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走向共和》热播，一时间竟然引得万众瞩目：不仅仅成为街头巷尾老百姓每日的谈资，更成为了庙堂之中惶惶大儒们争论的话头。在这个大众文化泛滥的时代，一部历史剧居然能够引起如此的轰动，记忆中，似乎只有少年时刘兰芳女士在电台中表演评书《岳飞传》有如此的效果。

对“走”剧的争论之一，就是剧中北洋人物的形象。的确，对中国人来说，北洋时代是一段混乱而又模糊不清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大都被中国人所漫画化，脸谱化：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袁世凯窃国大盗、段祺瑞冯国璋无耻卖国、张勋复辟妄图开历史倒车......这些都深深印在中国人的脑海之中。“走”剧的成功之一，就是打破了这些人在老百姓心目中的漫画形象。

北洋集团产生于庚子事变之后，袁世凯练兵小站，建立新军，创下了北洋的家底。其名称的由来，在于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出任北洋大臣，他所操练的这只新军也得名“北洋新军”。1912年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后，当年新军的骨干力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从1912年直到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国民党统一全国为止，中国的国政一直为北洋诸多人物所操纵，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北洋时代”。

北洋的历史是乱世的历史，这在史家已经成为共识。特别从1916年袁世凯死去后，北洋军阀集团发生了分裂，各派系为了争夺政权，相互攻战不已。政坛更迭频繁，从1916年至1928年短短的13年中，就有38届内阁，最短的两届只有六天。连年的内战，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北洋军阀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这一点毫无疑问。

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平心静气的仔细审查那一段历史的话，我们将会发现，北洋时代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对外关系处理较为稳妥，对内政治比较开明的时代，称得上乱世中的治世。经济上，自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始，收缴民间杂乱的货币，铸造银元，即今日所谓“袁大头”，稳定了市场；鼓励私营经济，促进了民族资本家的发展，创立了中国最早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会，这些都是为历史学家公认的经济成就。政治上，虽然现代意义的民主制度没有完善，加上有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久为人所诟病，但是，北洋人物多为世家子弟出身，袁世凯本人就出身于河南大家族，为政到也算的上平和——大概花天酒地多少会磨损人的煞气，——北洋历史上没有出现一个像样的“暴君”，有能无能，都还不失宽厚。段祺瑞查封报社，曹琨贿选，自然为人所不齿，不过比起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却逊色得多，而为中国引进“民主”、“科学”的五四运动，就产生于北洋时代，无怪乎今日大家袁伟时先生称北洋时代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民主的时代”。

北洋人物，第一个自然是袁世凯，可称得上是“北洋之父”。今日人们提到他，大都会想到那场“洪宪称帝”的闹剧，“窃国大盗”四个字，也由此而来。

破坏既有的共和制度，解散国会，重新称帝，这些的确是“窃国大盗”的作为。不过，考察袁世凯一生的作为，却很难简单的以“窃国大盗”四个字概括：年仅二十六岁出使朝鲜，先后平定壬午（1882）、甲申（1884）叛乱，护送朝鲜王大院君回国，在朝鲜纵横阖稗，令西方列强瞠目；庚子之乱后操练新军，建“北洋六镇”，为中国建立了第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废除科举，兴办新学，从英国人的手中讨回开滦煤矿，这些都可以称得上对中化民族的贡献。谈史当不虚美、不隐恶，功过分开。我们对袁世凯，实在没有必要以“窃国大盗”草率论之。

据民国野史氏《袁世凯轶事》载，清末民间有\"西山十戾\"的说法，这十戾为：熊（多尔衮）、獾（洪承畴）、鹗（吴三桂）、狼（和珅）、驴（海兰察）、猪（年羹尧）、蟒（曾国藩）、猴（张之洞）、狐（西太后）、蛙（袁世凯）。能够与一代天骄多尔衮、雍正朝第一名将年羹尧和曾国藩、张之洞并列，也足以见得袁世凯其人绝不仅仅是“窃国大盗”四个字可以盖棺定论。

这十戾以动物状人，究其原因多数是由于每个人像貌相近于某一种动物。如曾国藩为蟒以其患皮肤病，顺手一抓就掉下很多有颜色的皮，好像蟒皮一样。张之洞瘦小，形同猴子。和珅大长脸，有点像狼。袁世凯是个五短身材的矮胖子，走起路来八字脚，外形的确有点像蛙。此外，据民间传说，袁世凯每逢阴天下雨都爱张口嘘气——大概是有些哮喘的毛病，在生理特征上也与蛙有几分像。自然，这些比拟终究是牵强附会，在袁世凯生前无人敢提。其死后既然身为窃国大盗，则一个蛙字也太抬举，被改成了“蛤蟆”，还要在前面加上一个“癞”字。

