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疫情深刻影响下的日本。2021年疫情在日本多次反复，持续产生影响，并在2020年的基础上向深层次发展，开始冲击到日本既有发展模式与生态的层面。

第一是经济缓慢复苏。根据日本内阁府2月15号的数据，2021年日本GDP实际增长1.7%，低于预期。在2019年、2020年连续两年负增长的情况下，日本经济仍然只是小幅反弹，不但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且是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2021年日本个人消费增长了1.4%，设备投资下降了0.7%，住宅投资减少了1.8%，出口增长了11.6%。由此可见，主要是出口拉动了增长。受益于全球市场复苏，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快速恢复，2021年外需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1.0个百分点，内需是0.7个百分点。

第二是日本社会政治层面的变化。在社会思潮、政治思潮层面。疫情的持续蔓延导致日本各方面矛盾加深，包括社会中下层、低收入家庭和人群、弱势群体的问题突出。日本目前已经从曾经的“一亿总中流”社会结构蜕变成所谓“格差社会”，最近又有专家开始讨论“下流化”趋势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日本国内出现了对执政党自民党长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批判，反映了社会公众对公平分配与“均质”发展的诉求。

在政权、政策层面。2021年日本政治的最大事件是9月岸田文雄出任自民党总裁、10月出任日本首相。较之对安倍路线“萧规曹随”的菅义伟内阁，岸田政权的诞生意义重大：

一是虽然同为自民党政权，但出身宏池会的岸田组阁，打破了自21世纪以来主要由清和会把持政权的局面。宏池会作为战后“保守本流”，有以经济政策为中心施政的传统，也比较重视周边关系的和谐。到岸田为止已经产生了六位首相，包括池田勇人、大平正芳、宫泽喜一。

二是岸田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日本社会、自民党内的呼声。譬如，前首相福田康夫的儿子福田达夫，组成了青年议员“党风一新会”，要求实行变革、创新。岸田政权是建立在派系、世代平衡基础上的，他就任自民党总裁后任命福田达夫为总务会长。

三是岸田若长期执政，将改变执政党力量格局。而且目前看是有一定潜力的。宏池会在1998年、2001年曾经历两次大裂变，今后不排除重新整合的可能。如此，将形成超过目前第一大派安倍派、成为自民党最大派系的政治势力，这对日本政治、对外政策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相对菅内阁，岸田政权谋“变”的成分更多，他上台后提出了新政策、新主张、新概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式新资本主义”，这是对“安倍经济学”特别是“后三支箭”的扬弃。他在施政演说中提出，“日本社会过去一直采用的新自由主义导致了严重的分裂”，应当通过“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和“开辟新冠疫情后的新社会”等手段来实现“新资本主义”。

新资本主义的目标是要构建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扭转日本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新资本主义的概念，可以上溯到涩泽荣一时代道德与经济统一的理念、对野蛮资本主义向道德资本主义转型的追求，也反映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一种思潮动向。不过，新资本主义政策能否顺利推进，难度不小。关键是政策路径是否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特别是财源能否确保。按目前的设计，基本是依靠扩大财政支出，但日本财政赤字严重，债务比在发达国家当中是最高的，如果强推，势必导致收支状况进一步恶化，离“健全财政”的目标渐行渐远。

第三是日本对外战略和政策。岸田政府提出了“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口号，这既是在冷战后日本战略调整的延长线上，又反映了在疫情的连年冲击下，日本对外意识和思维的加速演变。其中，有三个意识是比较突出的：对外危机意识、国际博弈意识、战略主体意识。

其次，是对于未来的趋势展望。在上述意识增强的驱动下，日本的“综合战略活跃度”持续走高，开始积极投身大国博弈、投身地缘政治竞争。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调整在中美之间的站位，总体仍是“两边占”，但在战略、安全、军事领域靠美力度加强。无论是从地缘区位还是从政治身份看，日本都具有边缘性、居间性属性，其战略政策的非极端性、自我平衡性以及多向对冲的特征明显。拜登上台以来，继承了特朗普的印太战略，美日同盟重回强化轨道，对华步调趋于一致。中美竞争、中日矛盾的大背景使日本的战略空间压缩，强化同盟的动力增强。

第二，推行一体化综合性的地缘战略和海洋战略。当今大国博弈的特点是全领域、综合性，日本对外、对华政策也在朝着此方向发展，积极推动海、洋互动——东海、台海、南海、印度洋以及南太。

第三，强化军事要素在对外战略中的作用。2022年，日本将全面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整备计划。与此同时，将以“日美+1”的方式扩大准同盟、安全合作网络。2016年日本“新安保法”生效以来，自卫队为美军舰船提供了60多次保护，推动了日美军事一体化，今后保护对象范围将陆续扩大到澳大利亚、英国、德国和法国。同时，日本还将修订《自卫队法》，使自卫队可以在海外执行运送外国公民的任务。

第四，采取不同层级、多种样式的对冲模式实施对华牵制。包括泛化安全概念，制订经济安全保障法。

最后，关于中日关系的潜在风险点。中日矛盾广泛存在于各个领域，包括战后国际秩序观、地缘政治、领土主权、政治安全等。尤其是日本在自身发展优势削弱、硬实力增长缓慢的情况下，越发重视软实力抗衡，包括推行所谓人权外交。2月1日，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所谓涉华人权决议，妄议中国人权，置喙中国内政。据悉，参议院也将步此后尘，甚至可能变本加厉。这些动向势必加剧中日矛盾，增大两国对立对抗的风险，为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平稳发展蒙上阴影。

台湾问题是中日矛盾的聚焦点、也是最大的战略风险点、潜在爆发点。在日本以及美国看来，台湾问题事关战后秩序及其规则体系，也是它一体化地缘战略、海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对华战略的一张牌。1951年以来，日美一直将涉台军事干预功能内置于其双边安全安排之中。1972年以后则是明修栈道、明度陈仓。日本涉台干预路径，既包含安全军事的，也包含经济产业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