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论坛的主题，“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我觉得跟我们上一次的题目是有关联的。上一届开放时代论坛在云南大学举办，题目叫做“作为中国研究方法的文史哲传统”。虽然现在把它扩展成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的内容，但两者有两个共同的地方：一是强调学问不受学科的限制，讲究跨学科；二是强调有经验的针对性。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调整经验的视角”，跟何明教授前面的发言有些关联，但我说得简单一点。我的问题分四点：
第一点，知识的来源。所谓学科问题就是对知识生产及其表达方式确定化的一种表现。我们的知识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形式知识，一种是经验知识。形式知识就像逻辑、数学一类，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面对经验的知识。
经验知识的来源，有两种比较基本的操作方式，一个是对经验描述，一个是对之进行概括。描述与概括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特点，描述往往是个别化的，针对具体的可以感知的经验，以之为核心展开叙述。它是我们辨识事物的基本方法，是我们辨识这个世界的起点，同时也是实践知识的目标，所有知识的应用最终都同具体经验相联系。常识就从直接的描述开始。概括则试图提供类型化的知识。类型化实际上是为了对我们所面对的现象进行分类，分类使现象呈现一种秩序，而利用秩序，是为了我们更有效地操控这个世界。
我们所有的知识中，不同程度都包含一些描述和概括，只不过是有些知识类型概括比较明显，因为它处理的是个整体的问题，最好是有规律可寻，有些知识类型可能描述的成份比较多，比如说关于历史的知识。又如，关于人类学的知识可能描述的成分比较多，关于经济学的知识有可能概括的比较多，社会学知识也有这方面的特点。
很多时候，我们经验的区别，不是因为经验对象的不同，而是经验方式的不一样。什么叫做经验方式的不一样？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庄子在《人间世》中曾写过一个故事，说有一棵巨大的栎社树，非常漂亮，很多人都在围观，可是一个很有名的工匠，见到后头也不回就走了。人家就问他，那么多的人在围观，为什么你就不屑一顾？他回答说，这棵树事实上是散木，木材既不能做栋梁，也不能做家具，毫无利用价值。工匠的看法跟围观者的看法不同，就是他们对同一棵树的经验不一样。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把围观者的问题归为审美问题，工匠看到的是一个技术材料问题，可能还有人考虑经济问题，甚至是宗教问题，因为栎社树可能是社祭的对象，在有些人心目中，便是一个神物。面对同一个对象，动机不同者经验会不一样。如果不同的经验变成各自理解和处理事情的出发点，各自的知识视野自然就不一样。
也许有人认为，会存在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同视野的人都需要面对的，它是其他理解的基础。但按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没有基本事实，假如它是依靠我们的感官掌握的话。哪怕更微小质料的形式，也不是事实，而是我们观念推导出来的一个结果。它不是一种知识，只是后来成为我们理解问题的预设。这说明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对知识的理解一开始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学科性问题，它是一个慢慢增长起来的过程。这个观点跟刚才何明教授的说法是一致的，即学科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学科是到了一定的程度，当它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和储存丰富的经验后，那些想获得这种经验的人，直接从它那里获得相关的知识，由此而有学科的存在。
第二点，学科的见与蔽。现在的学科分类大致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根据对象，是动物、植物，或者人物，这在我们的感觉中能够作出区分，然后以之为对象建立相关知识，自然科学大部分是这么做的。还有一种情况，实际上是面对一个对象，我们以对对象的不同的经验方式组织知识，进行学科分类。刚才我们讲到树的例子，以人为对象更是这样。它可以有心理学的，可以有生理学的，可以有社会学或者伦理学的。我们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主要不是不同对象的研究，而是同一个对象的不同理解角度，每一个角度实际上都是不同类型的抽象。做学问的人，不管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一个假定，就是有物必有则，假定所有的现象都有一些内在的规律在里面。可是如果我们把知识的掌握，看成有层次有角度的话，我们一定会碰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有见必有蔽。见与蔽是中国古人所发明的说法，你观察任何一个东西，只能观察其中的一面，而呈现给你一面，同时也遮蔽了背后的另一面，所以不管我们的知识类型怎么区分，你用什么样的角度都存在某一个你看不到的位置，我们把它叫做死角，这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我们说知识固化，假如要撇开利益或意识形态等复杂的因素的话，至少就是在认知上，我们产生了路径依赖。实际上就是过去积累的处理某种经验的方法成功以后，你熟门熟路，不愿意轻易放弃它。如果是懒人或者是智力不够的人，他更不愿意去冒险。这就是学科性学术最终会有弊端的原因。
