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文博先生毕生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十分广博和丰富，其中对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两大学派系统、完整的引介和述评，无疑是先生最引人注目也最有意义的学术贡献。为此，我想借此机会谈谈我对先生这一卓越学术工作重大意义的理解。我认为车先生关于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的研究有四大意义。

一是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心理学的知识体系。在心理学中引入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实际上是引入人性理论，强调人格的完整性、动力性和复杂性，使心理学的对象回归到人性和活生生的现实心理生活，促使中国心理学回归到人学或人性之学，改变了动机与人格在心理学知识体系中的薄弱和贫乏状态，以及文革后中国心理学恢复重建时知识体系的僵化和片面化局面。在此之前，动机与人格在以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两大领域构成的普通心理学知识体系中几乎不被涉及或很少涉及。因为在那个体系中，动机被视为意志过程的起始环节或者需要的具体表现，而需要仅被视为个性倾向的一个方面，性格则被视为个性特征的一个方面，所谓性格又被定义为人对自己和世界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内容十分枯燥和干瘪。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的引入，彻底改变了普通心理学的体系，动机和人格单独成章，显著提升了心理学的丰富性和吸引力。当然这种改变是学科发展的大趋势的合力促成的，车先生的工作是这种合力的重要部分，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心理学史研究的范围。

二是为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心理学学术资源。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向中国学术界引介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也就意味着使中国心理学参与到国家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心理学学术资源。上世纪80年代，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主要是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寻找依据以获得反思文革的理论武器，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及随之而起的市场经济实践和理论则肯定了人性欲望和自利性动机的正当性。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为这两次思想大讨论都提供了科学和理论资源：反思旧道德和革命道德对人性的压抑，承认人的基本需要满足的正当性，包括从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到追求自我实现需要的正当性，不再强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狠斗私字一闪念”，“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等，个人权利和主体意识成为与中国走向世界、融入全球化潮流相匹配的价值观，也使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以新的精神面貌出现在世界各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无不得益于思想解放运动，而心理学为中国思想解放运动贡献最大的知识模块就是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即车先生学术贡献的这一领域。这部分知识是有思想的知识，有时代进步意义的知识，不仅仅需要专业知识，还需要领悟和觉察时代精神的见识，更需要准备遭受可能来自权力或极左思潮攻击的胆识。

三是使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和社会大众认识到心理学的力量和价值。向中国引介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心理学视角，也使心理学赢得学术界的尊敬。微观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虽然是必要且基础性的，但如果没有概括的、宏观层面的人性与行为规律性理论，心理学就不会得到广大学界和社会民众的尊敬。某种意义上，心理学的价值体现在哲学、历史、文学等人文学科以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引用、借鉴甚至交叉研究，仅限于小同行彼此之间的相互欣赏和引用显然不能充分实现心理学本来的学科生命力。由于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性学科的心理学基本上被取消了，仅将心理学作为教育学的基础部分被保留下来，这种行政操作所形成的体制性弊端贻害至今，因为心理学至今仍未在学科体制上完全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两大学派以其理论力量和实践价值为人文社科界和社会大众所关注和尊敬。车先生也因此项工作成为少有的在广大学术界和社会大众中知名的心理学家，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心理学界。

四是为中国的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教育改革和组织管理创新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两大心理学派的理论本来是心理咨询与治疗以及精神医学的重要理论，1949年之前中国的这一学科本来基础就很薄弱，建国以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中国基本上与世界同行隔绝，1980年代开始恢复重建急需基本的学科资源。以车先生为领头人的一批学人致力于系统译介两大学派的原著并进行全面完整的述评，除了满足学院教学的需要，还满足了专业实践的需要。这些理论不仅为个体焦虑和心理痛苦的缓解，为个人成长潜能的实现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基于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主体性确立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改革实践，以及现代组织管理从经济人假设向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假设转变提供了心理学知识和思想资源的支持。

车文博先生广阔的学术视域和高远的思想境界令我们后辈高山仰止，今天我们仍需要从以上四个视角来思考自己研究的意义，因为意义感是学者生命的深层动力。让我们继承先生的遗志，为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以此作为对先生最好的怀念。

郭永玉

2023年1月9日于金陵随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