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试图从尧舜禹以来的中国历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演化史中探究“形而上”的“哲学”中国及其政治经济内涵。年复一年的黄河长江水患和几乎每年都出现的北方游牧部落的入侵造就了中华民族的“集体主义”性格。为有效抗洪治水和抵御外侮，“集体主义”中国的政治体制逐渐从西周的“分封制”发展为秦汉的“中央集权制”或称“郡县制”。为保持各级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对国家的认同，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科举制下，从隋唐至清朝的历代王朝通过科举考试对天下遵奉儒家学说的贤能之士“开放”，实现了皇帝与精英集体治理国家的状况，这可以称之为“儒家开放社会”。十七世纪中叶后中国在工业化大潮中落后，从而不断被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瓜分。完成政治经济社会“再造”的“集体主义”中国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和成功工业化，新中国“开放社会”的建设也开启了革命性的变革。

一、前言

西方学者如魏特夫(Wittfogel) [1]、阿西莫格鲁(Acemoglu)[2]把中国的政治体制称之为“独裁体制”、“专制体制”、“威权体制”。中国人自己称之为郡县制或者中央集权制。阿西莫格鲁还断定：自由民主会导致兴盛和强大，独裁专制一定会导致国家失败（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然而，自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到明末清初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政治经济最为强大的国家。从明末清初到1949年国民党溃败出逃台湾的这段历史时期里，中国没有赶上世界科技发展和工业革命的步伐，从而愚昧贫穷落后，乃至被西方列强和日本不停地吊打一百多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在这个不停被吊打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完成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制的再造，从而迎来了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过去两千多年里的绝大部分历史时期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于这样一个文明国家而言，“威权”、“独裁”、“专制”等西方理论家的判定根本无法概括中国的主要特征。同样，“郡县制”、“中央集权制”等中国理论家们所认可的标签恐怕也不能解释“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的疑问。要想从哲学高度上理解“究竟什么是中国？”，只能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开始，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发展轨迹进行深度剖析和概括，才能发现“形而上”意义上的“哲学”中国及其政治经济内涵。

二、中国“集体主义”的来源及其制度安排的形成和变迁

（一）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是指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集体利益（集体的安危、存亡、发展）受到威胁的时候，个人需要让出自己的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当然集体也会对个人或某个群体的牺牲予以相应补偿。

与集体主义相对应的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神圣不可侵犯，个人的住宅“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虽然西方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自由言论来源较晚，是中世纪神学解体后的产物，但是在启蒙运动以后的重构中，“自由主义是构成近代西方政治文化的主流传统和基本精神，而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石。‘个人选择权力到17世纪再西方被普遍接受’”。[3]

与西方社会里“霍布斯、斯宾诺莎等人将自由看作权利的本质，或者认为权利就是自由。康德、黑格尔也用‘自由’来解说权力，但偏重于‘意志’”[4]不同，中国集体主义原则下的整体利益更受到社会的重视。但是这并非不尊重个体的利益，而是在开放社会中实现了集体与个体利益的融合。个人的发展可以呈现遵循集体主义原则下和礼制、规范与道德规范下的有序上升，而少见无序的混乱和难以流动的社会状况。西方世界的个人主义道德固然貌似赋予个人更大的自主权，但是一方面这一缺乏集体目标的道德观是欧洲大陆邦国林立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没有赋予庶民与贵族阶层有序流动的合法性。从而在帝王层面既少见大一统的目标与见解，在民间也少见中国式的“地瘦种松柏，人穷子读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谚语以宣扬士绅平民的家国情怀。

集体主义精神或多或少在所有国家都存在，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英雄，这些英雄就是那些为本民族的生存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或者牺牲的伟大人物。另外在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民族国家分裂、反抗外敌入侵的战争中，军队将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不惜牺牲生命浴血奋战，这是把民族国家集体的利益放到个人利益之上。即使在个人主义盛行的欧美国家里，个人利益也受到国家法律的制约，只能在法律框架维护个人利益，在民族国家的紧急时刻（战争）也要服兵役上前线打仗。同样，即使在讲究集体主义的中国，2021年开始实施的《民法典》也强调“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总而言之，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所有国家都存在，区别在于有些国家集体主义多一些、有些国家个人主义多一些而已。

（二）中国“集体主义”的来源

生活在春秋年代末期的老子李耳（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因而只要遵循“道”，就可以达到“无为而治”的状态。老子的理想社会状态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6]孙中山说：“中国四万万之众如同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7]自秦汉至明末清初，中国处于分散小农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那么“交通主要靠走，宣传主要靠吼”的传统小农中国是如何成为“集体主义”中国的呢？

