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道”与“术”两个层面。道是理念，是文化的内核、本质；术是形式、方法。两者同属文化的一部分，而道承载的是价值观体系，关乎世道人心。抽去道，文化将成为没有生命的空壳。需要进入所有学校的是“道”，重心是德性教育，其支撑点则是礼仪教育、人格教育、担当教育和经典教育。在这些问题上着力，庶几可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素质。
传统文化进校园，近些年来一直没有停，戏曲进校园、武术进校园、书法进校园、楹联进校园，如今又有中草药进校园等，总体而言，大多属于艺术类范畴。从学理上而言，文化有“道”与“术”两个层面。道是理念，是文化的内核、本质；术是形式、方法。两者同属文化的一部分，而道承载的是价值观体系，关乎世道人心。抽去道，文化将成为没有生命的空壳。两者孰轻孰重，毋庸赘言。戏曲、武术等进校园，很有必要，但不必进入所有学校，需要进入所有学校的是“道”，重心是德性教育，其支撑点则是礼仪教育、人格教育、担当教育和经典教育。在这些问题上着力，庶几可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素质。
中华传统文化的灵魂是道德理性
东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西方是宗教文化，是以“神”作为中心展开的，人的灵魂需要交给上帝“管理”。中国文化是以“人”作为本位展开的，人的灵魂需要自己通过道德来“管理”。中国文化的基本命题是立德树人，即如何通过教育、践行，造就人格完善的“君子”。千百年来，从孔子到朱子，再到顾炎武、曾国藩，古昔先贤无不孜孜于此，从而形成了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丰厚思想资源。把人的成长，定义为德性的增长，是中国文化的伟大与优秀之处。
儿童教育是将来立身于世的基础，人的德性、操行、人格、志向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对于个人的未来，乃至国家的命运，所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基础不稳，人生堪忧。《周易》提出“蒙以养正”的命题，认为在童蒙时期“自养正道”“培根固本”，意义重大，堪称“至圣之功”。近代著名教育家唐文治先生也曾说：“欲救天下，先救学校，欲救学生，先救人心。”
多年来，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之下，学生为分数而学，教师为分数而教。某些教育工作者，鼓吹个性解放等西方教育理念，放弃对学生德性的引导，导致学生身心的放任。道德教育虚悬一格，思想品德课内容空疏，不接地气。有人以“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为诱惑，将教学的热点引向各种各样的技能考级，其结果是“让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事实证明，今日社会风气的涣散、腐败，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难辞其咎。
传统文化浩瀚博大，涵盖万有，但各部分的重要性并不等同。在学风浮躁的当下，某些表演性强，热闹、花哨，容易显示成就的活动，可能成为首选，但它注定是光开花、不结果的造势运动。而儿童的道德教育，不仅社会能见度低，而且需要做艰苦细致的努力，短期内不容易见成果，却是我们民族的百年大计，任何一位希冀成为教育家的教师、校长都应该在这一关键点上有所作为。
小学生以礼仪教育为主
礼仪是文明民族的标志，任何一个民族，但凡其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出现属于自己民族的礼仪。中华文明，震烁古今。中华礼仪，彰显了我们民族的友善、和谐与典雅，更是久享盛誉。但是，近代以来，传统文化被抹黑，礼仪传承被中断，很多人不知礼为何物。如今出境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毋庸讳言，世界各国对中国游客很少有正面评价，中华民族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在国内更是如此，不愿排队，说话嚷嚷，随地吐痰、扔废弃物等随处可见，大家普遍抱怨国人素质差。问题出在民众身上，根源是在现行教育制度，从小学到大学缺少礼仪教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进德、知书达礼，是求学的首要任务，无人可以例外。《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自律自爱，彬彬有礼等，都是修身的主课，并且是在儿童教育中完成的。
先秦的学校教育分小学与大学两个阶段，八岁入小学，教“小节”，“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属于行为教育；十五岁入大学，教“大节”，“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如此区分很有道理。古人根据经典精神的要求，将孝亲、尊师、友爱、勤劳、节俭、礼让、谦和等理念以及心术、威仪、服饰、饮食、辞令等做人必备的规范，转换为操作性很强的礼仪，融汇在日常生活中，让孩子每天践行。孩子虽然在文化、智力、阅历等方面不如成年人，但涉世不深，心性单纯，可塑性强。这些礼仪，简明易懂，容易上手，久而久之，自然内化于心；一举一动，优雅从容，自然而然，合于法度。所以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之为常。”
朱熹非常认同先秦儒家的理念，他编撰的《童蒙须知》说：“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这些规矩浸润着修身的理念，“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这些做人的细节，事关做人的形象，“修之则吉，悖之则凶”，对人生、对社会都有深远的影响，绝非可有可无的琐碎仪节。
曾国藩称赞朱熹的《小学》说：“古圣立教之意，蒙养之规，差具于是。盖先王之治人，尤重于品节。其自能言以后，凡夫洒扫应对、饮食衣服，无不示以仪则。因其本而利道，节其性而不使纵，规矩方圆之至也。”曾国藩要求子弟“洗尽浮华，朴实谙练”“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朱自清《经典常谈》介绍儒家之礼时说，“这种礼，教人节制，教人和平，建立起社会的秩序，可以说是政治制度”“就是一个人饮食言动，也都该有个规矩，别叫旁人难过，更别侵犯着旁人，反正诸事都记得着自己的分儿”“这些风俗习惯有一些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
