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国内研究国际战略的学者之中，张文木老师是我最为尊敬的一位。最近，拜读了张老师的新作《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其中的《学风建设，关乎中国命运》一章，最能够引起我的共鸣。
毛泽东早在《反对党八股》中，就对于这一类空洞无物的学术八股提出了批评，可惜，几十年过去，至今不少读书人仍然痴心不改。一部著作，先是破题，把考察对象摆一摆，而后承题，从现实情况进入“全球化的历史大背景”，然后是起讲，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战略”角度大谈理论，其后便是冗长的“四比”，拼足全力玩弄理论迷宫和概念陷阱，如形形色色的“两难”，如“国家竞争力最基础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认为……”最后是“收结”，某某事件的发展趋势“尚有待于进一部观察”，其结局“总体不外乎三种可能性”，但是又“不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一篇完完整整的八股文可以交卷了，但究竟讲了什么，估计作者也不清楚。
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大意是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之初，一心收复北汉、南唐，于是在一个大雪之夜问计于宰相赵普，赵普的回答原文是：“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将何所逃！”寥寥四十来个大字，为赵匡胤一统天下，制定了基本国策，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赵普战略的正确性，这便是千古传颂的“雪夜对”的故事。
有时候想，要是将赵匡胤给赵普的“课题”交到我们今日的“八股专家”手里，不得了，可以作出一部厚厚的大书来：先将宋、北汉、南唐政权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和既定战略作一个全方位的大比较，然后指出北宋政权陷入了攻打北汉还是南唐的“两难”，随即引经据典，指出“我认为”的国家竞争力的基本所在，然后将三种可能性一一罗列出来——打北汉、打南唐或者两个都不打，最后收结，“到底如何处理，考验着大宋政治家的智慧”，但其发展趋势“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云云。下下功夫，估计可以凑出几十万字，稿费自然是不愁了，至于作用，“八股专家”们自己有数。
拿赵普与研究国际战略的学者相比，也许并不公正。国际战略学所解决的是现实的政治操作层面的问题，其所面对的，是鲜活的人性、血淋淋的利害关系和复杂的现实权力结构。正如张先生在“世”书的自序中提到的：“做这种学问（国际战略）不仅需要丰富的历史、哲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它更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赵普身为北宋的开国宰相，是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政治家，专业的学者大都是缺乏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因此，写出的文章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书生之气，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问题在于，我们的“八股专家”们的高谈阔论，已经脱离了书生气的范围，陷入了空谈和游戏。以著名的“两难”为例，任何事情在其进程中都不可避免要遇到阻力与牵制因素，因此任何事情都存在着两难。比如吃饭虽然是人的必需，但却有使人发胖的危险，那么，为什么不说“吃饭两难”？这种概念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有什么意义？国家竞争力的基本所在是客观的存在，怎么能够凭着一个“我以为”就妄下定论？
学问不是一个标量，而是矢量，不仅有大小，而且有方向。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罢，都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产生的。国际战略这门学问，是为国家、民族利益服务的学问，更是关系“国之大事，死生之道”的学问。这一学科的八股文风和学风，实在是最要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