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已经卸任的北京大学副校长朱德熙先生去国赴美，在三年后的一九九二年七月客死异乡。早在五十年代初，朱先生就因与吕叔湘先生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连载而名扬全国。作为中国语言学界的领袖，一个举世闻名的汉语专家，“他研究了一辈子汉语，却最终未能回到他那‘只说中国话的地方’”（李零教授语），我们无法揣度告别世界时的朱先生怀有怎样的遗憾。
或可稍弥此憾的是，朱先生在汉语语法、古文字考释及语文教学诸领域的一系列论著，已由后人辑为五卷《朱德熙文集》广为流传，跟他生前一样、甚至是有增无减地在多种相关论著中被一再引用。而直接或间接受到他影响的学者，也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教诲——就在最近的一年里，一南一北两位学者自述师承，不约而同写到了朱先生。
“南”是南京大学的鲁国尧教授。在《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序中，鲁先生引录了朱先生辞世前一年给他的信：
这几年足下学业精进，于音韵学史的研究，俨然自成一家。不懈的钻研精神和踏实的学风尤其令我佩服。来信说今后拟重点学习理论及方法，我意此事不可强求。一个有成就的学者必有其所长，同时也难免有其所短。……我看主要精力和时间仍应放在语言事实的搜集和分析上。近年来，美国语言学有重理论轻事实的弊病，而且不独语言学，经济学甚至物理学亦有类似的情形。
朱先生附寄了一份剪报，内容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季昂迪夫抨击现代的经济学专家“昧于事实”，认为目前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理论太多、假设太多而事实太少”（在一九九〇年发表的《对当前汉语研究的感想和希望》中朱先生也引述过这话）。鲁先生“谨遵师教，多年来我做了若干汉语史的专题研究，自信不游谈无根，不急功近利，不随波逐流，只是埋头去作文，去修改，去增补，以求一事之是，一字之实，一心之安”。
“北”是北京大学的李家浩教授，在《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跋中，李先生回顾：
一九七五年的某一天，朱德熙先生、裘锡圭先生和我，在整理银雀山汉墓竹简之馀，谈到长沙楚帛书，使我想到朱先生早年打算写一篇《长沙帛书释文》，就对朱先生说，您何不把那篇《长沙帛书释文》写出来。朱先生说，帛书中有些字不认识，有些话不好懂，不能全写，要写，只能挑选一些弄懂了的来写。从这次谈话中，使我懂得做学问贵在踏实，不要贪大求全，写自己没有弄懂的东西。
有一次跟朱先生谈到古文字考释，先生说，在新认识的古文字中，挑选一些有意思的字来写，不要什么字都写。朱先生不仅对我是这样说的，同时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李学勤先生在《朱德熙先生对战国文字研究的贡献》一文中说：“朱先生的研究，常能着眼于战国文字中一些带关键性质的字，这当然要比随意选释若干字有更大的意义。”
除了他们记录的事例，语文出版社出版的《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则给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回忆，而所有的回忆都印证着诗人的名言：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超级的享受”与“辛苦的劳动”
汪曾祺先生在《怀念德熙》中说：
德熙的治学，完全是超功利的。在大学读书时生活清贫，但是每日孜孜，手不释卷。后来在大学教书，还兼了行政职务，往来的国际、国内学者又多，很忙，但还是不疲倦地从事研究写作。我每次到他家里去，总看到他的书桌上有一篇没有写完的论文，摊着好些参考资料和工具书。研究工作，在他是辛苦的劳动，但也是一种超级的享受。他所以乐此不倦，我觉得，是因为他随时感受到语言和古文字的美。一切科学，到了最后，都是美学。……感受到工作中的美，这样活着，才有意思。