笔者深信，从现在起，在全国所有小学中开展礼仪教育，三年五载之后，学生的气象、社会风气乃至中华的民族形象，一定会焕然一新。
中学生以人格与社会担当教育为主
中学时期，是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时期，于人于世，都至关重要。任何文化的核心都是价值观。所谓人生价值，是指人应该如何活着，为谁活着？判断人生价值的标准，是从这个世界上攫取得越多越高，还是给予这个世界的越多越高？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人每天都被这一基本问题所左右。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首要的是人格教育。梁启超先生当年在清华讲演时指出：“英美教育精神，以养成国民之人格为宗旨。”他说西人所谓有人格者，“即我国所谓君子”。我国古代的人格教育，就是“君子”教育，这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命题。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将仁、义、礼、智等“四端”作为人格标准来提倡，仁是博爱之心，义是羞耻之心，礼是恭敬之心，知是是非心，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都“谓之非人”。“四端”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品格、境界与行为方式，足以影响人的一生。四端健全，才有可能成为完人。反之，书读得再多也不可能成才，而且有可能危害社会。
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并非人生的终极目标，随之而来的任务，是扩而充之，让自我价值与社会进步紧密相连，勇于为天下担当，由“小我”走向“大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中国的儒者，最富天下情怀。孔子提出的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理想，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地为之奋斗。宋明学者尤为突出，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明朝东林党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再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天下担当，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而深深扎根于社会的深层，成为中华民族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伟力。
学生的志向只有不断激励，才能卓然独立。唐文治先生少年时读到清儒陆清献的《座右铭》中“天下后世待汝治，汝勿徇汝无涯之欲而丧厥志”一句，“颇觉奋然”，成为一生理想。他担任无锡国学专修馆校长时，曾编撰《人格》一书作教材，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存者神，所过者化”等语砥砺学生品德。他自撰楹联：“四海同春，老吾老及人老，幼吾幼及人幼；万物一体，天下溺犹己溺，天下饥犹己饥”。以这种高尚的思想作为学校教育的主旋律，学生素质必将全面提升。
经典教育与文化认同
经典是民族文化的最高形态，世界上只有最优秀的民族才拥有经典。中国文化作为人类“轴心时代”的典范之一，其所创作的《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是中华民族价值观体系与生活样式的载体，是千百年来举国认同的经典，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影响不可小觑。梁启超说：“《论语》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孟子》自宋以后势力亦与相埒，此二书可谓国人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不能，亦须翻阅多次，务略举其辞，或摘记其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熊十力说：“夫经之所明者，常道也。常道如何可废？”徐复观说，中国经典“在人之所以为人的这一方面，确显示了常道，而可对自己的民族，永远在精神的流注贯通中，与我们以启发鼓励、提撕、温暖，我觉得这是无可置疑的。”
自民国初，蔡元培宣布在学校中废除读经教育，经典教育的传统被阻断。这一决定，引起地方及学界的反弹，故其后出现多次反复。作为近代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学者之一的严复，晚年积极提倡读经，他说儒家群经是“中国性命根本之书”“我辈生为中国人民，不可荒经蔑古”。他将经典学习与人格养成、国性养成看成是一体的事情，见解最为深刻：“夫读经固非为人之事，其于孔子，更无加损，乃因吾人教育国民不如是，将无人格；转而他求，则亡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故曰经书不可不读也。”两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建立在这些经典之上的。若是断然抛弃之，“转而他求”，就会丧失国性，不成其为中国人。
当今之世，东西方文化的博弈随处可见，其本质是：中华民族能否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模式。学习中华经典，弘扬经典精神，提高文化立国的理论思维与公民的文化自觉，不可或缺。突出中华的文化主体性与品格，深入探讨与实践，以此解决中国道德失范、社会失序的问题，重建人格标准与道德伦理规范、为人处世的原则、社会公德，陶冶情操、变化气质，对于整体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与全民素质，无疑具有战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