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我们生活在启蒙的时代，但不是已经启蒙的时代。
——康德
30年前，我以《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述评》为题完成了硕士论文，并以此为基础扩写成专著《孤立无援的现代人——弗洛姆的人本精神分析》一书。为什么到今天我还要讲弗洛姆？
埃利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是20世纪的学者，他始终抱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那就是：现代人的困境与出路。由于他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热切关怀、他的深邃的洞察力和热情洋溢的文风，所以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围。他的著作在西方社会广泛传播，在中国也拥有广大的读者。因而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弗洛姆都是一位知名度相当高、而且对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影响相当大的人物。弗洛姆的思想背景十分庞杂，他千方百计地把一些不同的思想捏在一起，对它们进行创造性加工，形成一种新思想。对其产生最大直接影响的思想家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具体而言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病理学。这两种学说好像互不相干，但弗洛姆从中提炼出一些核心的元素，这些核心元素是十分清晰的，也就是构成欧洲文化的基本材料：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批判精神和救世情怀。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是相伴而生的，二者都是批判和改造现存社会文化的武器和原则，救世主义则是目的和归宿。它们又源自犹太―基督教和启蒙运动。弗洛姆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是犹太人，都受到近代德国及欧洲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尽管他们的思想存在巨大的不同。弗洛姆用这些基本材料并借助精神分析的心理病理学进行创造性加工所得出的综合物就是人本主义的精神分析学说。
这种学说所持的价值理想就是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他一生的事业就是用这种理想的标准来剖析他所处的社会和身边的人，并探索实现理想的途径。这个工作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7、18世纪的启蒙学者，因为启蒙运动的核心概念正是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为什么到了20世纪，弗洛姆还要重拾旧业？这是因为启蒙运动过去了，但启蒙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启蒙的本意和目标，也就是人的潜能和自由的充分实现是永无止境的。况且，20世纪的人类世界偏离启蒙理想的事件和现象太多了，危机太深重了，教训太深刻了。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重温弗洛姆的思想，不仅没有感到过时，有时反而感到他就是针对今天的我们说的啊！以下论述是作为20世纪启蒙学者的弗洛姆的理论对于21世纪仍然重要的几个主题。
1、现代人的不安全感
弗洛姆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就是说无论个体成长还是社会发展，总趋势都是个人独立性和力量感的增强。但这一过程还包含另一面，就是人与自然、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日益疏远，因而越来越孤独。为了克服孤独，人又产生了一种回归和倒退的倾向。所以人“永远摆脱不了两种相互冲突的倾向：一种是脱离子宫离开动物的存在状态而走向人的存在状态，离开束缚走向自由；另一种是回到子宫，回到自然，回到确定性和可靠性”。前行还是退行，要自由还是要安全？这就是人的存在的悖论。人在精神上始终被这两种相反的倾向和力量折磨着。
弗洛姆认为，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能给人带来安全感。生产工具和劳动技能主要从前辈那里继承下来，革新和发展的过程是缓慢的，竞争也不激烈。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确定的。个人一开始就是一个部落、一个家族、一个宗教团体的一员。这样的社会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却给人带来安全感。其实，这里所说的“个人”，是从现在的眼光看的。古代人不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个人”，也不把他人看作“个人”。自己和他人都是某群体的一员或一部分。
到了现代社会，人类逐步征服了大自然，人在统治自然的能力方面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物质世界，这一世界矗立在大自然之上，人生活于这一世界之中而与大自然越来越疏远。人建造了高楼、开设了工厂、发明了汽车以及各种工业品。但是这些人所制造的东西却反过来主宰了人。因为这些东西不受人的意志控制，而受经济规律控制。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成果反过来成了他的上帝。
