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年来，日本对华政策再次出现重要变化。2010年日本在钓鱼岛海域对我渔民渔船实施非法抓扣、2012年对钓鱼岛实行“国有化”、2013年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等一系列事件，典型体现了日本对华政策的对抗性，中日关系持续低位徘徊。2017年，日本对华政策出现调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和政策出现积极变化，尝试接触与合作。此后，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日本2019年版《外交蓝皮书》语）、实现了总理互访。2018年10月，在第三方市场合作这一主题下，中日两国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签署了50余项合作协议，金额超过180亿美元。2020年始，日本对华政策再次出现调整，消极成分凸显，安全领域对抗性增强、经济领域防范性上升。安倍政权末期开始，日本持续加大对西南方向的安全关注与军事部署，对台湾问题的介入力度上升。继1969年（当时中日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日美首脑联合声明纳入“台湾条款”后，2021年4月菅义伟、拜登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再次置喙台湾问题。在经济领域，岸田政府将“经济安保”绑定各项刺激措施，并拟在2022年出台“经济安全法”。

笔者认为，驱动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底层逻辑，以及我们认识这些变化的维度，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日本战略主体意识上升，更积极主动地推行“日本优先”对外政策。   

正是在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面临调整、中美战略竞争逐步加剧造成的系统性压力之下，日本对外战略开始更坚定地奉行以维护本国利益为核心的“日本优先”原则，目标是在继续背靠日美同盟的同时，努力成为国际格局中一支具有独立行为能力与战略价值的力量，而不仅仅是追随美国。追随美国是手段，不是目标。实际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日本一直都在对美国从亚洲实施战略收缩和撤退的风险进行前瞻性评估，为“后美国霸权时代”的到来未雨绸缪。在这期间，日本国家决策机制持续调整、安全理念和政策不断更新、就地区秩序与合作规则积极发声，以期通过对外战略活跃度的综合提升，弥补因长期低增长而丧失的经济体量优势。2012年安倍重掌政权后、特朗普入主白宫前，日本政府即开始大幅调整外交安全政策。在提升自主防务能力方面，日本在持续增加防卫预算（2013年以来已实现“九连增”）的同时，更主要的是靠扩大宪法解释、放宽政治政策限制，使过去不能做的事成为可能。在背靠日美同盟的同时，积极推进“中等国家”外交。较之战后经济外交的传统，日益把安全与外交相互捆绑，打造越来越多的“2+2”机制。在对外援助因财政拮据而被迫削减的情况下，日本积极推进文化外交以提升国家形象。2017年日本对华政策的正向调整，是在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华压制的背景下实现的。2020年的这一轮调整，又是在拜登上台、修复同盟之前就开始出现的。这种明显的对美超前性与日美非同步性，说明日本是紧扣自身利弊得失来思考制订政策的。

日本自身基本条件，决定了它身份认同的边缘性、居间性，以及战略政策的非极端性、自我平衡性特征。   

日本列岛孤悬西北太平洋，与亚欧大陆的距离“恰到好处”，地理区位、国土走向与“第一岛链”高度重合，与中俄处于地缘相互制约关系，这决定了它在美国地缘战略、地区战略中的现实“可用性”以及反过来它对美国战略的潜在“利用性”。日本经济总量世界第三，但资源匮乏、人口老龄化严重，国内市场容量与生产制造能力之间形成巨大反差，这就决定了它必须依赖海外市场、必须依赖国际合作。从周边环境看，日本将“旧金山体制”(即1952年对日“旧金山和约”后形成的相关国际体制）视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础，与中国、俄罗斯乃至韩国抱持不同的秩序观，与邻国间领土争端难以解决，关系普遍不睦。同为二战战败国，战后联邦德国能迅速摆脱战争阴影实现复兴，关键在于选择了正确的发展路径，融入了区域一体化进程。日本则不然。日本1957年首次发布《外交蓝皮书》，提出“外交三原则”，即联合国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国家相协调、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但在漫长的冷战时期及冷战后，它对外战略做得最实的，其实只有与“自由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的“协调”。与亚洲邻国，除经济发展领域的“雁阵模式”外，缺乏平视的、深入合作的历史体验。这些基本条件决定了日本的国际定位自带“蝙蝠属性”，对外关系必须建立在多元平衡基础上。

日本的对冲式思维与政策架构，存在不同层级、多种形态。   

首先它超出中日关系、中日美关系，构成其对外战略思维的基本特征。其对冲不仅是针对中国、体现在对华政策上，也不是简单地在中美之间的“选边”定位问题。相反，日本在积极投身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之际，也深知有被博弈“碾碎”的风险，所以才更加努力地尝试超越中美博弈的框架，构建更丰富多元、多维平衡的对外战略体系。日本在继续背靠日美同盟的同时，努力强化自主防务能力、战略行为能力，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积极发展与亚太、印太区域内外各类国家的各种形式的协调合作关系。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日本积极开展对欧洲、对东南亚的“疫情外交”。