霍布斯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导致个人让渡部分权力给一个强大的“利维坦”（即国家），换得和平与安全。[8]可以假设，在史前中国不仅有“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而且有每个两三年就爆发的洪水和每年都会有的北方少数游牧民族闪电烧杀抢掠。那么这种周期性的洪水和游牧部落的烧杀抢掠是否也会更加有助于导致国家的形成呢？进一步说缘于“周期性的洪水和游牧部落的烧杀抢掠”的国家与“人与人之间的争斗”的“利维坦”有什么不同 呢？

从目前的考古和历史文献来看，尧舜禹时期的中国已经是定居型农业国家，不能像游牧部落那样逐水草而居。即使面对年复一年的黄河长江水患，以及几乎每年都会出现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上古中国的居民搬离黄河中下游两岸故土的可能性也极小。抗洪治水和抵御游牧部落入侵的核心是保护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在黄河长江的洪水面前，没有人可以不依靠“中华大集体”而生存，也没有任何地区性部落或集团可以脱离“中华大集体”而独善其身。为治理年年发生的黄河长江水患，需要“中华大集体”形成一个可以调动全国人财物的权力中心，在这个权力中心下设专门部门负责河流治理、洪水检测、部署组织抗洪队伍。换句话说，只有团结一致听从“中华大集体”中心权力机构的调遣、共同努力，才能抗洪、治水。比如某一处导流会淹没某家或某些村落的住房和财产；但是为了集体的生存，这些村落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让自己的村庄成为导流区。

秦汉之前，古代中国的西部、北部边境主要由陕西、山西、河北的西部北部边境构成，长达上千公里。北方游牧部落入侵可能从这上千公里边境线的任何地方发生。游牧部落主要是骑兵，来无踪去无影。而上古中国主要是定居型农业，即不能迁徙又缺乏马匹和骑兵。为了抵御北方游牧部落入侵，只能靠国家养育马匹和设立常备军，更需要依靠国家才能修筑万里长城这样的国家超级防御工事。在欧洲殖民者从海上入侵之前，印度的周边都是比较安全的，其西北部伊朗高原兴都库什山脉和帕米尔高原之间的开伯尔山口是外族入侵的唯一通道。但是由于外族入侵的间隔约二百年左右，因而印度人觉得没有必要为二百年一次的入侵修筑防御工事。正因为如此，印度不断的被外族入侵。与印度相比，游牧部落的频繁侵扰却导致了中国中原政权建设了常备军和万里长城。

与霍布斯的“人与人争斗”导致的“利维坦”相比，无论是抗洪还是抵御入侵，都需要“中华大集体”的中心权力机构去统一调度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形成制度上的常设性安排。这也许就是中华文明中“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集体主义”传统的由来。这是“集体主义”古代中国的产生、发展、壮大的主要物质原因。

（三）“集体主义” 古代中国的权力中心和政治架构发展变迁

为了进行有效的集体行动，需要建立一个能够有效调动所有氏族部落人财物的中央权力中心，而且各氏族部落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央权力中心的调动。统一指挥和调度，需要一个权力中心和组织体系，中央税收体系和人财物配置体系。自夏商周以来，中华民族一直不断构造、改进、优化这个集体主义的中心权力机构和政治架构。

关于夏商的政治架构和权力运作机制，中国历史记载模糊。公元前771年周平王东迁以前的西周构造权力中心和政治架构的方法是周天子居于中央行驶权力、中央对地方的关系是一次性分封，即诸侯国可以由诸侯的子孙继承。得到分封的诸侯主要是周天子的血亲、姻亲、以及少数在周武王灭商过程中有过重大贡献的功臣。各诸侯国有义务定期到周天子的宫廷朝拜天子、进奉贡物、战时自备军队粮草随天子出征。周天子有自己的领地、属民和军队。周天子的权力和影响力来源于周天子裂土封侯。然而，随着不停地分封越来越多的诸侯国，周天子自己能够控制的土地、属民、军队越来越少，最后到了无地可封的地步。这种状况导致周天子的权力和影响力大幅度下降。另外，西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通过血亲分封诸侯的方式，巩固中央政权。然而，若干代之后，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血亲关系逐渐淡漠。周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能够控制诸侯国的时代截止了。在东周时期的分封制下，周天子不能控制各个诸侯国的人事任命权、税收权、军权，也无法限制诸侯国之间的结盟和战争行为。因而分封制的周朝注定将无法维持国家统一，逐步走向国家分裂。很显然，以血亲和姻亲为基础的分封制无法承担 “集体主义” 中国的需求和重担。