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弗洛姆认为，传统社会那种坦率的、富于人情味的关系越来越少见，取而代之的是相互利用和相互操纵。市场规律也统治着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很显然，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必然建立在互不关心乃至相互漠视或敌对的基础上，必要时应毫不犹豫地将对方置于死地。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同样充满了冷漠和敌对，为了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他们彼此间互相利用。商人和顾客的关系也不例外，在商人眼里，顾客只是被操纵的对象，商人只关心赚钱，对于顾客的需要能否得到满足这一问题不感兴趣。不仅在经济活动中，而且在所有的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实质上都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
从人与自我的关系来看，弗洛姆认为现代人会把自己也当作商品。体力劳动者出卖体力，商人、医生和职员则出卖“人格”。就是说要使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国人常说“人才市场”）上取得成功，自己就必须具备一些人格特征，如精力充沛、有能力、有创新精神、能给人留下好印象等等。像其他商品一样，是市场在决定着这些人格特征的价值。假如某人所具有的人格特征不被市场所接受，那他就会一无所有。如同一件卖不出去的商品，虽然有使用价值，但没有交换价值，分文不值。
2、现代人应对不安全处境的心理策略
因此资本主义解除了传统社会强加在个人身上的束缚，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增加了，但人的孤独无助、渺小无能、不安全、无意义等消极情感也增强了。人在这种矛盾处境中会有哪些心理与行为反应？这个问题是弗洛姆心理学的核心部分。弗洛姆曾经深入分析了现代人试图通过信奉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等策略来缓解甚至消除上述消极情感，这些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到今天甚至愈演愈烈，这让我们深感弗洛姆理论的深刻性和前瞻性。其后的一些研究者对弗洛姆心理学中的有关主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受到弗洛姆的理论启发，另一方面为弗洛姆的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
2.1 威权主义
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是一个多学科的社会科学概念。在心理学中，它是指一种性格或人格，体现在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威权主义性格的主要特征反映在个人对待权威的态度上。一方面他仰慕权威，愿意屈从于权威；另一方面又渴望自己成为权威，迫使他人屈从于自己。权威（authority）是指某种人与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人被视为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本质在于权力（power）。只要手握权力，就会自动地引起别人的爱慕、倾倒，无权的人也就自动地受到别人的轻视。威权主义性格既崇尚权力，又蔑视权威，既屈从，又反抗，二者似乎相反，其实是完全一致的。屈从和反抗都是为了争夺权力，为了使自己成为权威。屈从和反抗一样，都出于对权力的依赖、崇拜和追求。
从世界历史的潮流看，威权主义与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它不是现代的，更像是传统社会的遗毒。但它一直没有从世界上消失，有时还成为一些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这正是弗洛姆担忧并离开德国的原因，也是促使他写作《逃避自由》（1941）的动力。
沿着弗洛姆学术思想启发的方向，后来的研究者通过在不同国家和社会的研究验证了弗洛姆理论的前瞻性。Miller（2017）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简称WVS）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伴随社会威胁出现的，是民众更强烈的威权主义倾向，经济发展状况糟糕（如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国家的公民更有可能明确地反对民主政治体制，并且更有可能倾向于支持威权政府和政治强人。弗洛姆的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要真正从文化心理上实现启蒙的理想，其过程是多么艰难。因为人性中前行与退行两种力量永远是并存的，个体化的两面性也是与人的存在并存的。
2.2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也是一个多学科的社会科学概念。从心理学来看，它是对本民族的认同，虽包含认知，但更基于情感。情感是比认知更深层、更原始的部分。因此它往往与母亲、家庭、家乡、氏族、种族、国家、教会等有密切的联系，起源于对血缘和土地的依恋以及与此相关的童年经验。
从弗洛姆心理学的视角理解民族主义，就要从人的基本需要及其满足方式入手。除了生理需要，人的基本需要都起源于人的处境，特别是个体化的困境，也就是一方面走向自由和独立，另一方面又感到孤立无援和微不足道。在这种自由与不安全并存的处境下，人有五种基本需要：植根的需要、关联的需要、超越的需要、认同的需要和定向的需要。每一种需要的满足都有健康和不健康两种途径或方式。健康的途径或方式包含母爱、人之爱、创造、自我认同和理性定向，不健康的途径或方式包含乱伦、自恋、毁灭、一致性认同和非理性定向。在具体的人身上，决定一个人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取决于哪一面占优势。那些不健康的特征更多地与民族主义相联系。
