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60年底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的。在此之前，我读过朱先生发表在《历史研究》和北大中文系《语言学论丛》上的两篇研究战国文字的论文。作者分析问题的深入细密、论证的有力和文章的简洁流畅使我深为折服。这两篇论文激起了我对战国文字的浓厚兴趣，并使我对作者产生了景仰之情。在50年代，吕叔湘先生和朱先生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风行全国，影响很大。我当然是首先通过《讲话》知道朱先生的。不过由于我的兴趣在古文字方面，那两篇论文对我的影响要比《讲话》大得多。
到北大中文系以后，由于跟朱先生不在一个教研室，并且到系不久就被下放到十三陵公社泰陵大队去劳动，所以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跟先生仍然没有任何往来，只是偶尔在系里的会议上看见先生。
我在泰陵劳动了半年多，到1961年底才回校。我记得我是在1962年的一个晚上，第一次去拜访先生的。那时候我住在校园内的教工集体宿舍里。那天晚上我没有请人带领，独自走到北大三公寓，怀着多少有些紧张的心情，敲开了先生家的门。我先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并表示了对先生的景仰，接着就陈述事先准备好的关于战国文字的一些意见向先生请教。先生饶有兴味地听我哓哓不休地谈自己的见解，并且对我的大部分意见立刻加以肯定。一位在学术上已经有很高成就的学者，竟能这样坦率热情地对待我这样一个初次跟他接触的青年。这使我十分感动。我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位最好的老师和知音，觉得自己在感情上跟先生一下子就变得毫无距离了。
此后，我常常去找先生谈古文字。尤其是在自以为有了比较重要的发现的时候，往往迫不及待地往先生家里跑，想让先生早些知道，甚至天在下雨也不管。先生也常常把他尚未发表的考释古文字的意见和其他学术见解讲给我听。有时候我们发现彼此的见解可以互补，那就格外高兴。例如，先生认为六国印文中很多从“图片”的形声字，实际上是从“官”声的，“图片”是“官”的简写。我认为战国铜器铭文中“私图片”“左图片”等“图片”字应该释读为“官”。但是彼此都没有注意到对方所注意到的现象。发表在《文物》1973年12期上的、先生和我合写的《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就是把我们的这些意见结合在一起写成的。在60和70年代，我国一般知识分子的生活比较苦，做学问的条件比较差。有一次我跟先生说，像我们这样搞学问谈学问是“穷开心”。先生很欣赏，后来多次在我们的谈话中重复这句话。
自从认识我以后，先生在跟一些好友闲谈的时候，屡次提到我称赞我。大约在1963年，先生为中文系学生开过一次古文字学课，在课堂上曾引述过我这个当时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助教的意见加以肯定。此外，先生还在别的一些场合称赞过我，这里不一一叙述了。当然，这方面的情况我都是听人说的。有的情况，如先生曾对汪曾祺先生热情地称赞过我，直到去年开追思会的时候，听了汪曾祺先生的发言才知道。我认为先生这样做，并不是从个人好恶出发的。先生称赞过的年轻人不止我一个。他看到在学术上有希望的年轻人，总是由衷地感到高兴，总是“不解藏人善”，在各种场合热情称赞他们。这鲜明地反映了先生对学术和教育事业所抱有的真挚的热烈的感情。遗憾的是自己不争气，远远不能满足先生的期望。另一方面，自己年纪大起来以后，对年轻的后进却缺乏先生那种真挚的热情。真是愧对先生。
先生对我的帮助是多方面的。他主动推荐我出国讲学；主动跟商务印书馆的郭良夫先生联系，让商务出我的《文字学概要》；还做了很多扶植我帮助我的事。在这里我着重讲一下先生帮助我修改文章的情况。
先生不惜耗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多次帮助我修改文章。例如我发表在《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上的《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就是在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经过几次修改才写成的。先生看了我的初稿后，坦率地跟我说，这简直不像一篇论文，并且提了很具体的意见让我修改。看了第一次修改稿后，先生仍然不满意，又提了一些意见让我进一步修改。大概反复了三次或四次，才写成发表出来的那个样子。对这篇文章，先生最后仍然是不满意的，但是他觉得以我的水平大概只能写成这个样子，也就只好算了。我的《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和《卜辞“异”字和诗、书里的“式”字》等文章，先生都亲自动手作过修改。
在写《文字学概要》的过程里，我几乎一碰到难以处理的问题，就要跑到先生家里去请教。有时候为了一个问题可以讨论两三个小时。我把文字符号分成两个层次，即语言的符号和构成文字的符号。后一种符号的名称——“字符”，就是先生给取的。前年12月13日先生从美国写来一封信，一开头说：
近来翻阅《文字学概要》，随手记下一些意见，本来想通读全书之后，一并寄上，又怕时间拖得太久，不如看到多少算多少，随时奉告的好。此书佳处不必在这里提，要说缺点，主要是行文不够明白晓畅，有些地方真可以说是诘屈聱牙，令人难以卒读，这就把全书的好处都掩盖住了。我觉得最好现在就开始修改，发现一处改一处，作好再版修订时的准备。
下面是三大张具体的修改意见。先生写这封信的时候，离去世已经只有半年多一点了，身体已经不大好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如此关心我，为《文字学概要》的修改而操心。每次想到，都既感激又心酸。今后再也听不到先生对我的教导了。
先生对自己的文章，要求非常严格。先生的著作，大到一本专著，小到一篇短序或回忆性的短文，在形式上都是很讲究的，在内容上都是言之有物的。先生以会写文章著称。但是他几次跟我说，写文章对他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写一篇文章总是要反反复复修改很多次，有时改得非常“苦”。先生最讨厌讲话写文章矫揉造作，堆砌辞藻。他的文风是很自然的。但是先生的文章并不是自自然然、轻轻松松地写出来的，每一篇文章里都凝结着先生的心血。先生跟我合写的文章，几乎都由他亲自定稿并誊清。他对这些文章也是一丝不苟的。先生的这种身教跟言教一样重要。我想先生的其他学生也会有同感。
先生不但在业务上给我莫大的帮助，在生活上也很关心我照顾我。先生为我联系出国，联系出版著作，既是为我的业务考虑，也是为我的生活考虑。有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很能说明先生对我的照顾的无微不至。在70年代，我曾跟先生出过三次差。一次到济南山东省博物馆核对临沂汉简。一次到武汉湖北省博物馆核对望山楚简。一次到石家庄河北省博物馆参观平山中山王墓出土文物。我比先生年轻15岁，领取、报销旅差费用等琐事按理当然应该由我来做。但是先生知道我当时还缺乏出差和管钱的经验，又不善待人接物，一声不吭，自己把这些琐事管了起来。
先生为我做的事太多了，我却没有为先生做过什么像样的事，甚至连先生要我做的事也没有认真去做。先生曾屡次跟我和李家浩说，应该把我们三个人考释战国文字的成果编成一本书。他的设想是这样的：打散已发表的有关论文的内容，按资料门类（如简、帛、金文、玺印、陶文、货币等）来编；书末加索引，逐字注明哪个字的考释主要是我们之中哪个人的意见；卷首加两篇文章，分别讨论战国时代各国文字的特点和考释战国文字的方法。由于我没有按照先生的意思积极去做，直到先生去世，书还没有编出来。这是我最内疚的一件事。先生逝世以后，再按照原来的设想来编这本书显然是不合适了。我和家浩准备把先生关于古文字的论文（包括跟我或家浩合写的）编一个集子，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印出来。但是即使编印出来，先生也看不到了。我对不起先生。
1993年2月5日夜写毕。
本文选自《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语文出版社，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