去掉其阶级内容，“抽象继承法”仍不失为一种继承哲学遗产的方法，可以和“批判继承”“并行不悖”。这种意见认为，哲学史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一个不断抽象化的过程，“抽象继承是对哲学史上无数哲学体系前后更迭的历史现象的一种概括”。把这种过程变成一种“方法”，就能把前人思想中的真理，将那些“属于一定时代的、阶级的和个人的精神成果，变成整个人类的精神财富”。[16] 另一种意见认为，“抽象继承法”的错误不在于把哲学命题分成“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也不在于抽象意义是否可以继承，而在于什么样的抽象意义可以继承、什么样的抽象意义不能继承。就是说，要分析哲学命题中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精华部分要继承，糟粕部分不能继承。[17] 有的论者不同意上述两种意见，认为哲学命题都是抽象的，不可以再区分为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继承不是现成拿来，而是经过分析批判。凡继承都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继承的。

-------------------------------------------------

* 原载《中国哲学年鉴》（198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102-104页，署名“培元”。

[1] 张春波：《哲学史是认识一般规律的历史》，《中国哲学史研究》1980年第1期。

[2] 包遵信：《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几个问题》，《中国哲学》第4辑。

[3] 李传明：《哲学史的对象》，《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

[4] 杨宪邦：《哲学史对象和范围的再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5] 张岱年：《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对象和任务》，《中国哲学史研究》1980年第1期。

[6] 杨宪邦：《哲学史对象和范围的再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7] 包遵信：《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几个问题》，《中国哲学》第4辑。

[8] 张岱年：《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对象和任务》，《中国哲学史研究》1980年第1期。

[9] 方立天：《评唯心主义在认识史上的作用》，《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0] 包遵信：《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几个问题》，《中国哲学》第4辑。

[11] 杨宪邦：《哲学史对象和范围的再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2] 陈俊民：《哲学史的党性原则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13] 丹思：《要区分古今》，《中国哲学》第4辑。

[14] 陈俊民：《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问题》，《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

[15] 张岱年：《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对象和任务》，《中国哲学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6] 包遵信：《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几个问题》，《中国哲学》第4辑。

[17] 张岱年：《论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哲学研究》197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