作家李锐叹服“已经不知道在多少篇小说和文章中领受过汪老的深情和智慧”，这也是一例了——对故友怀念之殷，把握之准，无疑都反映了汪先生的“深情和智慧”。在朱先生，学术研究首先是乐此不倦的超级享受。他曾告诉学生：做学问要有一颗童心，就像小孩在地上玩泥巴，只有本身的乐趣，没有功利的动机和其他的目的。搞语法研究无非是两条，一条是想求真，追求真理，不断探索；另一条“ 是习惯，搞惯了，好像一个木匠，天天做家具，看见木头，手就痒”。又曾告诉女儿：研究古文字学，就像看福尔摩斯探案，特别有意思。这让我想起周一良先生也有类似的感受。周先生回忆少年时代最爱读两类书，一是王引之《经义述闻》和王国维《观堂集林》这样的考据著作，折服其中举证的详赡翔实，分析的细密周到；二是《福尔摩斯探案集》这样的侦探小说，二者不乏实质相同之处。正是对古文字的着迷，才使二十岁的西南联大物理系二年级学生朱德熙转到了中文系——不知这是不是物理学科的不幸；而历史已经证明：中文学科幸得其人。
晚年的朱先生忆及转系经过，说那会儿“并没有想做一个什么人，只是兴之所至，刻苦钻研”。是的，仅仅“兴之所至”，只能成为玩主；由“兴之所至”带动的“刻苦钻研”也就是“辛苦的劳动”，才是成就一个优秀学者的保证。他身体力行了对学生的教导：“真正潜心学术的人是要把生命放进去的。这可以用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两句诗来形容。”有多少人亲眼目睹了他至老不懈的刻苦钻研，最真切的记忆首先来自家人。先看女儿朱襄的叙述：
父亲在我的记忆中，似乎从来不睡觉，我们睡觉时，他书房的灯还亮着，早晨醒来时，父亲又早已坐在书桌旁了。父亲工作时穿的外套的右肘部，都被磨出一个个圆圆的洞。……从我记事起，父亲从没有和我们一起度过假，最热的三伏天，也趴在桌子上写文章；最冷的三九天，脚下放一个热水袋，仍然工作到深夜。
再看夫人何孔敬的叙述：
德熙做学问真是一丝不苟，全力以赴。一个问题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才算罢休。写文章字字推敲，每一句都要求做到恰如其分。他写论文，从来不是一挥而就，简直像一刀一刀地刻出来的。我对他说：“你写文章就象是难产，我也跟着难受。”德熙说：“你说得对，我写文章就是难产。”他的朋友说：德熙的文章理论性、逻辑性强，一句是一句，不掺水。他的熟友郭良夫也说过德熙的文章没水分。他的老同学、语言学家李荣说：德熙的文章是用血写出来的。
朱先生曾感慨：“有的人写文章能够下笔千言，我真佩服。我写一千字，起码要用掉两三千字的稿纸，一篇文章写完，就像是得过一场病似的。”有学生问他们仰之弥高的老师：您写文章不用怎么改吧？朱先生回答：“完全不是，我常常是改得一塌糊涂。好文章是改出来的，一定要反复改，改得自己满意了才能拿出来。将来可能有人向你约稿，你手头有东西不一定马上拿出来，编辑有编辑的标准，你还要有自己的标准。写文章写书时决不能有商业上的考虑，不要追求一时的热闹。这样，发表的东西可能少一些，但一篇是一篇。”一句是一句、一篇是一篇的结果，自然就是数量的减损与质量的提升。姚殿芳教授说：
德熙治学严谨表现在很多方面，我认为最值得称道的是厚积而薄发。他研究现代汉语造诣很深，无论是研究的方向、方法，还是对语法体系本身的探索研究，都有不少开创性的贡献。但是，积四十馀年研究心得，用专著形式发表的，只有一九八二年商务出版的薄薄一本《语法讲义》。这本书从书名到字数好像都很“薄”，然而它的实际分量却重得很。它用极简明的语言和形式概括了作者在语法研究上最成熟、精辟的见解。
而朱先生为数更少的古文字考释，用李荣先生的话说，也“往往文从字顺，读来令人有先得我心之感。这不是神来之笔——九十九分汗下，一分神来。这是神来之笔——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朱先生一贯倡导学生踏实治学，“一年写出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就足够了，不要贪多务得”，而不希望他们效法“那种小本钱做大买卖，只讲新奇理论”的做法。作为一个不外行的学者，一个不昏聩的校长，他深知无论一个学者还是一所学校的水平与实力，从来不是靠文章产出的数量来决定与显示的。曾任北大校长的数学家丁石孙教授回忆，在他们共同主政北大期间：
他有一次对我说，要区别论文与感想。我感到他用一句通俗易懂的话说明了一个重要的界限。后来我常常想到他这句话，帮我对一些学术著作做出判断。
孙玉石教授回忆，朱先生出任《北京大学学报》主编后：
