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资本积累)及新教伦理(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相适应，人的许多思想、感情、欲望都受到社会的禁止和压抑，特别是性压抑。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揭示可以被看成是对那个时代的社会潜意识的揭示。

20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19世纪的反动，人们似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人们追求毫无节制的消费，包括毫无节制的性满足，似乎不会受到任何压抑。但消费社会、生活和工作日益机械化的社会要求人们在心理上、行为上都保持相当的一致性，只是社会对人们的一致性的要求不是通过外在权威的作用来强求一致，而是通过日常生活、通过传播媒介和市场机制等方式来实现。社会虽然公开地鼓励个性，但以隐蔽的方式来使人们保持一致性。20世纪的社会潜意识的内容主要是受社会压抑的真实自我、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等等，这样，就可以与他人保持一致并在市场上取得成功。例如现代人对异化劳动(工作)是厌倦以致仇恨的。但这些体验多半是潜意识的，因为这样的体验是危险的，它会妨碍人的成功。一个人如果不表现出对工作的热情，那他就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就是一个失败者。现代人普遍感到生活毫无意义，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厌烦，不能去干适合于自己的工作，思考自己能思考的问题，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适合于做什么，能思考和解决什么问题，只是不停地忙碌，追求着一种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幸福的幻想。但这一切，是不能意识到的，不能去正视的，因为一个人一旦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他就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对一个社会来说，如果每个成员都意识到他们生活在幻想中，意识到自己一直受着某种意识形态的蒙蔽，那么，这个社会就离崩溃不远了。

在高消费的社会里，也许有人会觉得每两年换一辆新车是不合理的，也许他们在抛弃自己一直用得很好仅仅式样有点过时的那辆车子的时候，还有点舍不得。但如果这些感受被清晰地意识到并影响其他人的话，就会对建立在高消费基础上的经济造成威胁。

所以，说工业发达国家不存在任何压抑，这只是一种幻想，不是事实。这些社会也存在许多矛盾和不合理之处，而社会会以许多方式不让人们意识到这些矛盾和不合理之处。

弗洛姆说，当世界上千百万人民正在挨饿，我们却花费成千上万的美元来储存农业的剩余物质；当武器被用来摧毁我们的文明的时候，我们却将国家预算的一半经费花费在武器制造上；当我们用基督教的善和无私这些教义来教育孩子们的时候，又为孩子们准备了这样一种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为了获得成功，需要的恰恰是善的反面；两次世界大战，我们都是为着“自由和民主”而战，并以消灭了“自由的敌人”而结束这两次战争；仅几年以后，我们又为了“自由和民主”重新武装了起来。所不同的是，以前是自由的敌人，现在却成了自由的捍卫者，以前的同盟者，现在却成了敌人；我们一方面极力反对那些不能容忍言论自由和政治活动自由的制度，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与这些制度结成一个军事同盟的话，我们就会说，这些制度或那些更无情的制度是“热爱自由”的；一方面，我们的生活非常富有，另一方面，我们却没有欢乐；我们都是有文化的人，拥有无线电和电视，却长期感到厌烦……对于这一切又作何解释呢? 我们可以继续花费更多的篇幅来描述西方社会生活方式的不合理之处、虚伪和矛盾。但是，所有这些不合理之处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几乎不被任何人注意到。这并不能归因于批判能力的缺少。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了在我们的反对者中，同样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和矛盾——我们只是不愿意对自己运用理性的、批判的判断罢了(张燕译，1986, 第129-130页)。