第三点，传统学科的转折。今天关于传统的知识，不是传统学科自然演进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传统的学科分类，有经、子、史。或者说，在经学里面有经世、考据、义理这样的分类。我们先看看经子史的分类是怎么来的。最开始我们有“六经”，六经实际是六种不同类型的经验的资料积累。《诗》也好，《书》也好，《易》也好，还是规定人的行为规则或者习惯的《礼》也好，它们其实是当时的实践经验的一个记录，开始的时候连我们今天所说的学科都谈不上。它只是一些经验知识类型，那些知识是直接应用的，基本上不是研究，而是把它记载下来，最多是最初步的一些归类。可是等到子学，就是所谓战国诸子百家出现后，各家各派才对前面的那些文献进行反思，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他们系统思考的观点，以后在这个过程中再演变出史学。史学跟原来的历史故事很不一样，了解子学的人就知道，诸子也讲很多故事，只不过那些故事不像后来史学的故事。后者把它变成时空贯通的系统叙事，前者只是一些经验的片段，用来说明某种特定见解的一种方式。
今天的文史哲学科，不是古典学科的继续，而是把它们当资源重新进行知识构造的产物。有一些看起来好像跟传统学术有关联的，比如说文学，或者史学，我们不能说传统没有文学，不能说传统没有史学，看起来好像也一致，所以这些学科在转换过程中没有太多的问题。不管是文学也好，史学也好，原则上都可以接纳描述性的那些内容，可是一讲到哲学，就引起了问题。实际上传统的部分概念或者是部分观念，跟道或理有关的内容，道理上可纳入现代哲学的言说范围。但是那种太有地方性的，或者太历史性的内容，同我们今天说的要求普遍化，也就是抽象化的哲学会有抵触。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会产生中国有没有哲学的讨论。这种讨论比较无聊，不是我们现在要讲的。问题是说，用来自西学的知识去描述我们的文化存在弊端。不仅仅是哲学才这样，社会科学也会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历史演变过来的社会，它就一定会有同样类型的问题。所以，是要立足于从西方成熟的社会经验中引出来的外在知识框架，还是要致力于在中国经验中抽出更有效的说明问题的知识，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直在摇摆，或者，可能是有冲突的。
第四点，学会围观。在我们今天的知识背景下，要学会一件事，就是面对一个对象时，要学会围观。什么叫做围观？“观”这个词跟“看”一样，都是视觉动词。可是古代“观”比“看”重要得多，我们今天说的世界观或“正三观”都是从这个“观”来的。为什么要叫“观”？这里涉及我们的视觉经验的问题。如果我们把知识看作一种经验描述的话，那么视觉是我们在掌握世界时效率最高的一种经验。视觉比听觉高效，因为听觉除了语言，人类自己组织的有意义的声音之外，其他自然声音所传递的信息没有我们看到的自然现象的确定性高。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如此强调，亚里士多德讲形而上学，最开始也要讲视觉的重要性。视觉的“看”往往是指片段的视像，或者只能从某一角度看。因为所有的看都会有限制，所以古人发明了另外的视觉方式叫做“观”。看的对象经常是比较小的东西，而观能观大的对象。观大的对象时，你不能固定一个角度，必须转移你的视角。要转动你的脑袋，甚至移动你的身体，所以观可以是一个过程。这就引出了时间的因素。所以，才有可能观高山大海，还有可能把本来不可见的变成可观的，比如观风俗或观古今之变。古今之变或风俗都不是你能够在单一的视觉里面把握的。如果我们从视觉讲，观就是连续看的一个过程，把连续看到的片断组织起来。前面看到的视像是后面所看的基础，有点类似于电影胶片一格一格地连起来放，你才看到一个整体的图景。在观的过程中，前面的经验是后面的经验的基础。它不一定是一个视觉图像的储藏，你记下后也可变成你的观念性内容，累积帮助我们形成对事物更完整的看法。
围观实际上就是我们面对一个研究时，学会多角度的分析或多学科的合作。举一个例子，最近很多人喜欢讨论器物，讨论器物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考古学的，要弄清它是在什么地方出土的，是什么年代的，它的形制如何；有工艺的，要看那个器物是铁的还是铜的，看它的制造难度；有美术史的，要看它是不是更美观，是否有更好的审美形象。当然，还有一个角度是历史的，要看这件器物与历史上的那些人或者事件联系在一起，还有联系的方式即起什么作用等等。不是每一件器物都自动显示我们想要知道的具体身份，它需要具体研究。我甚至会说，还可以对器做哲学的研究。
为什么哲学研究它？因为古人关于形而上学的表达就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个器就是出土的器物，它有可能是用具，也有可能是礼器。可是礼器与用具原来有可能是同一个东西，它是转变过来的。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使用的工具，以后它变成某种社会等级或者社会体制的一个表现。如阎步克教授讲的“五十而有爵”，爵是酒具，年纪大的人才有这个待遇啊。后来的爵变成爵位的爵，意味着社会身份的确定与物质生活待遇是相联系的。更好理解的问题，可能是鼎。传说中的九鼎是权力的象征，可是鼎最开始就是盛具或者是炊具，它也是演变过来的。从鼎盛、钟鸣鼎食到一言九鼎以至有人胆敢问鼎，意义是变化的。今天博物馆里面看到的，即使是同一个东西，作为文物的意义也不一样。在哲学上讲，先秦的道器之器与宋明的理气之气，虽然都是形而上学，可是意义不一样。气是无差别的料，器是一件件的物。前者着眼于事物的共同基础，后者则强调生活的具体意义。或者说，前者着眼于原则，后者则致力于秩序。
强调问题性学术，实际上就是在学科变革正在进行或者没有进行的情况下，强调跨学科合作，甚至鼓励更多的越界行为。它不仅是学科工作的完整拼接，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导出一些更有意思的知识生产。人文学术虽然不像社会科学，没有直接面对国计民生的宏大问题，但同样是我们知识传统中重要的一环，需要使之更有活力。这是人文学者的使命。
【作者简介】 陈少明：中山大学哲学系（Chen Shaom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