在第一次编委会上，他直率地提出学报要少一点紧跟形势的时文、多一点学术味道的原则。文章发表出来，要有永久性的学术价值，多少年以后还要有人来翻阅和引用。后来，即使有这种那种压力，他总是坚持自己的思想。对那些自恃甚高而漏洞百出的夸夸其谈的学风，他总有一种疾恶如仇之感。
有两位作者同时提到了令朱先生“十分气愤”的现象。孙玉石教授说：“他关心中文系的学风建设，对于一些所谓‘学者’连起码的小学和一些概念范畴都不清楚而大谈神话起源和理论问题，十分气愤，并让中文系教师引以为戒。”李家浩教授说：“在平常与先生谈话时，曾谈到学术界有一种人，写学术作品像写小说一样，驰骋自己的想象能力，不顾材料所反映的事实，任意发挥，下笔数万言，其结果是错误百出。先生对那样的作品十分气愤。”惜乎在朱先生辞世的十来年间，这类现象不但未能杜绝，只怕还有增无减、愈演愈烈了。
当面一套与背后一套
朱先生不仅是有口皆碑的大学者，也是有口皆碑的教育家。他的生命一半耗在了书桌前，一半耗在了讲台上。他的学风与学问深刻又深远地影响了不止一代的学生——语法学领域如陆俭明、马希文教授，文字学领域如裘锡圭、李家浩教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太多的人都听到了朱先生对裘锡圭先生的夸奖。汪曾祺先生说：
德熙是个感情不甚外露的人，但是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他对家人子女，第三代，都怀有一种含蓄，温和，但是很深的爱。对青年学者也是如此。我不止一次听他谈起过裘锡圭先生，语气是发现了一个天才。“君有奇才我不贫”，德熙就是这样对待后辈的。
吉常宏教授说：
朱先生是个十分爱才的人。如果说他是个伯乐，也许不过分。他和裘锡圭兄的交往很可说明这一点。锡圭兄一九六〇年一到北京大学工作，就被朱先生一眼看中了。六十年代他们就合作撰写有关战国文字的文章。十年浩劫中后期又一同参加了银雀山汉墓竹简和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整理工作。他对锡圭兄的才学、功力十分了解，也十分欣赏。一九七七年朱先生来山东复核银雀山竹简时，就对我盛赞过裘兄在古文字学方面的造诣。一九八八年我参加北京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他约我和鲁国尧同志便饭。我为了向他请教几个问题，提前早到一会儿。谈话间他说道：“老裘真了不起！他一晚上能拼出几支竹简—我不是说光把一些没头没尾的断简粘合成一支，是说把断简拼起之后考释出来。你懂吗？”“我懂！我懂！”我当时忽然想到古书上的两句话：“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除我之外，还不知道他对多少人称赞过裘兄呢！
丘光明教授说：
朱先生无论是对他的合作者、朋友还是学生，都真诚相待，尊重并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从他对待和处理事情的方法和态度中，无不使人感受到他的谦虚和谨慎。每当我们向朱先生请教有关战国器物上古文字的释读时，他总要先问，老裘是怎样看的？
袁毓林教授说：
先生常向我们谈起裘锡圭先生，说：“裘锡圭一向刻苦，条件再差、环境再恶劣也不肯放松，几十年坚持下来，终于取得很大的成就。你们如果现在不抓紧，将来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李零教授回忆在与美国学者聚谈时提及研究古文字的学者，朱先生说：“我们大家最佩服学勤先生和老裘。学勤比较博大，老裘比较谨严。”而潘兆明教授更回忆在文革后不久，他读了朱裘二先生合作发表在《考古》杂志上的考释汉简的论文，非常喜欢，一天跟朱先生谈及，便说他“不但写了一篇好文章，还培养了一个好学生”，朱先生立刻认真地纠正说：“可不能这么说，这次我和老裘，完全是平等的合作关系，我向他学了不少东西，如果要说‘培养’的话，那也是互相‘培养’。”
从一九六三年在课堂上引录当时还是助教的裘先生的观点开始，朱先生对裘先生就是这样持续不断地称赏有加、赞不绝口的。不过，这只是朱先生的背后一套；至于对裘先生本人，朱先生还有不为人知的与背后一套不甚相同乃至截然相反的当面一套，这只能由裘先生自己告诉我们了：