弗洛姆系统论证了民族主义是社会成员心理发展不成熟的表现。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其成员的心理结构中充满着乱伦、自恋、毁灭、一致性认同和非理性定向这样一些停滞于童年或者退行性的心理力量，也就是人性中原始的、幼稚的、无需努力就存在着的那些东西，而独立、平等、创造、自我意识和理性定向这样一些朝向成长的努力向前的心理力量，也就是启蒙精神所鼓励的人性的力量，是需要学习、努力和超越意识引导的力量。当然在具体的人身上，两种力量都是存在的。一个人总体上朝向成长还是朝向退化，取决于两种力量何者占优势。一个社会也是如此。民族主义只有在个人或社会成员朝向成长的力量占优势并且为了保护民族成员免受奴役，为了保护民族成员的个人生命、自由、尊严的时候才是健康的和必要的。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出现了激烈的反西方、反全球化的民族主义言论。对外而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只会加剧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中国威胁论”，并且很可能阻碍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对内而言，在中国青年群体中持续升温的民族主义思潮会带来政治表达与政治参与的无序状态，挤压现实政治的决策空间，导致“民意”裹挟政治的情况出现，更有甚者，不加控制和引导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通过互联网演变为街头政治。
2.3 消费主义
如果说弗洛姆对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他早年在欧洲的生活经验，那么他对消费主义（consumerism）不知疲倦地批评则主要是基于他后半生在美国的生活经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生活的重要特点是尽可能生产和尽可能消费。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现代人被那种买到更多、更好和更新的物品的可能性所迷惑。这种消费本质上是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是一种与真实自我相异化的虚幻活动，是借助于物质占有和感官满足来获得暂时的安全感。社会通过传媒和市场机制控制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和内心世界，大众只是被动地接受和消费。“世界是我们欲求的对象，是一个大苹果、一个大瓶子、一个大乳房；我们是一些只知吸吮的乳儿，总是期待着、渴求着……”。
当人要提高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水平，要有更多更好的食品、艺术作品和书籍时，这样的消费需要是合理的。但我们现在的消费欲望已经脱离了人的真正需要。本来，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为了使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但现在消费变成了目的本身。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迫使我们不断地去购买。与弗洛姆的思想一致，有学者指出，消费在当今变成了一种狂欢，而狂欢式消费令我们变得冲动，我们渴望立即满足，而不去关注这种行为潜在的负面后果。实证研究表明，非理性消费行为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主观幸福感下降（Bauer et al., 2012; Tsang et al., 2014）。这两项研究虽未直接以弗洛姆关于消费主义的理论观点作为理论基础，但其结果却恰恰反映了弗洛姆对消费主义负面后果的担忧还没有过时。
今天，我们需要更迫切地重视弗洛姆的观点，因为在弗洛姆的时代，消费主义只是被视为个人与社会的问题，它在当今则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因为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消费主义所主导的生活方式被推销到世界各地，消费文化在当今世界产生的影响无处不在，过度的“占有”倾向正在威胁地球和人类的生存。在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进程，消费主义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消费主义刺激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拉动了消费，扩大了市场，客观上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但是，消费主义的消极影响更值得警惕，大量的年轻人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扭曲的价值观，错误地将消费能力等同于个人价值，在无休止的消费中寻求价值的实现。令人感到忧虑的是，科技的进步和移动新媒体的发展为消费主义信息的即时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商家通过无形的网络监控为不同消费群体量身定制的商品营销广告铺天盖地而来，大量年轻人抵抗不住诱惑被怂恿去购买商品，用无止境的消费来满足自尊的需要、身份的认同，最终背负上沉重的债务。
3、弗洛姆的社会改革方案
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基于理论逻辑的，不如说是基于实际生活的。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主要见于二战前欧洲特别是德国，消费主义主要见于战后的美国及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者对于具有强烈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传统又处于快速现代化并融于全球化过程的中国都具有现实意义，并且有助于我们自己理性地回应当今世界对中国崛起的警觉。从理论逻辑上的确难以揭示三者之间的关系，但从心理机制上则可以更深入地揭示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以消极的、逃避的即退行的方式、不健康的方式去应对不安全感的现实处境。威权主义借助于权力的力量，民族主义借助于国家（群体）的力量，消费主义借助于物质占有和感官满足，都是通过依靠外力来获得暂时的安全感。但由于都不是通过内在理性和爱的能力的成长，所以在弗洛姆看来也就都不是健康持久的获得安全感的途径。