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以最短的时间再现了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成功升级为工业化大国的历史轨迹，而且人们对这个升级过程还记忆犹新。那么新中国的崛起再现了哪些具有普世价值的“国家发展学”原理呢？研读了文一教授最新著作《科技革命的“密码”》，我得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

首先，国家科技能力来源于强大的国有科学研究机构。文一教授关于欧洲科技革命历史和工业化历史的研究表明：所有重大技术突破都是国家财政资助的结果，即使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艺术作品的大量出现也是罗马教会、城邦政府、金融家族等大力资助的结果，而不是所谓的“自由民主法制”的结果，更不是什么古希腊自然科学发达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之前科技不发达也与古代中国科学思想不发达没有任何关系，而是由于缺少国家资助；新中国成立后“两弹一星”的成功是中国政府重视和倾注国力资助的结果；如果没有国家的资助，科学家们无法靠科学研究维持生计，根本谈不上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新中国科技发展的成果揭示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欧美日科技发展的第一个核心机密。

其次，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助力工具。也像一个强大的人必须拥有发达的四肢一样，强大的国有企业就是国家的发达的四肢。文一教授发现，早期欧洲国家为了实现国家发展目的，建立了大批国有企业（如果英国荷兰等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甚至允许这些在殖民地营运的国有企业拥有武装。新中国建立的国有企业制度不过是揭示欧洲国家早期发展的第二核心秘密，核心区别是新中国没有殖民地，也不靠奴隶贸易和毒品贸易发财致富，而是靠在自己国家建立交通通讯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助力了中国经济奇迹。国有企业不过提供那些私有企业无法提供或提供速度较慢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取代私有企业。

第三，制度安排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前提。文一教授通过研究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发展史和工业化史还揭示，欧美日等国工业化过程中各种制度建设和安排都是它们不断适应经济发展需求而建立的，而不是如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所宣称的所谓西方的“自由民主法制”带来科技进步和经济繁荣。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建设都是根据中国的发展需要而不断建立和完善的。新中国之所以不迷信西方教条，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发现，任何时候按照所谓的教条本本做事，革命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相反，如果实事求是地制定政策和措施，革命事业和经济建设就会取得胜利和成就。

第四，参加国际政治经济竞争是一国政治、经济、科技发展的核心推进力。文一教授发现，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各国之间为了领土扩张进行了一百多次战争，如英法百年战争（1337-1543年）、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第一次英荷战争（1652-1654年）、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1667年）、第三次英荷战争（1672-1674年）、第四次约英荷战争（1780-1684）、九年战争（1688-1697年）等等。为了在战争中不被敌方消灭，各国政府纷纷设立军械部门甚至国家科学院，拼尽全力去研制火炮和火药。意大利著名科学家伽利略就是弗洛伦萨军械局的火炮专家，艺术家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都是军械工程师，拉瓦锡是法国科学院研制火药的化学专家。可以说是文艺复兴后欧洲各国之间的频繁战争导致了科技革命的发生，把这些科技革命成果运用到商业上又导致了工业革命的发生。

第五，建立最彻底的开放社会，在向人民群众开放政治参与权力的同时，也赋予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劳苦大众土地等经济权力和得到社会公共服务的权力。只有广大人民发展了，国家才能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实施了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没收地主和资本家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广大农民群众。后来又实施了农村土地集体化和城市土地国有化。如果没有土地集体化和国有化措施，也就谈不上占用大量土地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园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服务平权措施是向所有国民开放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公共医疗服务。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说，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就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准备好了人力资本基础。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是该国必须拥有强有力的、致力于绝大多数国民福祉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组织结构。就像一个有能力的人需要有强壮发达的大脑一样，一个国家首先要有强大的神经中枢，即专注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央政府及其伸展到基层民众的政府组织结构和框架，而且这个政府一定要把人民特别是劳苦大众的利益放到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及各级政府组织就是这样的政府，她的唯一宗旨和目标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此外别无其他。另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在长期国内革命战争、反侵略战争久经磨练出来的伟大政党和军队，她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意识形态、打不垮磨不烂的坚强意志、组织结构和组织纪律。新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坚强政党领导下，取得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对印自卫反击战等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成长壮大赢得了和平发展环境。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治理水平较弱、较低，如果再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条放松政府治理，那么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治理将无法实现，更谈不上什么经济增长和发展了。

总括而言，中国经济奇迹展示了一国经济腾飞的普适性规律，即一国科技进步是国家财政资助的结果，国有企业是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推进器，制度安排是一国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前提，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竞争导致国家去资助科技开发和促进经济发展，向所有国民开放经济权和提供教育医疗等基础社会服务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强大有为的、以人为本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组织是一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前提条件。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过程表明，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大领导作用，中国会依然是一个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农业国家。这可能是北大林毅夫教授倡导在大学设立“国家发展学”专业的原因。

作者简介：夏庆杰，英国巴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和博导，北京大学南南发展有合作学院教授和博导，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