其次，其对冲表现在对华政策上，在不同领域譬如在安全、经济之间，有的对抗多一些，有的合作多一些。譬如，在前几年安倍内阁改善对华关系、接触“一带一路”的同时，日本强化与欧洲安全合作、试图引北约入亚太平衡中国的动作一点也没有减少。

再次，在不同领域内，往往既包含对抗、也包含合作或沟通，即所谓“合作者的竞争”和“竞争者的合作”。在安全领域，日本对华政策的对抗性在上升，但仍坚持与中方保持对话接触——这是岸田政府较菅义伟政府的明显区别之一，包括重视保持两国高层沟通，以及推进各领域对话。继2021年10月8日中日领导人通话后，12月27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应约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进行了长时间视频通话。此前12月20日，第十三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全体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

此外，甚至在同一事项内部，也存在寓对抗于合作或相反的现象，譬如中日企业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日本的基本政策取向是挂靠中美两边，它做不到“一边站”，只能是“两边占”。   

对日本而言，对冲是无处不在的。在经济领域，在对华政策防范性上升的同时，它迅速批准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自己未来发展前途与亚洲、与东亚捆绑在了一起，也和中国捆绑在了一起。日本泛化安全概念，推动“经济安保”政策，将使高科技领域的中日合作受到一定影响，但彼此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基本格局不会变化。今年初，日本《产经新闻》以“是否考虑未来与中国保持距离”为题，对118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仅有一家表示“将会逐步缩小业务规模”，没有一家回答“有意撤出”中国市场。回答“将和从前一样继续推进”或“将更积极地推进在华业务”的企业有83家，占比达到70.3%。理由都是“中国市场非常巨大”，无法忽视其在收益层面的魅力。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日本对华贸易增长、日企在华收益率都明显领先于其他方向。这项调查由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产经新闻》来实施和发布，格外耐人寻味。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战略判断，中国的发展之路还要走很远，日本无论如何都难以割舍这一近在身边的历史性机遇。本来，如果仅从经济合理性的角度看，就如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所说的，21世纪日本最好的国家战略，应是“以中国为主顾”。

同样是在区域合作领域，在启动RCEP的同时，日本坚持不放弃对美国重返《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预期和推动。其逻辑一是在对华关系上，要通过携美国主导高标准区域合作保持对华战略优势地位；二是在对美关系上，将拉动美国“经济入亚”与增加“温情预算”、留住美军这两大主题作为确保美国在地区存在的互动筹码。

在对华制衡方面，日本在挖掘一切资源、调动一切手段特别是软实力要素，充实其战略工具箱。   

近两年来日本开始明显地对华打“人权牌”，这首先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跟进西方构建对华“价值观包围圈”。其次，更重要的是，日本要借此低成本、非对称的意识形态工具作为对华博弈筹码，扭转不利态势，同时反衬日本的道义高位与正面形象。2021年，“五眼联盟”成员国借口所谓人权问题率先对华实施制裁，美国斥责日本“躲在角落里、不采取共同行动”。同年4月，日本国会反华议员启动“思考人权外交超党派议员联盟”，策划制订日本版“马格尼茨基法”（该法是美国因人权问题对俄有关人士进行制裁的法案）。菅义伟、拜登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香港、新疆所谓“人权状况”表示“严重关切”。5月，日本通过七国集团外长会议重申这一关切。11月，日本政府首次设立“人权问题首相辅佐官”职位。2022年2月1日，正值中国农历正月初一、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夕，日本众议院悍然通过所谓涉华人权决议，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鉴于“人权问题”被视为已为数不多的对华牵制的“有效手段”之一，预计日本今后不会轻易收手，而是要扩大使用。然而，战后日本一直存在大量人权问题，饱受国际社会诟病，打这张牌实在底气不足。反华议员们的心虚，通过决议内容能看得一清二楚——明明针对中国，却刻意隐去“中国”字样；措辞从原案的“人权侵害”改为“人权状况”，“谴责”一词不再出现。这样一份决议不会改变或解决任何问题，“人权牌”对牵制中国不具有效性，它惟一的结果是加剧中日关系的对抗性，增添新的爆发点。

总之，保持总体“动态平衡”，是日本对外战略的基本思维架构。   

日本对外战略注重发挥“动态相乘效应”，在政策推进过程中积累各种有形无形的战略资产，然后将其充分利用，推动后续事态朝对自身有利的方向发展，如此循环往复。日本的对冲式思维是由其自身条件决定的，在体系性压力加大、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这种思维方式对其生存发展尤为重要。当然，在全球化时代、日本自身竞争优势渐失的背景下，对冲式思维不限于应对中日、中日美关系，也是日本对外战略的基本思维模式。日本对冲式思维是“新时代”国家关系模式变化的折射——不存在单纯的对抗，也不存在单纯的合作。面对中国、面对复杂的世界，日本很难采用“非黑即白”的两分法，而只能借助精细复杂、多向对冲的“超级工具箱”——不过，其中也包括像“人权问题”这样的烂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