这些方式只是为了克服不安全感，而真正健康的方式应该是得到安全感，也就是致力于理性和爱的潜能实现的个体化的方向，这是一条前行的不归路，而不是朝向传统等级社会、朝向母亲及其象征物、朝向物质占有和感官满足的方向退行。这里的健康与不健康，积极与消极，前行与退行，都应该被置于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理论框架下加以理解，即健康的发展是理性和爱的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成长，不健康的发展是理性和爱的能力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长，反而固着在或退行到口唇期、肛门期或性器期。极端的退行不仅是退行到童年，而且要退行到母亲的子宫（当然是心理上的、象征性的）以克服不安全感。弗洛姆发展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发展理论和病理学思想，将其运用于揭示社会现象的心理病理机制，将传统等级社会、母亲及其象征物、财富占有与消费视为朝向过去的、退行方向的目标。
弗洛姆在对现代人的性格进行批判分析的同时，还提出了成熟、健康的性格倾向，叫做生产性倾向(productive orientation)。生产性是一种基本的人生态度，是人在一切领域中对客体的反应方式，包括对他人、对自己、对事物的心理反应方式，它关心人的理性和爱的潜能的实现。那些不成熟、不健康的性格倾向都是非生产性的（nonproductive）。生产性是个体化的积极方面，是前行的力量和过程；非生产性是个体化的消极面，是退行的力量和过程。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都属于非生产性倾向。
人虽然能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但不健全的社会造成了人的心理疾病，这本身就是人性对病态社会的一种反抗。一方面社会结构塑造了人，另一方面人性中又有一种力量反过来改造社会环境。因此，面对社会，个人的两大使命是适应和改造，这也是心理健康的两大基本内涵。只讲适应不讲改造和只讲改造不讲适应，都是片面的。一般认为能适应现实社会的人就是健康的人。按照这个逻辑，那些成功适应现实社会的人是健康的，但在弗洛姆看来，“在异化世界的范畴中被看作是健康的人，从人本主义的观点看来，可能是病入膏肓的人”。而那些被异化社会视为病态的人反而是健康的。弗洛姆的最后谈话就是以《病人是最健康的人》为题发表的。当然，弗洛姆这里是从社会批判的角度而言的，而不是从心理病理学的角度而言的。“病人最健康”是一种极端愤世嫉俗的论断。较为完整的心理健康的概念是，在一定适应的基础上谋求成长和发展，并增进自我与他人的生产性潜能的充分实现。
弗洛姆继承了人本主义传统——他认为这种传统正是人性中不断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提出了一套改革社会从而促进人的心理健康的理论。弗洛姆理想中的健全社会是“人本主义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humanistic democratic socialism)”。这个社会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为克服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弊端而建立的。弗洛姆认为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而是对资本主义的倒退。以瑞典为代表的“全面福利官僚主义”也不符合弗洛姆的标准。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本主义社会，一个以全面发展人的个性为宗旨的社会主义社会”。简言之，健全社会的标准就是自由而又安全，充分个体化而又社群团结，也就是克服了人的存在悖论的社会。
为了实现这样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进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心理各个领域的变革。只有当经济和政治体制、精神和哲学方向、社会结构和文化活动同时发生变革，社会才能达到健全和心理健康。只注重一个领域的变化而排除或忽略其他领域的变化，对整个变化而言是有害的。为此，弗洛姆提出了很具体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改革方案，这些方案都是依据他的人本主义原则和理想。
4、弗洛姆启蒙思想的当代意义
弗洛姆去世40年了，21世纪的今天，人的自由没有增加，不安全感也没有减少，威权主义阴魂不散，民族主义狂飙突进，消费主义愈演愈烈。我们读他的著作，完全没有隔世之感。对此，我们应该感到悲哀，还是应该感到鼓舞？我们应该感到悲哀，因为弗洛姆所热爱的人类社会并没有因为他深切的批判而明显变好；我们也应该感到鼓舞，因为弗洛姆的著作远没有过时。当然，世界历史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弗洛姆深深忧虑的冷战结束了，核威胁大大减少了，但新的国际冲突没有停歇过，新冷战正在形成过程中。“过去四个世纪的历史表明，尽管面临压制、备受曲解，启蒙运动的火焰一旦被点燃就不可能再熄灭。启蒙运动至今仍然是人们挑战权威、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是全世界革命者的灵感之源，是做出改变的有效方法，是变革的价值准绳”。弗洛姆基于启蒙价值即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原则，结合他对社会和人性的专业研究所提出的变革思想，对于21世纪人类的进步事业仍然具有启发性。“弗洛姆对我们共同人性的价值观深信不疑，这是我们向21世纪传递的重要信息。虽然我们可能不完全同意弗洛姆的所有观点，但它们为加深我们对人类处境的了解提供了一种途径，并指明了一些建设性前进的路径”。
