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选自《新礼乐》第一辑,为彭林教授在孔子研究院春秋讲坛上的演讲全文。《新礼乐》创刊于2018年,由孔子研究院礼乐文明中心主办,曲阜礼乐文明研究与传播中心、曲阜师范大学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协办,每年出版一辑。
今天我给大家切磋交流、向大家请教的题目是:礼乐文明与中华人文精神。
大家知道,近百年以来,最让我们中国人感到纠结的一个问题是文化选择。鸦片战争之后,我们中华大地上弥漫着一种非常悲哀的情绪。这个时候,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是跟着东欧走,还是跟着西欧走呢?由此而造成的局面是,我们不是全盘西化就是全盘苏化,五千年的本位文化完全没有了位置,甚至被抹黑、被丑化、被当作垃圾。直到这几年,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旗帜地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植根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土壤、源泉。我们从内心深受鼓舞,终于找到了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接着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文化,说到根上,是一种什么文化?百年以来,我们在反传统、反对尊孔读经之后,传统的东西读的人很少。所以对于这两年突然出现的这样一种局面,我们学术界准备不足。对什么是中国文化,我们怎么样去弘扬中国文化,中国文化里面什么要优先走出去,人们看法很不同。用一个词来形容:气场很乱。这是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的。否则,后面的工作就会盲目,甚至可能走错道路。
一、中国文化的特质——礼
那么,中国文化,说到根上,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我们来简单考察一下。西学东渐之后,西方文化像潮水一样涌到中国来。梁启超先生提出,中国文化重礼治,西方文化重法制,两种文化可以归结到“礼”和“法”这两个字上。史学界的泰山北斗——钱穆先生非常赞成这句话,他说:“梁任公以中国重礼治与西方重法治相对,此可谓深得文化分别之大旨所在。”换句话说,只有真懂文化学的人,才能如此扼要、精辟地归纳到这两个字上来。百年来,我们对于“礼”已经非常陌生了。一提到礼,人们就会想到电视连戏剧里面的“三跪九叩”“皇上圣明”“奴才该死”等,这就很悲哀了。今天我就谈一谈为什么中国文化可以归结为一个“礼”字。
首先要从曲阜谈起,因为曲阜是周公开创的鲁国所在地。周代的新政跟商代有什么不同呢?这个不同,在我看来大了去了。在商朝,从贵族到平民,都迷信鬼神。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十几万甲骨可以发现,其内容实际上都是占卜的祭文。下雨、打猎、生孩子都要占卜。殷人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鬼神身上。祭祀祖先要用一百头牛,甚至五百头。他们如此虔诚地对待鬼神,可是鬼神并没有保佑他们。因为他们腐败,他们“酒池肉林”。所以,武王克商,一个早晨就解决了,七十万士兵倒戈起义。
那么,周朝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政呢?历史上常常是以暴易暴。但是周公和武王没有这样做。周公在思考:为什么如此强大的青铜王国,居然像纸糊的房子一样说倒就倒。总结的结果是,他们没有德。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周公和武王决定从鬼神的阴影下走出来,要“以德立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飞跃。王国维先生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变革就在殷周之际。实现这次飞跃的核心人物就是周公,史称周公制礼作乐。周朝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了道德而设,其宗旨是纳上下而一道德,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两千年中华文明的底蕴。儒家文化是礼乐文化,就是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的。
