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先生在为纪念张政烺先生而写的《治学导师 做人楷模——忆张苑峰先生》一文（以下简称“高文”）以及为《北大考古口述史》所作的口述（以下简称“口述”）中，都说到朱德熙先生由于高先生对他的一篇文章提了不同意见而阻挠他提升教授的事。我认为高先生对这件事的认识是有问题的，需要加以说明。下面先从高先生提意见的事说起。
高文说：
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第一届国际古文字学研讨会，邀请几位大陆学者参加，其中有北大分管文科的副校长，我也有幸被邀。会上每人发一本《古文字学论集》，其中都是与会学者撰写的论文。当我阅读我校副校长的文章，发现他用了两件伪制的赝品考证先秦时代的一个官职。因是国际会议，我怕有人在会上提出质疑，想提醒他作些准备，以免被动。平素我很尊敬他，关系也不错，因我出于好意，故未加思考，到他的卧室直接对他讲：您用的这两件资料恐怕有问题。“有什么问题？”他问。我刚说“可能是伪造”，未等我把话讲完，他拂袖而去。因他恼火，故未能予以解释。（第20页）
口述说：
大约1978年的时候，香港中文大学开了一次国际古文字会议，自“文化大革命”以后，那是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了大陆十几位古文字方面的专家。北大有三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北大副校长朱德熙，还有裘锡圭。去以前把论文都写好，寄过去，开会之前将每一个人的论文合编成论文集。到香港出席会议的学者每人发一本，我接到论文集先看看有多少论文，谁写的什么问题。我看到朱德熙的文章，他的文章是根据两个战国印，考证战国的官吏，可惜这两个印都是伪造的，都是假印。我一看，就想朱先生怎么写了那么一篇文章，选的两个印一个真的也没有。他年岁比我大，资格比我老，我很尊敬他，平常来往还是比较多的。我以为关系比较好，怕在开会的时候人家提出来了，他很被动，我就到他的房间，想在开会以前给他打一个招呼，我告诉他这两个印可能靠不住，如果真有人提出来你自己做一些准备。没想到我这样做是做错了。我说你用的这两个印可能有问题，他好像很不耐烦，问有什么问题呀。我说这两个印可能是赝品，他说：“你怎么知道是赝品呀？”我就给他列了三个原因……可是我给他解释，他听不进去，而且很反感。（第256-257页）
两处所说颇有出入，且有与事实不符之处。高文没有点朱先生的名，但是对20世纪80年代北大文科的情况比较熟悉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指的是朱德熙先生。高先生说的会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在1983年9月召开的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有高先生已经说到的当时会上印发的《古文字学论集（初集）》为证。高文将会议召开的时间说成1982年，差了一年；口述说成1978年，差得更多。朱先生是在丁石孙任校长的那一届当副校长的，任期从1984年开始，去香港开会的那一年，还没有当副校长，高文和口述都说他当时是副校长是错的。高文和口述所说的提意见的具体情况很不一样，高文说没等他具体讲意见，朱先生就“拂袖而去”；口述则说高先生讲述了他的意见，但朱先生“听不进去，而且很反感”。高文的说法显然是有问题的。当时中文大学把大陆学者都安排在校外的一家旅馆里住宿（据我回忆，好像是美丽华酒店），朱先生难道会不等高先生具体讲意见就“拂袖而去”，把高先生留在朱先生自己住的客房里吗？口述说朱先生对高先生的意见“很反感”，我认为也不大可能。跟朱先生稍有接触的人都知道朱先生很有涵养，而且在学术上是很开放的。高先生好意对朱先生的文章提意见，朱先生怎么会“很反感”呢？
朱先生在会上发表的论文，是《战国文字中所见有关厩的资料》。高文所说的朱文引以为据的“两件伪制的赝品”，指陈簠斋旧藏的两件齐国铜量。口述所说的伪造的“两个战国印”，其实就是这两件铜量上的仿印文格式的铭文。我本来也怀疑这两件器上的铭文不可靠，在我发表于《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上的《战国文字中的“市”》一文中已经提出。朱先生写关于厩的那篇文章时，曾向我讲过文章的大概内容，我当时就向他提出了这两件量器铭文的真伪问题，朱先生虽然没有接受我的意见，但一点没有不高兴。后来朱先生在那篇文章里提到了我的意见，作了反驳，但完全是讲道理，一点不带感情色彩。高先生跟朱先生的关系本来不错，又比我年长，我不相信朱先生对好意在会前向他提意见的高先生会“很反感”，并因而阻挠高先生提教授。
高先生说他申请提教授前两次都因朱先生的反对而未能在学校的评审会上通过（见口述第257页），这应该是实情。高先生认为朱先生是由于对他提意见的事记恨，而阻挠他提升教授的，这只是他的主观看法。那么，朱先生为什么要反对提升高先生为教授呢？我把我的看法写在下面。
我从1962年开始，跟朱先生有了较深的交往。在朱先生80年代末去美国前的近三十年中，除去比较特殊的情况（如“搞运动”“下放”），一般每年都有多次在一起谈古文字学方面的问题，其中也谈到高先生。朱先生和我都认为高先生治古文字学很勤奋，做了不少工作，但是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底子还是差了一点，所写的书和文章里有时会讲一些稍显外行的话，偶尔还有常识性的错误，如把见于《说文》的字说成《说文》所无之类。高先生自己在“口述”里就指出在他申请提教授的时候“评教授也比较严格，起码比现在严格。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耽搁，积累的时间很长，需要提教授的人很多，条件、要求也比较多”（口述第257页）。我可以断定，朱先生在前两次评审会上反对提升高先生为教授，是由于认为高先生当时的学术水平还够不上朱先生心目中一个教授所应有的水平，而绝不是由于高先生对朱先生的文章提过反对意见。
高先生在口述中说：
后来朱德熙先生全家移居美国，不幸患了癌症。李零教授去看他，朱主动提到我，他说：“我不该对高明那么苛刻。”这是李零向我传述的朱德熙先生原话，还说朱先生有后悔之意。（第258页）
我对李零先生的转述是相信的。朱先生晚年看到很多学术水平不如高先生的教师都升了教授，不少人还当了博士生导师，自然会感到他当初没有充分考虑学术界的现实情况，坚持他心目中的学术标准，使年龄在同辈教师中本就偏大的高先生，到六十岁时才提上教授（高先生生于1926年12月，他提升教授已是1987年的事），因而还耽误了高先生担任博士生导师，有些对不起高先生，所以朱先生跟李零先生说“我不该对高明那么苛刻”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由这一点是不能得出朱先生当初是由于对高先生提意见的事记恨而阻挠他提升教授的。
由于高先生的主观看法，严重影响朱先生作为一位纯粹、正直的学者的形象，我不能不写这篇说明问题的小文。
（原载《出土文献》2020年第1期，引用请据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