乱世多有英雄，北洋也算的上“一时多少豪杰”。除袁世凯外，以学问而言，杨度与张其锽为一时翘楚，特别是杨度，出经入史，学贯中西，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与康有为、梁启超同一级别的人物；以性格而言，徐世昌字玉人，人称玉面狐狸，在枭雄林立的北洋人物中人格独创一格；慷慨激烈莫如徐树铮，出兵外蒙，力压外蒙独立贵族，维护了祖国统一，可惜性情过于刚烈，镇压过于严酷，引起了外蒙人民的反抗；张作霖虽然土匪出身，却不如野史小说中一般凶神恶煞，作恶多端，而是面如书生，有\"义气如山\"的美誉；曹琨在今虽被称为“汉奸”，当时却人称“儒将”，善画，精书法，论人品算的上有情有义的汉子，与西洋人谈判常常拍案而起，刚烈不让后来的陈毅元帅。此外，还有外交名家顾维钧，北洋名士梁士诒......这些人物，以个人而言，都称得上是民族的精英。可惜，由于身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他们的本领与魄力，并没有为中华民族带来多少好处，而是更多的投入到内战之中，给老百姓带来了灾难。他们的名字，不是被忘却，就是被丑化了。生于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衰败的时代，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

北洋自然也不乏无耻之人，张宗昌的“三不知”故事人人皆知：不知有多少钱、多少兵、多少姨太太，张敬尧名曰“敬尧”，实则杀人如麻，这些民族败类，也是那个混乱时代的特殊产物。冯玉祥虽然今日为“民族英雄”，在当时民间称之为“倒戈将军”，口碑也很不好。

北洋之中，相对于人才济济的北方派系，南方派系的人物值得大书特书的似乎不多，湘系的谭延闿、程潜，桂系的谭浩明等等，人品作为，都比不上北方派系的人马。

对北洋人物，历来有不少的划分方法。最常见的是以袁世凯为第一人，第二级即所谓北洋三杰：龙——王士珍，虎——段祺瑞，狗——冯国璋。徐世昌、梁士诒、黎元洪则介于袁和北洋三杰之间。曹锟、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冯玉祥只算是第三级。本人虽然忝为书生，却不是很懂得这种分法的理由。黎元洪在段祺瑞之前，尚可说黎元洪为总统而段为总理，张宗昌与曹琨并列，无论怎么也说不过去。冯玉祥比较复杂，一言难尽，王世珍虽为北洋之龙，作为恐怕还比不上为虎的段祺瑞吧。一家之言，聊备存疑。

说北洋，还有两个人不能不说说。一个是唐继尧，虽然名分属于北洋，却是割据西南；护国运动由他首创，虽说反了袁世凯，但再造民国，也算北洋的一位豪杰。后来被部下顾品珍赶出云南，到了广东，投靠在孙国父门下，换了门庭，不再是北洋了。这也没什么，可惜这个唐继尧很有些项羽的脾气，希望“富贵归乡里”，不久仍打回云南，做了西南王的土皇上。学者有人将孙中山比作东汉刘秀，如果这一比拟恰当，那么唐继尧本来有机会成为马援、邓禹，结果自己选择当了公孙述。

还有一个是阎锡山。阎锡山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后来投靠到段祺瑞手下，做到了山西省长兼督军，名分上属于半个北洋。这个阎老西儿似乎不如他的北洋同门一般有包容宇内，宰割山河的气魄，当北洋兄弟们大打出手之时，阎老西儿却带兵回了山西，关门当起来土皇上，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后来与冯玉祥一起反蒋，中原恶战，失败后，又跑回了山西，连铁轨都改成窄轨，己即不出，也不容人入，一副乐天知命，人我两不犯的架式。

北洋的那一段历史距今日中国并不遥远，然而，其风流人物，已经被中国人淡忘殆尽。一部《走向共和》，又重新唤起中国人那段几乎忘却的回忆，仅仅就这一点说，“走”剧就算得上是一部难得的好剧。

呜呼，英雄龙争，豪杰虎战，是耶非耶，化为蝴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