那么,我们接着看,孔子的学问是从哪儿来的呢?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源头就在周公。《尚书》里面的许多东西,开启了中国道德文化的先河,所以孔子最仰慕的人是周公。春秋时期,进入了一个天下大乱的时代。儿子杀爸爸,弟弟杀哥哥,触目皆是。道德沦丧之后,人类社会的景象就好像是成了禽兽社会。社会要到何处去?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道之以政,用行政命令来引导。百姓有听的有不听的,该怎么办?那就有了第二条路线,齐之以刑。你不听,就要用刑法。老百姓因为害怕而不敢去做,所以就是“民免而无耻”,良知并没有被激发出来。孔子非常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对老百姓首先要以道德教化,用道德来引导。人是万物的灵长,人有精神家园,有良知。按照孟子的说法,人生下来有“仁、义、礼、智”四个善端。这四个善端,你好好管理它,就能成为君子,成为圣贤。这样引导之后,再用礼来整齐大家。告诉大家,一个君子、一个圣贤,他的气象是什么样的,他的行为举止是什么样的。让老百姓能够以道德来自律,人们就有羞耻心了,也就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刀架到脖子上也不能做的,做到“有耻且格”。这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
那么这种正确的认识从哪里来呢?那就要靠教育。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冉有给他驾车。孔子一进卫国的城门,发现这个地方经济搞得不错,人口非常繁庶。孔子说:“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这个地方已经把人口增加这么多了,还要加上一些什么样的举措呢?孔子说:“富之。”人都应该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要让他们富起来。人如果长期处在贫穷的状态下,提更高的要求几乎不可能。那么学生继续问:“既富矣, 又何加焉?”孔子说:“教之。”富了如果不教育他,那他就是暴发户。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负面现象,都是富而不教的结果。
周易有句话叫“观国之光”,意思是看一个国家的人文之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曲阜是旅游文化圣地,但我们不是只让人家来看风景,我们要让全国、全世界的人民看看,周公制礼作乐,孔夫子在这里招收弟子,在这个文化氛围之下成长起来的曲阜人是什么样子的。
历代知识精英,都重视礼,例子举不胜举。曾国藩是一个礼治主义者,他认为治理国家就八个字:“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礼是根据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出来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按照礼的要求来生活,就是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来生活。西方文化把人看做是恶的,认为人有原罪感,要用“法”,要用上帝把你管住,中国人认为,人性是善的,人都是能教养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哪一条离得了“礼”呢?
钱穆先生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得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道德是一个抽象的范畴,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确实存在。道德对于我们,就像空气一样。周公和孔子的伟大之处,就是把道德作为了立国的基础。要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看到,中国人是通过“礼”,通过一些合理的符合道德理性的规范来求得人自身的完善、家庭的和谐、社会的进步的,所以钱先生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
二、礼与中国人文精神
“礼也者,理也。”符合道德理性的要求,才能叫礼。古代这两个字是可以替换的,是一样的。“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就是合于道理、天理的行为规范或者制度,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或者执政者的更换而改变,因为它是永恒的理念,是经过千百年来社会生活的淘洗逐渐形成的。道德理性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凡是要讲道德理性的地方,都有礼存在。周礼中,就体现为“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宇宙六合都包括在里面。在中国,“礼”包含“法”,是笼罩一切的;秋官大司寇就是礼的一部分,就是讲司法的。古人认为,法必须符合道德理性,为整个国家的礼乐制度服务,使国家达到礼乐治国、和谐境界。
1、礼使人自别于禽兽
