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称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有姓、名、字、号、室名堂号等，表达了父母对子女的期待，以及自己的志向、情趣等，是个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中国人特别看重自己的名字。认为不尊重自己的名字，就是对自己的侮辱。现实生活中往往有因为称呼不当，而引起不快的现象出现。因此，恰当地、礼貌地称呼别人，是人际交往中最基本的问题。
古人相见称字、称号、称官职、称籍贯，绝对不直呼对方的名。古人非常看重自己的“名”，名是父亲给取的，特别珍贵。
一些名人的子女发表回忆父母的文章，标题往往是：“我的父亲某某某”。不论是生活对话，还是书面表达，直呼自己父亲之名，都是非常犯忌的。
鲁迅给许广平的第一封信中称之为“广平兄”。许广平既是以为女性，年岁也较鲁迅为小。其实，“兄”不过是老师对学生辈的最普通的称呼。
字与号
在中国文化中，姓代表血统。《史记》记载，黄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具体是哪十四姓，学者的说法略有差异，一般认为这十四人得了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十二个姓。
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孙紧衍，需要对同姓之内的支脉做进一步区别。于是就出现了氏。例如商朝人的租先是子姓，后来分化成了朱、殿时等氏。所以，姓氏是表示自己血缘关系的。古人同姓不婚。就是因为彼此血缘有联系。
古代男子出生三月，要由父亲起名。女子没有名，只有氏。父亲用哪个字作为孩子的名，一般有这么几种现象，一是蕴含着对孩子的期盼。希望他成为怎样的人，这到今天都是如此。二是对出生地点的纪念，今天还有将在上海出生的孩子名为“沪生”，重庆出生的孩子为“渝生”的。三是以出生的季节或者相应的物候为名，例如“春生”“梅生”等。
古时男孩年满二十岁要举行成年礼，由嘉宾为他取一个“字”。“字”，也叫“表字”。中国人至今喜欢用“名字”这个词，其实名是名、字是字，两者是在不同的年代由不同的人取的。近代以来，由于传统文化的流失，一般的人只有姓、名，而没有字了，但在习惯上则把姓名与名字混为一谈，往往问对方叫什么名字？对方也会自然而然地把姓名当作名字通报出来。
名与字的意思一般有联系，例如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古人用伯、仲、叔、季来表示兄弟排行的顺序。孔子排行第二，故称“仲”；因为生于尼山，故字“尼”。屈原，“原”是高而平的地方，所以字“平”。诸葛亮，“亮”就是明，所以字“孔明”，“孔”是非常的意思。
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古人见面，或者在文章中称呼对方的时候，每每称呼对方的字，是一种表示尊敬对方的称呼，例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字太白，人称李太白：白居易字乐天，人称白乐天；清代学者纪昀字晓岚，人称纪晓岚；戴震字东原，人称戴东原等，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
古代文人除名、字之外还有雅号，以此标榜自己的情趣，故他人往往用雅号来代替他的名字。如陶潜，字渊明，因为住宅旁有五棵柳树。所以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号“五柳先生”。
苏轼，字子瞻，由于得罪了权贵，被贬滴到湖北的黄州，这里有个小地名叫东坡。他在此筑室，所以自号“东坡居士”。这些文人的雅号人所共知，故能以号行于世。类似的情况很多，如陆游，字务观，号放翁，人称“陆放翁”，他的文集也名之为《陆放翁集》。章炳麟，字枚叔，号太炎，人称“太炎先生”。
直呼其名是失礼的行为
古人相见称字、称号、称官职、称籍贯，绝对不直呼对方的名。古人非常看重自己的“名”，名是父亲给取的，特别珍贵。《仪礼·士冠礼》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给成年的男子取表字，是因为他从此要有社会交往了，为了交际时对方的方便，就需要有一个可以让别人使用的称呼。
在家里，只有父辈、祖辈可以直呼其名。到了社会上，只有国君或者是天子可以直呼其名。其他人没有资格直呼其名，谁那样做了，谁就是严重的失礼，所以自古有“君前臣名，父前子名”的说法。至于其他人，应该称自己的“字”。
下面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前辈学者在称谓问题上的严谨和认真。
1.梁启超先生曾经在清华、北大任教，有很多弟子。几十年之后，他的许多学生都成了学术界德高望重的权威。但他们在提到老师梁启超先生的时候，依然不敢直呼其名，而称“任公先生”。“任公”是梁先生的号。
在学术讨论会上，每当提到梁先生时，他们甚至会站起来说：“当年在任公先生如何如何教导我们。”相反，研讨会上的一些青年学者却是张嘴就是“梁启超如何如何”。究竟谁尊师重道，一望而知。
2.启功先生原姓爱新觉罗，是清皇室的成员。辛亥革命之后，皇室的处境就日渐窘迫，他在北京一所小学教书。小学校长说他没有大学毕业的文凭，把他解聘了，于是生活非常艰难。