先生不惜耗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多次帮助我修改文章。例如我发表在《中国语文》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上的《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就是在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经过几次修改才写成的。先生看了我的初稿后，坦率地跟我说，这简直不像一篇论文，并且提了很具体的意见让我修改。看了第一次修改稿后，先生仍然不满意，又提了一些意见让我进一步修改。大概反复了三次或四次，才写成发表出来的那个样子。对这篇文章，先生最后仍然是不满意的。但是他觉得以我的水平大概只能写成这个样子，也就只好算了。我的《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和《卜辞“异”字和诗、书里的“式”字》等文章，先生都亲自动手作过修改。
在写《文字学概要》的过程里，我几乎一碰到难以处理的问题，就要跑到先生家里去请教。有时候为了一个问题可以讨论两三个小时。我把文字符号分成两个层次，即语言的符号和构成文字的符号。后一种符号的名称——“字符”，就是先生给取的。前年十二月十三日先生从美国写来一封信，一开头说：“近来翻阅《文字学概要》，随手记下一些意见，本来想通读全书之后，一并寄上，又怕时间拖得太久，不如看到多少算多少，随时奉告的好。此书佳处不必在这里提，要说缺点，主要是行文不够明白晓畅，有些地方真可以说是诘屈聱牙，令人难以卒读，这就把全书的好处都掩盖住了。我觉得最好现在就开始修改，发现一处改一处，做好再版修订时的准备。”下面是三大张具体的修改意见。先生写这封信的时候，离去世已经只有半年多一点了，身体已经不大好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如此关心我，为《文字学概要》的修改而操心。
“这简直不像一篇论文”、“有些地方真可以说是诘屈聱牙，令人难以卒读”——这样毫无假借的批评，是我们现在一些擅抹稀泥的教师对研究生都碍于情面而不大肯直截了当说出口的。但这才是真正的护惜，所谓爱之深责之切。
从上引记述中我们看到朱先生对后学，一是充分肯定，热情提携；二是严格要求，切实帮助；三是不贪其功，不耻下问。这是一个教师一个学者最宝贵的品格，而在朱先生，则是他为人处世的一贯风格。得到如此善待的，裘先生只是显例而非特例。计算机专家马希文教授由朱先生指引，在汉语语法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跟裘先生一样，他也是朱先生曾拿来给研究生做榜样的人物。而马先生却记述说：当年已过花甲的朱先生与陆俭明、叶蜚声教授及他常常聚在一起讨论语法问题，一谈就到夜里一两点。“朱先生让我把文章拿到讨论班上报告，并带头质疑。尖锐的问题接二连三，有的是文中没有讲清，有的是没有注意到，有的则根本答不上来，只好退下，重新考虑，重新补充，下次再报告。”他的论文就是这样一步步成就的。康奈尔大学的汉语史专家梅祖麟教授受朱先生之邀在北大讲授了一学期汉语语法史研究课，朱先生每周都亲临听讲。但他应朱先生约请为《中国语言学报》创刊号写的论文，却在朱先生审阅后被退稿，理由是“关键例站不住”。梅先生反省说：“我从一九六〇年开始给学报投稿，这是第一次吃闭门羹。但是平心静气想想，朱先生说得对。音韵演变理论是人家的，例证是自己的，关键例不能成立，文章毫无发表价值。退回应邀的文稿是尴尬事，朱先生肯做这种一般认为吃力不讨好的事，实在是帮了我个大忙。”高标准，严要求，纯出公心，不徇私情，一切都是为了提高研究水准，促进学术发展，故而学者虽然被批评甚至被冒犯，最终却能不以为忤，反而在心生敬畏之后，继之以心存感念，不惜在名满天下的今天再以往日不算光彩的受教经历昭告世人——这就是朱先生人格的魅力。另如胡双宝教授忘不了的是他拿着跟别人合作编写的古文注释、写作知识之类的书送朱先生，“他瞟了一眼书名，说：你以后要多写点正经东西。”吴小如教授忘不了的是跟朱先生合作一篇文章，终稿由朱先生作了不少改动，“德熙给人改文章确有了不起的本领，我不能不服气”，以致后来“每次执笔，在完稿时经常浮现出德熙给我改文章的情景，我就想，这篇文章不知朱公看了以后会怎样。”
“千万不要肉麻当有趣”