现代人由于害怕认识事物的真相，宁愿接受关于世界的虚假的说明，这些虚假的说明大多是一个社会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弗洛姆描述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个人主义者；我们的领袖是英明的；我们是善良的；我们的敌人(无论谁是我们的敌人)都是邪恶的；我们的父母爱我们；我们的婚姻制度是成功的，等等。苏联则炮制了另外一种意识形态：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他们的领导人是英明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他们社会中的利益兴趣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他们所重视的财产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财产，等等。所有这些意识形态通过父母、学校、教会、电影、电视、报纸从人的童年时就强加给人们，它们控制着人们的头脑，似乎这是人们自己思考和观察的结果。如果这一过程发生在与我们相对立的社会中，我们就会称之为“洗脑子”，并把以一种不那么急进的形式而出现的这一过程称之为“灌输”或“宣传”。如果这一过程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就会称之为“教育”和“知识”。尽管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即各个社会在意识和洗脑的程度上是有区别的，尽管在这方面西方世界比苏联强，但这一差别并不足以改变对事实的压抑和对幻想的承认这一基本状况 (张燕译，1986, 第130-131页)。

因此精神分析的“文饰作用”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两个概念有共同之处，即都是对事实的一种合理化的说明，即虚假的说明。正如一个爱窥探他人私生活的人往往宣称自己是为了维护道德规范一样，基督的教义、谦卑的理想、兄弟般的友爱、正义、仁慈等等，这些曾经是真正的理想，曾经打动过人们的心，以致于人们愿意为这些理想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在整个历史中，这些理想经常被用来为达到与这些理想相反的目的服务。

当然，社会潜意识、压抑的机制，人们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认识的，而这种认识取决于人的处境和经历。一个有一位专制父亲的叛逆的儿子，就容易识破社会生活中的极权主义。那些统治者宣称自己热爱臣民，正如他父亲说：“一切都是为你好”。那些受歧视的种族、宗教团体、少数民族的成员也较容易对一些陈词滥调产生怀疑。被剥削阶级的成员也是如此。

如果一个社会或一个阶级，在客观上不存在任何向好的方面变革的希望，那么，人们就宁愿相信谎言，宁愿生活在幻想中，因为对真理的认识只能使人感到更痛苦。相反，那些准备向更好的未来前进的社会或阶级，就更容易认识现实，面对真理。资产阶级在向贵族争取政权的时候，就抛弃了过去的幻想，提出了对现实的新思想。因为他们不需要幻想而需要真理。当资产阶级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压制工人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资产阶级的成员们拒绝认识社会现实，而向前发展的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则更倾向于丢掉幻想，去拥抱真理。

受压抑的潜意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个体就会通过一定方式表现出来，弗洛伊德曾深入研究了日常生活中的错误(口误、笔误等)、梦、心理疾病以及升华等途径，而解除压抑的最有效的途径是性高潮。此外，弗洛姆认为还应包括酗酒和吸毒。

社会潜意识能量的宣泄途径除了战争等大规模的群体的破坏性行为，还有一些破坏性不大的宣泄方式，如各种各样的狂欢状态(orgiastic states)(孙依依译，1986, 第14页)。原始部落的许多仪式(ritual)以及现在仍保留下来的各民族的狂欢节，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在这种迷狂的状态中，外部世界消失了，各种束缚人的规范解除了，人与世界、与他人的分离感消失了，压抑解除了，平时不能做不能说不能唱的，现在都可以。许多原始部落的狂欢仪式包含性放纵的内容，性狂欢往往把狂欢仪式推向高潮，使全体成员达到极度欢畅的境地。

由于狂欢状态是一种共享的方式，是一个部落、一个民族的共同实践，是为巫师、祭司或其他权威所赞成所要求的，因而是正当的，甚至是至善至美的，也就不会使人感到羞耻或负罪。平时被禁止的“坏事”，只要大家一起干，就是“好事”了。

所有狂欢仪式都有三个特征：它们是强烈的，甚至是狂暴的；它们发生在整个肉体和精神中，是一种灵与肉的高度统一和亢奋状态；它们是短暂的和周期性的，狂欢之后，又进入单调的秩序井然的生活中，受压抑的能量又积累起来，于是又重复狂欢仪式。

潜意识的表现形式几乎都是象征性的，如梦、神经症症状、神话等等。因此，要真正了解潜意识的活动规律，必须了解它如何通过象征来表现自己。

（选自郭永玉著《孤立无援的现代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266页。）

参考文献链接：http://www.personpsy.org/Info/Index/145?pageInde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