有人向辅仁大学校长、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推荐了他，希望为他谋一份工作。于是，陈垣先生把他安排在自己身边，跟自己学习，同时在辅仁大学给他安排了教职。多年之后，启先生终于成为著名学者。陈校长对他恩重如山，启先生一直铭记在心。
前几年，某出版社决定出版《陈垣全集》，考虑到启先生与陈垣的情分非同一般，所以请他题写书名。可是启先生谢绝了，出版社感到很奇怪。
启先生解释道，陈老师是我最尊敬、最感谢的人，如果照你们的要求写，等于是我当面喊他的名字，这是大不敬，所以不能写。后来达成妥协，在靡页上题写了“陈援庵先生全集”，然后另起一行写“学生启功敬题”。“援庵”是陈坦先生的字，启先生这样处理题签的问题，维护了师道的尊严。
此外，我们还常常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些名人的子女发表回忆父母的文章，标题往往是：“我的父亲某某某”。直呼其父亲之名，非常犯忌。而他们的父母往往是有字、有号的。
这中间有两种情况，一是如果用其父亲的字或号，一般读者不知道是在说谁，不如称名来得直接明了；二是作者完全不知道有避名讳的规矩。其实，标题中不一定要出现名字，完全可以用老人家讲过的一句话，或者某人对他的评价语作为题目，而在正文中再点出文章的主人公。
如今的学校里，学生也几乎不懂得直呼其名为失礼的道理。学生在称呼老师的时候，往往在老师二字之前加上老师的全名“某某某老师”。看起来似乎很有礼貌，实际上也是失礼的。
当着老师的面，应该称“某老师”，只涉及他的姓。如果在场的老师中有两位或者两位以上同姓的老师，而且必须强调是其中的某一位老师的时候，才能提及他的名。如果老师不在场，对他人谈及某老师，是可以连带姓名一起说的，否则别人听了不知所指。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身份的不同，称名和称字不能搞错。近年播放的电视片《铁齿铜牙纪晓岚》，情节曲折、生动，非常受大众的欢迎，只可惜，电视片的编导不懂名和字的用法，把两者混为一谈了。
纪昀，字晓岚。和绅和他是同僚，彼此之间应该称表字，见面称纪昀为纪晓岚，这是对的。而片子中皇帝也口口声声喊“纪晓岚”，那就违反常识了。皇帝是天下的至尊，无论对谁，都是直呼其名的，对一个臣子用尊称，岂不是把对方置于万乘之上？
师生之间的称谓
在中国人的传统中，师生关系非常特殊，彼此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在情分上略似于父子。父母给了自己血肉之躯，老师传道、授业、解惑，赋予了自己知识和理念，使自己成为了严格意义上的人。所以，自古有“一日为师，则终身为父”的说法。
学生称呼老师，最普通的是“夫子”“函丈”。用“夫子”一词称呼老师，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当时人每每以此称呼孔子，所以后世用来作为对老师的通称。“函丈”一词源于《礼记》的“席间函丈”一词。
学生自称生、受业。《诗经》中就有把读书人称为“生”的。《小雅·常棣》说：“虽有兄弟，不如友生。”《史记·儒林传》：“言礼自鲁高堂生。”司马贞《索隐》：“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亦‘先生’省字呼之耳。”可见西汉以后，“生”成为读书人的通称。在实际使用上，老师称呼弟子为“张生”“李生”；学生也自称“生”“小生”。
古代老师授课，把要讲的内容写在“业”上，“业”字的本义是木版。所以古人称老师为“业师”，称自己为“受业”。
一般来说，只要是在同一时期、在同一所学校生活过的老师和学生。就有了师生的名分，但是，彼此的亲密程度却有很大的差别。老师如何称呼学生，取决于彼此在学业上有无直接的授受关系，大别之可以有以下两种情况：
其一，对方是自己名下正式的学生，向他系统传授过学业，老师对这样的学生可以称之为“弟”。这里的“弟”是“弟子”的意思，与兄弟之弟无关。
《史记》上说，孔子的学生很多，学生的年龄相差很大，有的只比孔子小几岁，如同弟弟那样；也有的比孔子小几十岁，与儿子的岁数差不多；所以统称为“弟子”，而把师生关系称为“师弟”。学生如果见到老师称呼自己为“弟”，千万不要发生误解，以为老师在与自己称兄道弟。
其二，彼此虽然有师生的名分，但从未授过课，或者偶尔听过一两次讲座，彼此的关系比较疏远，这种情况在学校里是大多数。老师称这样的学生为“兄”。
例如，胡适曾任北京大学校长，顾颉刚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彼此有师生的情分，但没有直接的学业上的授受。所以，顾颉刚写信给胡适时称之为师，而胡适给顾颉刚的信则称之为“兄”。许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读他们的书信时，对彼此的称谓常常感到困惑。
再如大家都熟知的，鲁迅给许广平的第一封信中称之为“广平兄”，许广平不解其意，甚至觉得受宠若惊，回信说自己是女性，年龄也比鲁迅小，万万不敢以“兄”当之。鲁迅随后回信做了解释，“兄”不过是老师对学生辈的最普通的称呼，并没有其他意思在内。
（原载自《中华传统礼仪概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