孔子讲,“鸟兽不可与同群”!人不能把自己降到畜生的队伍里面去!人要有文化自觉。人是什么?人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在哪?有人说人是会说话的动物,那么鹦鹉也会说话,猩猩也能说话,但他们还是禽兽。那么这个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人是按照礼的要求来生活的。换言之,就看他的生活里面是不是有道德理性的规范在指导、约束他。
周公、孔子制定了一套礼来教育大家。礼是人跟禽兽的区别,你要有礼,你要懂得自别于禽兽,要把人的羞耻心激发出来。程颢、程颐把社会分为三个层次,最低的叫禽兽;其次的叫夷狄,野蛮民族,已经不是畜生了,但文化程度不高;再高一层次的就是我们华夏民族。二程说,华夏民族如果把礼丢了,便是夷狄;再丢,便是禽兽。
2、礼教人懂得尊重
两千多年前的《孝经》中说到,“礼者,敬而已矣”。礼,无非就是表达尊敬罢了。离开了礼的形式,对方就会感觉不到尊重。礼是我们内心对人家的尊重,这是人跟人和谐相处的一个最基本的愿望。我对你的尊重,要通过语言、肢体动作表达出来,让你感受到。我也希望你用同样的方式来尊重我。
人跟人打交道,要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对对方要有敬,对自己要有谦。敬是表达对他人的尊重,而谦是指自己要谦卑。西方讲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中国讲辈分,因为老年人为社会的贡献已经完成了,他们现在需要的是我们的关爱和帮助。对前辈要表达敬意,“三人行必有我师”,对同辈也要表达敬意。同时,我们自己还要懂得谦虚。《周易》六十四卦,最好的一个卦就是谦卦,谦卦六爻皆吉。月亮初一连月牙都没有,初二、初三开始出现月牙,整个是虚的;因为是虚的,所以有生长的空间;一旦满了,就开始亏了。月盈而亏,为什么亏呢,是因为自满。一个人自满了,就什么都不想学了,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你就要落后了。所以,人要谦虚,谦虚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德。周公一饭三吐脯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曹操评价说,“周公吐脯,天下归心”。为什么?因为他谦卑啊,谦虚就能进步,骄傲自满就会失败。低调是一种美德。
那么如何表达尊重呢?方式有很多:在语言上,使用敬语与谦语;在容貌上,要庄重与真诚;在服饰上,要整洁与紧束;在坐立上,要懂得侍坐与退立;在揖让上,要知道长先与幼后。
我们选取几条讲讲吧。
一般来说,会客的时候,尊者是坐着的,辈分低的、年龄小的在旁边站着。孔子讲学的时候,弟子们就都在旁边侍立。因为站着方便听老师的差遣,“子贡啊,给我找本书过来。”马上就去了。老师让你坐,你才能坐下。我们翻翻看小时候的合影,长辈都坐着,孩子在旁边站着。现在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有学生到我家来拜访,进门就一屁股坐下了。我是主人,给他们倒茶,忙来忙去的时候,他们视而不见,也不站起来,一个个照样谈笑风生。我觉得我成跑堂的了。起码你得站起来嘛!人家给你倒水,哪怕是平辈,也要站起来或者真诚地说声“谢谢”。
这里有一个很生动的掌故,是说我们清华大学国学院陈寅恪的。他在国外留学一二十年,学成归来。国学院刚好要聘请一流的导师,有人就向校长推荐他。校长问:“他是哪国的博士?”“他没有学位。”又问:“他有什么著作啊?”“一本书都没有。”校长说:“那我们为什么聘请他?”“他一篇论文抵得上我所有著作”。可见他学问之高深啊!这么有学问的一个人,我们看他在长辈面前是怎么做的。有一次有学生去拜访他,他父亲也在。陈寅恪去安排座位,正中间摆的太师椅请父亲坐,前面摆几张凳子请学生坐,自己在父亲旁边肃立着。在父亲面前,儿子永远是儿子,不论你学问多大,地位多高。大家想想,如果陈寅恪摆两把椅子,那学生要疑惑了,他的哥哥年龄那么大啊?因为,兄弟才能并排而坐。那学生为什么坐着呢,因为是客人,中国人讲待客之道。后来这个故事传开了,人们都知道,陈寅恪虽然留学多年,身上依然流淌着中国文化的血液。
下面谈谈我们见人时的称呼。现在,我们经常是对人直呼其名了。有一次讲课时,我问第一排一个女同学: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
我是问你叫什么名字?
王×啊。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是啊,叫王×。
整个教室全傻了,老师这是怎么了,她是叫王×啊。后来,有位学生觉察了,老师问的是名和字,学生回答的是姓和名。这个区分,现在基本上不讲了。古代,人成年了要取个字。比如说,纪晓岚,姓纪,名昀,字晓岚。叫他纪昀是不礼貌的,互相之间要称字。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伯仲叔季,表示他在家里的排行。名跟字有关系。名里面有丘,丘就是小山,尼指的是尼山。子夏,姓卜,卜商,名和字都指朝代。子贡,叫端木赐,贡和赐是有关系的。冉耕,字伯牛,耕田要用牛。孔鲤,字伯鱼,都是指鱼。诸葛亮,字孔明,孔明就是非常亮,意思是一样的。取个好的字很有意思,对自己是一个文化提醒。曲阜要跟人家不一样,我们这里凡是在曲阜师大、孔子研究院工作的,建议都要有一个“字”。没有“字”,会被人家认为是文化不够深的表现。