公元前八世纪后期周平王东迁后，中国进入了长达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时代，虽然周天子依然是天子，但是诸侯国已经各自为政了。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兼并。就经济发展而言，在春秋末期之前，中国还处于在青铜器、井田制时代。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只有多人合作才能实施农业耕作，农业基本采用集体耕作即井田制，《诗·小雅·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时代末期以后，中国进入了铁制农具和牛耕的生产力时代。这意味着一家一户的小农就可以独立进行农业耕作。在这种生产力发生大跃进的情况下，公元前四世纪中期秦国商鞅变法，即“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私有制，“奖励耕织”，由国君任命各级政府官员取代世袭贵族，实施统一税制，由国君任命的税官收税，建立国家常备军，奖励军功，根据军功提拔军官。商鞅变法的核心是用“中央集权制”取代“贵族世袭分封制”，同时也是是古代中国 “开放社会”建设第一次尝试。在经济体制上，把世袭贵族领地制度改革为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制度，并由中央政府对小农征收田赋和徭役。在政治上，商鞅变法把秦国改造成为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的现代国家，强大的秦国在公元前221年剿灭其他诸侯国、统一了中国。

建立大一统中国的秦朝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是秦朝创立的中央集权制（郡县制）被后来的两汉、隋唐发扬光大并改进。与西周的分封制相比，中央集权制或称郡县制是政治制度发展上的质的飞跃。在分封制下，周天子几乎没有有效的手段控制各个诸侯国。而在中央集权制或郡县制下，中央政府可以随时免去郡县的行政首长职务、并任命新的行政首长。就历代王朝的行政层级而言，在中央之下，一般有省、州、县三级行政。与分封制相比，中央集权制的作用有：一是把政府官员的任命权从“世袭贵族”手中收回到中央政府手里；二是在官员的任命上向非贵族士人“开放”，因而与世袭制相比是“开放性”的政治制度建设；三是强化了中央政府对全国事务的掌控能力。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可以直达县级。就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权制或称郡县制而言，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应该称为现代国家治理制度，原因是秦及其后来朝代的中央集权制（或称郡县制）政府官员的任命、国家行政不是靠血亲关系或世袭，而是根据制度任用贤能。

（四）“集体主义”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

任何国家政府都需要适合自己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状况的主流意识形态学说。“集体主义”中国为应对年复一年的洪水威胁和外敌入侵，保护天下苍生的性命，时刻要有调动全国人财物的执行力，因而特别需要全国国民特别是精英阶层在思想和意识上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9]其中“祀”就是祭祀，就是意识形态。在西周血亲制度下，周天子和大多数诸侯都是同一个祖宗，崇拜和祭祀祖宗，从维护诸侯对周天子的忠诚。在秦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下，政府官员的构成已经从同姓血亲和姻亲贵族为主转化为以异姓军功贵族和异姓士人为主，祖宗祭祀已经无法起到维护对皇帝效忠的作用。为此，需要找到适合中央集权制下官员来源“五湖四海”状况的国家意识形态。公元前五、六世纪春秋时期，孔夫子为了恢复周礼，在各诸侯国之间奔走呼号，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诸侯国能够采纳孔夫子的恢复“周礼”的思想。儒家学说的精髓不外乎“忠君爱民”、“克己复礼”、“天下为公”，更多强调精英阶层对国家的责任，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孔子的重要思想和实践之一是“有教无类”，其本质也是教育向所有人“开放”。因而相对于其他诸子百家学说而言，儒家学说更符合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郡县制中央政府的需要。这是西汉汉武帝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主要原因。可见孔夫子的恢复周礼思想多么超前！换句话说，周礼的恢复有赖于郡县制中央集权制国家整体的建立。通过察举制选拔上来的孝廉们进入太学学习儒家学说以及其他治理国家所需要的知识。

三、“集体主义”古代中国的“儒家开放社会”

（一）“察举制”和“科举制”下的“儒家开放社会”

中国古代政治的开放性，主要指政府在录用和提拔政府官员上的开放性。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从世袭贵族制之外录用官员的先例，春秋时期孔夫子的很多非贵族出身的学生从政，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录用魏国来的商鞅实施变法。中国古代政治上开放性制度化的始发点应该是公元前西汉初年开始实施的“察举制”。从政治学角度看，察举制可以称之为政治上的“有限开放”，因为只有官员和地方乡绅可以举荐孝廉，即国家官员“候选人”是被推举的，而非“候选人”能够自己选择称为“候选人”。另外，官员和乡绅举荐国家官员“候选人”的垄断权也逐渐演变为集团政治利益，即国家官员“候选人”来源局限于官员和乡绅的后代和亲戚，也造成国家官员任命权被勾联缀结的大门阀所垄断。

