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天下”是具有中华文明独特性、同时也将会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重要理念。挖掘“天下”理念蕴含的丰富思想意义，不仅能够让现代中国人理解它在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还可以让现代世界思考它可能对现代人类多元文明共存的重要意义。
但是，“天下”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往往受到一些质疑，为了避免对“天下”理念的误解，需要对“天下”的基本意义做进一步的分疏。在中华历史上，“天下”一词除了地理空间的字面意义之外，还包含着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其一，政治秩序的“天下”制度。上古华夏经历了从单一氏族方国的“五帝”到“协和万邦”的夏商周王朝，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国家。特别是西周王朝通过分封制，将不同地域纳入一个“九服”制度的政治共同体，形成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天下政治体系。秦汉帝国的“天下”政治秩序又发生变化，实行中央王朝直接统治地方的郡县制，加上中央王朝通过朝贡、册封的藩属，以及遥远的蛮荒之地，构成后世中国政治秩序的“天下”空间。无论是西周王室通过分封制主导的天下，还是秦汉帝国通过郡县制统辖的天下，均是建立在亲疏尊卑基础上的一种政治制度。
其二，人文价值的“天下”理念。当西周的天下体系解体后，为了重建天下秩序，春秋战国诸子纷纷推出未来天下的不同构想，而此时诸子开始思考并倡导新的“天下”意义。开创民间讲学的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建构了仁义价值的天下有道理念。早期儒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希望在礼崩乐坏的东周重建礼治秩序的天下，但是他们普遍具有“天下有道”的超越精神。所以，孔子开创的“天下有道”理念，完全是一个不断提升、超越的价值序列，他从和谐的礼治秩序提升出普遍性的仁义价值，又不断将人间仁义与超越天道融通起来，与“天下”相关的价值理念进一步获得超越的永恒性。
应该关注的是，作为政治秩序的“天下”与价值理念的“天下”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天下理念是从天下政治中总结出来，但是天下理念提出后就有独立价值，会不断改造和提升天下政治，从而实现中华文明的自我完善与持续发展。所以，应该注意区别政治秩序的天下制度与价值目标的天下理念，天下制度是历史的、有局限的；但是，天下理念超越了天下制度的局限，对民族合作、文化交流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探讨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重点是对中国传统天下理念做思想探源和文化思考。
如前所述，政治制度的天下主要是由华夏民族与蛮夷戎狄的不同族群组成的，体现为一种由中心到边缘的等差秩序。而仁义理念的“天下”则已经超越了天下制度的限制，代表一种更为平等的价值追求。仁义价值体系希望消除差等，建立一个平等互爱的人文世界。孔孟毕生努力实现的“天下有道”，就是强调人与人的关系要建立在仁义的基础上。儒家认为仁爱源于人皆有之天性情感，仁义价值的天下就应该建立在此天性情感的基础上。汉儒往往以“博爱”解释儒家的仁爱，而宋儒肯定仁爱最终会成为“民吾同胞”“万物一体”的博爱精神。儒家仁义的天下理念有深刻的传统思想背景。儒家经典提出的“天生人”是中国人的普遍信仰，由于“天”是以“自然”方式“生”出人类，天与人是血脉相通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故而普天下的人类也是一种相通血脉的兄弟关系。所以孔门弟子子夏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在古代，“四海”是一个与“天下”相同的文化价值空间，这个空间范围人与人应该建立起平等互爱的关系。所以，在人文价值的天下理念中，华夷的区分不是血缘种族而是仁义价值，遵循仁义理念的任何族群均可以成为华夏，悖逆仁义价值的社会则会成为蛮夷戎狄，更严重的则成为非人类的禽兽。可见，仁义价值的天下理念，最终肯定一切种族、社群均是平等的。
与此相关，中国天下理念标榜一种王道精神，批判霸道政治手段。王道是要建立一个平等互爱的人文世界，而霸道却是用暴力强化等级差别的政治秩序。中国传统天下理念孟子区别了“得国”与“得天下”的不同，他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认为不仁的霸道者虽然可以获得一时的政治权势，但是绝不能够获得长久的天下，因为得天下者必须首先能够得天下民心，即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而一切政治家希望能够得天下民心，必须首先坚持以仁义得天下、治天下，也就是以王道而得天下。孟子强调坚守仁义理念的王道才能得天下，认为绝不可能通过不仁的霸道而获得成功。所以，儒家倡导仁义的天下，其实也就是王道的天下。
显然，仁义、王道的天下理念都是理想化的，而儒家的天下理念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又是从西周、两汉的政治现实出发，并且希望兼顾现实可能的。其实，儒家天下理念的起点是现实政治与社会实践，理念化的天下必须包含一种从现实政治到终极意义的价值序列，即前面所述的礼制、仁义、天道的价值序列。所以早期儒家提出天下理念的同时，又提出区分小康与大同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人既向往最高的大同理想，同时又承认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小康”时期，“小康”之世是从现实出发的不得已的主张。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建立“货力为己”的保护个人权益的经济制度，加强“城郭沟池以为固”的军事设施，均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类不能满足于小康，而应该在“天下为家”的时代想到还有一个“天下为公”的理想，这恰恰是天下理念中包含“天下大同”的人类理想。所以，“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理想，既是我们批判小康时代不足与缺陷的参照，也是我们奋斗前行的长远目标。因而，仁义的天下，也是王道的天下，最终目标是大同的天下。
中国传统天下理念在中华文明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一理念既不回避天下是由利益不同、文化差异的民族构成，但是又不将这一种利益、文化的差异固化，反是以不同族群能够和谐共处的仁义精神、王道精神，为天下寻求价值共识提供天道的依据。我们相信，中国传统天下理念也会对现代人类多元文明共存有重要借鉴意义。现代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而全球化世界体系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民族国家之间因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矛盾，从而引发越来越激烈的利益冲突。如何兼顾家国利益与人类普遍利益，已经成为现代世界面临的最大难题。在国家利益日益冲突的当代世界，应该将仁义理念作为不同民族国家共处的思想理念，以民心至上的王道精神反对霸权主义，通过弘扬推己及人的天下主义而破解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具有普遍意义的天下主义作为重建世界文明秩序的原则。这样，才能够消除国家不平等而带来的矛盾冲突，在重建世界文明秩序过程中，将不同民族国家平等和谐的天下大同作为世界秩序的最高理想。
（作者：朱汉民，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