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儒家以上古三代的文献档案为其建构知识、创造思想、形成学派的依据，故而是“六经之学”的创建者、确立者；但儒家也是“六经以外立说者”，故而又是先秦诸子之学的开拓者，并成为诸子百家中重要的一家。

儒家学者早就发明了一种将经学和子学结合起来的学术形态，那就是“传记之学”。他们通过“传记之学”，将“经”、“子”两种学术形态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探讨儒学“经、传、子”三种学术形态的内在联系，能够使我们理解儒学为什么既保留了深厚的文化传统意识,又具有思想创新精神。

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教授在《儒学的六经、诸子与传记》一文中，分析了儒家思想整合过程中“经”、“传”、“子”的发展变化，对六艺与诸子的整合、诸子转化为传记、传记转化为经典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由此探讨儒家的文化关怀和现实关怀。经作者授权，凤凰国学特辑录刊出，以飨同道。以下为原作的第一部分：

孔子讲学图（资料）

夏商周是中华文明的孕育时代，三代时期形成的思想学术对后来的中华文化演变、发展均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那个时期文化知识的主体是由皇室贵族垄断的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下移，产生了脱离皇室贵族垄断的诸子百家之学。

自汉代以来，学术界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学术观点：诸子百家之学出于西周王官之学。班固《汉书•艺文志》转引刘歆《七略》提出了诸子百家可能是来源于周朝官守的学问，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均与西周王官之学有知识学问上的渊源关系。西周时期官师合一，不同职官拥有不同的专业知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不同职官之学下移到民间就形成了不同学术主张的诸子之学。

但是，近代以来，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对诸子学来源西周王官之学提出怀疑。特别是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由章太炎的“诸子出于王官”和“九流皆出王官”说，进一步上溯到刘歆《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针锋相对地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他认为诸子之学的产生是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政治、社会问题，已经脱离贵族统治集团士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进而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就形成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的不同学派。他说：

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诸子既群起，乃交相为影响，虽明相攻击，而冥冥之中已受所攻击者之薰化。••••••故诸子之学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产生，其一家之兴，无非应时而起，及时变事异，则向之应世之学翻成无用之文，于是后起之哲人乃张新帜而起，新者已兴而旧者未涪，其是非攻难之力往往亦能使旧者更新。

胡适的观点影响很大，成为近代以来有关先秦诸子起源的一个代表性的学术主张。

其实，当我们考察诸子起源问题时，会发现近代以来学界将诸子起源简单归结为“诸子出于王官之学”和“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其实是并不合适的。班固《汉书•艺文志》在谈到各家著述后，提出这些学派可能源于周朝官守。但是，《汉书•艺文志》在论述诸子可能出于王官的同时，也同时提出诸子学产生的社会条件和政治背景：“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可见，《汉书•艺文志》也并没有将诸子学的起源完全归结为王官之学，诸子学的起源确实还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的现实社会问题相关。也就是说，王官之学只是为诸子学提供了学术文化资源，但是诸子学所欲解决的问题还是来自现实的社会政治。

所以说，从学术资源、文化背景来考察诸子之学，应该说春秋战国的诸子之学确实是源于西周的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兴起不是凭空而起的，夏商周时期所创造的精英化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均集中和体现为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就是这些王官之学及其思想文化的掌握者。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不同学派的知识基础和文化渊源，离不开王官之学的学术文化母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的说法是有一些依据的。但是另一方面，从诸子之学所欲解决的问题意识、建立理论体系的思想焦点来考察诸子之学，可以发现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均是与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动荡、社会失范、诸侯争霸的现实关怀有关，诸子之学提出的思想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亦可以说“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

这一个视角特别能够说明儒家的起源。强调“诸子之学出于王官”，是肯定儒家诸子之学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的渊源；强调“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是肯定儒家诸子之学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忧患的关切和政治功利的追求。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之学形成，是离不开这两个方面的考察和探寻，这也是先秦儒家及其诸子之学不同于古希腊思想家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以发现，在先秦诸子中，真正能够将西周时期的王官之学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结合得最好的，其实正是儒学。儒学既是西周时期的王官之学，因为儒学推崇的“六艺之学”，其实就是源于三代时期的王官之学；儒学又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是因为儒学本来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儒家那些最为杰出代表人物的代表著作，其实就是儒家子学。将儒家的六艺之学与诸子之学结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儒学。

以这个观点来考察儒学，可以发现儒学之所以能够在诸子百家中取得最大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学派是最为重视对夏商周的文明体系继承的学派，他们自称“述而不作”，通过“六艺之学”的整理、传播，继承了三代时期的优秀华夏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儒学又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和非常务实的政治功利追求，他们希望通过切近的血缘观念、家族伦理来建立维护社会关系、国家秩序、天下安泰的价值体系、文化理想。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学派比较，儒家学派是对文化传统继承最多、对政治现实关怀最切的学派。

因此可见，儒家的“经”与“子”各有自己的思想特点和文化功能。从文化的渊源与地位来说，“经”是文化根本，“子”不过是是文化枝叶，因为儒家文化是从三代文明孕育出来的；但是，从思想创新与建构来说，“子”是思想主体，而“经”则不过是思想资源，“经”的思想是儒家建构起来的。和其他诸子学派比较而言，儒家很好地解决了文化传承和思想创新的结合。以这个观点来考察儒学，可以找到儒学能够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重要原因。

在儒家的学术体系中，经学主要表达儒家对三代文明体系与思想传统的继承，子学则主要表达儒家因社会政治关切而追求思想创新。但是，儒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整体，必须要在学术上将经学和子学统一起来，在思想上将“王官之学”与“士人之学”统一起来，在政治上将三代先王的天下之治与春秋战国士人的天下之道结合起来。因此，儒学在建构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的时候，需要同时考虑传统意识和现实关怀的问题，故而面临如何将经典的思想继承与子学的思想创新结合起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