弗洛姆的思想在21世纪仍然充满生机与活力，不仅在社会大众的生活中持续发挥着影响力，而且在民粹主义兴起、全球化倒退、物质主义盛行的当下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多方关注。社会学学者McLaughlin（2019）指出，在危机四伏的当今世界，作为弗洛姆思想特色的社会心理视角（psychosocial perspective），即整合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理论视角，尤其对当今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具有启发意义。在心理学界内部，弗洛姆无疑一直是精神分析传统的经典理论家，近年来其思想还启迪或催生了一系列实证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这方面多数的实证研究并非直接照搬弗洛姆的理论，对其进行检验，研究者更多是在特定研究主题下引用弗洛姆的观点作为提出假设的理论背景或依据之一。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研究者更为直接地检验并扩展了弗洛姆的理论观点，有些成果还发表在了诸如《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这样的顶尖期刊上。这些研究更多地涉及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病理学的具体主题，而不在本文论及的范围。至于弗洛姆的人格理论则仍然在当今的教科书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人格理论正是弗洛姆对启蒙思想的科学贡献。通过国际弗洛姆学会（International Erich Fromm Society）官网，以及网站Erich Fromm online，我们可以了解有关弗洛姆的著作和丰富的研究文献、当代的研究者及其活动以及弗洛姆广泛的世界影响。国际弗洛姆学会自1985年成立至今一直致力于在社会科学、精神分析、哲学和宗教等领域推进对弗洛姆思想的学术研究，官方出版物是年鉴Fromm Forum，有英语和德语两种版本，1990年至今已经出版了31期，主要刊发研究弗洛姆学术思想的文章。自1987年起，该学会组织来自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们相继出版了研究弗洛姆在教育、宗教与伦理、社会、精神分析方面学术思想的专著13本。此外，该学会不定期召开国际弗洛姆研究会议（International Erich Fromm Research Conference）、国际弗洛姆研讨会（International Erich Fromm Seminar for Doctoral Students and Postdocs）。自1995年起，该学会每年颁发the Erich Fromm Prize，用以表彰那些在学术研究或社会活动领域维护或复兴弗洛姆传统中的人文思想上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曾获奖者中既有著作等身的学者，如著名哲学家Noam Chomsky，也有致力于社会进步的政治活动家，如法国前内政部长Gerhart Baum。该学会还在德国图宾根市建立了弗洛姆研究所（Erich Fromm Institute Tuebingen），用以存放和管理弗洛姆文献遗产以及学会的出版物。2016年12月13日，柏林国际精神分析大学（IPU）的弗洛姆研究中心（Erich Fromm Study Center）成立。该研究中心旨在进一步促进对弗洛姆社会心理思想和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并通过国际弗洛姆研究会（International Erich Fromm Seminar）促进弗洛姆社会心理思想研究的国际交流。本文前述相关研究和这些学术活动的开展都是弗洛姆的思想所具有的魅力和强大的生命力的表现。
弗洛姆从其成名作《逃避自由》开始，在长达4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的价值标准和学术使命始终清晰而坚定。他是一位典型的启蒙学者。依据康德的经典定义，启蒙是人类脱离自己招致的未成年蒙昧状态。因为人处于未成年状态简直是太安逸了！启蒙则意味着要敢于认识，敢于去发现，毫无拘束地行使批判的权利，并甘于自主自立的寂寞，进而将自己当作一个成人，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人。这就意味着，只要人还有提升的空间，只要哲学家所说的“人的可完善性”仍然存在，启蒙运动就仍将在人类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人类不断进步的先决条件。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人类，一方面自我的成长永无止境，另一方面也要永无止境地去克服人性中倒退的力量。人一方面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充分个体化的人，另一方面又有意无意地要退回到童年甚至婴儿。只要这种矛盾存在着，启蒙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弗洛姆的理论也就会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感染力继续给人们以启示。
郭永玉，1963年5月生，湖北随州人，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心理学院博士生导师、人格与社会心理研究所所长。兼任教育部高校心理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事、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心理科学》、《心理学探新》、《心理研究》等期刊编委。曾任中国心理学会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2019～2020）、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2005～2017）。曾获中国心理学会学科建设成就奖、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多项奖励。主要研究领域为人格与社会心理学，聚焦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研究。
来源：改编自《弗洛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启蒙价值》，作者郭永玉，载于《心理学报》, 2022，54(2), 205-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