尤其是对于一些学者,我们应该称字,表示尊重。山东汉代的大儒叫郑玄,字康成,即郑康成;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即顾亭林;魏源,即魏默深。你对这个如果不了解,读书是读不懂的。《魏默深全集》,你不知道是那个魏默深。杜甫当作工部员外郎,被称为杜工部。颜真卿被封为鲁国公,所以人称其颜鲁公。有的人太有名了,为家乡争了光,如康有为,被称为康南海;张之洞是直隶南皮人,被称为张南皮。
礼其实就在生活当中,就在你我之中。我给大家展示一个信封。我们的很多同学,把作业做好打印出来,叠好装在信封中,放在我的信箱里。我经常收到这样的一种信封。有些写着“彭老师敬启”“彭教授敬启”“彭林老师敬启”。这个信封写的对还是不对?为什么不对?我有学生到香港留学,给香港的老师讲某某老师敬启。香港的老师很生气:你们大陆的学生什么毛病啊?这话错在哪里呢?主语是彭老师;谓语是启,启就是开的意思,别的人不能开这封信,只有彭老师开。怎么开呢?恭恭敬敬地打开。我们的同学到香港、到台湾,正在把这种笑话弘扬出去。赶紧刹车啊,不能这么写了。有一次我讲课的时候说到这里,一个男同学站起来,都快哭了,他说,“老师,我高中一位女同学给我写信,信封上写着某某同学跪启”。我们两岸要统一,就要先实现文化统一。台湾人写来的信,现在我们很多人都看不懂。
3、礼引导人内外兼修
经常有人说,这个礼啊,就是形式。一方面,没有形式怎么行?思想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表达。另一方面,礼最反对的就是没有内涵的虚伪的形式。“文质彬彬”这个词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它。有的人把“文质彬彬”当一个坏话,你这人有什么用啊,文质彬彬,杀个鸡都不会。完全成为一个文弱书生的代名词。我们读《左传》《论语》《礼记》就知道,儒家认为人的身上有两样东西。一个叫“质”,一个叫“文”。“质”是什么?我们看这个杯子的质是玻璃的,这个碗的质是塑料的。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质。“人之所以为人”的质,不是禽兽,不是猪狗,是人。按照孟子的说法。仁义礼智,如果少了一个,就不是人。不是说穿衣戴帽就是人,还有一种“衣冠禽兽”存在。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仅仅有“质”是不够的,还要有个“文”,这个“文”就是“礼”。这个“礼”标志着你身上的文化,你的内在修养。“质”和“文”在人的身上经常是不对称的,有的质多,有的文多。质压倒文,胜过了文,甚至只有质,那不好。我在清华上课,有位同学站起来说:“老师,我家是农村的,我们农村人质朴,这就足矣。我们不需要学这些虚头巴脑的文”。我说:“同学你坐下。今天外面37度,我这两件衣服全部湿透了。我还穿衣服干啥?我光膀子吧,质朴嘛!我赤膊站在讲台上,一边讲课一边出汗,拿毛巾擦擦,往肩膀上一搭。你受的了吗?”北京马路上的气温是60多度啊,交通警他该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这是文明的社会。理想的境界是什么,是“文”跟“质”适配。“彬彬”是相得益彰,是两样东西搭配得非常好。中国的文化让人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要做君子有两个要素,一个是“质”。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早上刚起的时候,用几分钟反思一下。我那个“质”还在不在?我这个人的爱心还在吗?我还有正义感吗?除此之外,我还要想想,我身上还有“礼”吗?还有“文”吗?一个人往那里一坐,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人有没有教养,有没有文采。所以有“文”跟“质”“彬彬”,你才是君子。
现在生活里面经常有好多让我们生气的现像。2008年我们要办奥运会,2001年的时候,张艺谋拍了一个片子要给评委看。报纸上说那个片子共20分钟,叫“北京人的笑”。老人在笑,孩子在笑,男人在笑,女人在笑。后来把申办权拿下来了。所有的单位都要求要微笑服务,怕你忘了,挂一张笑脸互相提醒。这时候,掌握西方礼仪的一些人,给领导出馊主意,说微笑是有标准的,可以量化。西方文化里面微笑就是漏出八颗牙齿。微笑还能量化吗?人的嘴巴有大有小,牙齿有大有小,我研究礼几十年了,不知道笑还能量化。个子高矮、衣服大小可以量化,这个笑是千差万别的东西,故意把八颗牙齿露出来,坚持不了十分钟啊。可我们的领导很高兴啊,这才是科学,这才是现代化、标准化。可是这八颗牙齿露不出来怎么办?他们就出馊主意:咬根筷子。我们古代打仗的时候,晚上怕马弄出声音,用个筷子塞进马嘴里。现在我们也塞在人的嘴里。太滑稽了,礼仪不是被理解为我们十三亿人的中华民族的一个基本的素质,而是成了一个行业,一个职业——礼仪师、礼仪小姐。有人说,北京是国际大都市,要与国际接轨。接轨就是跑到人家轨上去吗?美国什么时候说过要跟中国接轨?