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朱先生发表了《论句法结构》《说“的”》《“的”字结构和判断句》《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等在中国语法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论文。一九八〇年，他的论文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出版，商务印书馆为便于宣传，请他写个提要，朱先生回信说：
提要不好写，也没有必要。登一简短广告足矣。照我的意思，写成下边的样子就很好。如果你们认为太简单，可以加几句，但千万不要肉麻当有趣。
他自拟的广告全文如下：
本书收集作者一九七九年以前所写关于现代汉语语法方面的论文八篇。其中某些篇的论点曾经引起国内外语言学界的讨论。此次汇集出版，个别处略为改动。全书约十五万字，售价〇.五八元。
这是七月二十八日写给编辑的信。仅隔一天，编辑又收到了第二封信：
前拟广告稿仍觉未安。第二句改为“其中某些篇提出的论点曾在国内外研究汉语语法的学者中间引起过讨论”是否略好。原来说“国内外语言学界”，口气太大，不妥。乞酌。
须知这些论文在国内外的同行中引起的不仅有讨论，还有推崇；而讨论甚至推崇者中不仅有平辈和后辈，还有前辈大师，只举一例就够了——赵元任先生在他最重要的名著《中国话的文法》中明确宣称：《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是“同类研究中最好的一篇”。朱先生当然不会不知道，但他并不在广告中以此炫耀。这正体现了真学者的自谦自律，同时也体现了真学者的自重自信——自谦自律是不肯作任何的夸饰，顶真到锱铢必较的地步；自重自信是公认的成就已经明摆在有眼人之前，既非政客商贾，亦非戏子歌星，还有什么必要去蛊惑无珠的外行呢？于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在力求低调的朴实作风中展示出来的才是大气。事实也证明，到这份上的学术论著确实不再需要用廉价的手段来促销了——这部不是凭其普及与实用，而是凭其经典与权威的论文集，出版至今已经印行多次，并与赵元任的《语言问题》、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王力的《汉语语法史》、吕叔湘的《汉语语法论文集》、丁声树等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一起被收入了代表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水平的商务文库。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的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推销术已甚嚣尘上于包括学术领域在内的各个角落。朱先生的掂斤簸两、锱铢必较听起来已遥远得完全不像是现代人的故事。而数不在少的现代人，研究与写作未必像朱先生那样呕心沥血，精益求精，但在鼓吹与推销方面却花样百出，各显神通。手头就有一套教材，主编的修订本序开门见山：
一九九五年八月，黄河出版社出版了由本人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这部教材一问世，就以其科学、创新、实用的内容和形式，赢得了全国古汉语专家教授的好评，轰动了整个古汉语界。
接着具引若干名家来信——不管有的纯粹只是收到赠书后的客套，比如或称“一展目录，粗读‘前言’，便觉新意盎然”；或称“我当细读，定当获大益”之类，全当补药吃进。而在名家之后有两封非名家的，盖以吹拍之力最猛最狠，遂使主编实在割舍不下，其一说：
您主编的这一套《古代汉语》颇有特色，详略得当，简明实用。此书又取各书所长，精华所在，与全国自考教材较，实可取而代之。
其二更说：
我读了您主编的《古代汉语》，觉得它在好多方面确已超过了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和郭锡良等先生编写的《古代汉语》，这也印证了“后来者居上”这一古语。
相较朱先生对自己的吝啬苛刻，不能不让人有隔世之感。但愿这只是反映了学者个人境界的不同，而不是反映了学界整个风习的变迁。更但愿朱先生“千万不要肉麻当有趣”的告诫虽然无望成为时代强音，却也不至成为广陵绝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