很多人都到过巴黎,巴黎罗浮宫有一幅画叫“永恒的微笑”,一颗牙都没露嘛。这叫微笑,嘴角稍稍往上;八颗牙露出来,那还叫微笑?我们看“千手观音”的演出,邰丽华和她的小伙伴们排成一队来演绎千手观音。总政歌舞团的张继刚是这个节目的舞蹈编导,他告诉邰丽华:“你演成什么样,观众就认为观音是什么样。观音是大慈大悲的,那颗慈悲心你有没有?你要先往心里找,里面有了再往外面找。一个大慈大悲的人他能板着脸吗?他一定是温和的,微笑的”。这个微笑怎么拿捏呢?张继刚说了四个字,让人佩服,他说东方人的审美标准是“笑不露齿”。邰丽华的微笑征服了全世界。
《礼记》里面有段话非常好,礼容“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我们每天都在给别人打印象分,别人也在给你打印象分。我现在坐在台上,我就知道你们都在给我打印象分。自由体操运动员一上场,往那一站。第一个分就出来了,印象分。《礼记》里面提到“足容重”,走路要稳重。我们现在有好多种面试,那孩子一进来,他给你的印象如果是不稳重,你肯定不敢录取他。什么叫稳重呢?咱们曲阜的“祭孔”,上台阶的时候,一定是走一步,停稳了,再走一步,步履非常稳重。刚才我们讲了“手容恭”,要特别注意,我们现在跟人打交道,尽量要用双手。“目容端”,端就是正,眼睛要端正。孟子讲,对于一个人,你如果想要看到他的心,没有比通过他的眼睛更好的途径了。相由心生,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有浩然正气的人,他的眼睛是清澈的、有光的;一个经常暗中盘算的人,他的眼睛会是浑浊的。我们公安系统审问犯人就是看眼睛,说假话眼睛就会躲闪。我们跟任何人交谈,眼睛一定要看着对方。我在清华参加自主招生,学生一进来,就知道他有家教没家教。如果那孩子一进来,半躺着坐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不停地抖,眼睛也不看你,目中无人,那他一定很吃亏,没有印象分。
4、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音乐是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共有的文化现象。一个民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一定会有音乐产生。但是对于世界上大多数的民族来讲,音乐只是娱乐,或者是互娱。而在我们中国,音乐承担教化的功用。制理作乐的那个乐,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礼乐并称呢?礼是规范你的行为,那么怎么去改变一个人的内心呢?如何让那颗心变得和谐呢?通过乐来解决。孟子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放心就是把心当作风筝、当作鸽子放走,结果生命体里面没有心了,像行尸走肉一样。孟子说,人有鸡犬放,鸡狗放掉了,想着找回来。心放掉了,为什么想不到把它找回来?
灵与肉,或称精神与身体,是生命的两大要素,也是修身的主要对象。礼,旨在提供行为规范,令人们的言谈举止中规中矩;乐,旨在陶冶内在心性,使人们的心灵高度和谐。礼乐双修,即可成就君子风范。儒家的乐教理念,倡导德音雅乐,寓教于乐,体现了极高的智慧。
三、弘扬礼乐文明的现实意义
近代著名学者严复先生曾经指出,国民教育的核心是“人格”与“国性”问题,“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出境游人数激增。遗憾的是,中国游客的失礼行为比比皆是,海外负面评价在在多有,很多舆论认为“中国如今有富人而没有贵族”、是“富而不贵”云云,中华民族形象已受到严重损害。
推行以道德教化为内核的礼乐教化,有利于提高民众素质,善化社会氛围,提升民族形象。
作者:彭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