从东汉末年到隋唐统一，中国经历了长达将近四百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阶段。造成这次长期分裂的原因肯定很多，但是察举制带来的国家官员任命权被少数大门阀长期所掌控应该是一个主要原因。东汉后期少数拥地千里、富可敌国的大门阀就是事实上的“世袭贵族”。大门阀掌控东汉官员的任用就是“变相的世袭制”，从而造成了皇权的大幅度下降，导致东汉末年国家由“春秋式”的国家分裂，并走向“战国式”的分裂。这种秦汉大一统四百多年后的长期分裂可能意味着：一是“集体主义”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还不够完善，中央集权制和察举制还不足以维系国家的统一，或者说只有进一步的制度建设才能使避免国家分裂。二是任何利益集团事实上掌控中央权力的做法都是对国家统一的伤害。三是任何导致“世袭贵族化”的制度建设都将导致国家分裂。

为避免察举制的弊端，隋唐创立了科举制，即举行全国范围的官员考试，根据考试成绩录取官员，从而真正实现了中央政府录取官员上的对各阶层人士的“开放”。隋唐以后，科举制在宋、明、清不断完善，为历代中国中央政府招贤纳士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历代皇帝“纳天下英才而用之”而不是任用“世袭贵族”也体现了皇帝和国家有才之士“集体”治理国家的用意。科举考试题目也进行改革，最后稳定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上，四书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为《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天下学子们通过研习四书五经及相关论著，为将来从政进行学识和意识形态上的准备。科举考试以儒家学说为主要考试内容，对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和维护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自西汉察举制到清末1905年废除科举制，察举制和科举考试制度下的一代代莘莘学子和士大夫阶层对维护和发展儒家学说以及以儒家学说为主题的国家意识形态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与察举制相比，科举制在制度安排上消除了国家官员任用上的“世袭贵族化”倾向。从这点来看，“集体主义”下的 “儒家开放社会”制度不断完善是抵制“世袭贵族化”、避免中国“春秋战国化”的有力工具。

一旦高中进士，就可以入朝为官。刚刚入朝的新官往往从底层官员做起，如县级官员，逐步积累历练处理政务的经验，如果治理州县的成绩卓著，逐级提升，最高可以官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当然，官员晋升路径多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掌控之下。相对于西方国家往往选出从来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人出任总统、总理、部长而言，传统中国政治哲学更相信“猛将出于卒伍，良相出于州郡”，这或许是由于“集体主义”的古代中国年复一年地需要面对黄河长江洪水泛滥和北方游牧部落的入侵，只有任用富有经验的文官武将才能有效迅猛治理水患和抵御入侵，从而保全“天下”百姓性命。总而言之，相对于西方所谓的民选官员而言，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在意识形态上更忠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有从低到高各层级政府岗位历练的政务工作经验，也就是西方所说的“贤能政治（meritocracy）”。

通过科举制，自隋唐至明清的历代王朝实现了在政府官员录用上的开放性。然而，科举试题偏重儒家经典，窒息了历代王朝中国优秀人才对自然科学（数理化工程等理工学科）的研究学习、以及中国的科技进步。

（二）“集体主义”的古代“儒家开放社会”的经济均衡

明末清初以前，中国基本处于相对封闭的农业社会，“集体主义”中国在政治社会文化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上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水平上都相对落后于中国。在这种国际环境中，“集体主义”农业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既需要时刻准备“抗洪救灾”和“抵御外侮”，也需要让“天下百姓”有饭吃，毕竟“民以食为天”。“抗洪救灾”每年需要修河堤、“抵御外侮”需要常备军、修长城（超级防御工事）、修运河（运军粮）；保证“天下百姓有饭吃”需要建立和运营平抑粮价的国家粮食储备、以及赈灾粮食仓库。[10]因而“集体主义”中国在征收田赋之外，每年还需要大量的兵役和徭役。换句话说，“集体主义”中国必须在“抗洪御敌”和“让百姓有饭吃”之间兼顾，或者说达到均衡。如果为修建国家超级防御工事征发超过民力能够忍耐的徭役，如秦朝末年征发国家上百万民夫修长城、隋朝隋炀帝征发海量民夫修运河，导致了秦朝和隋朝的过早崩溃。持续二百年以上的正常王朝如两汉、唐朝、明朝等，承平日久，人口大量增加，权贵贪得无厌，富者拥地千里，贫者无立锥之地，税赋繁重，如赶上天灾，大面积人口吃不上饭，往往导致王朝垮塌，这是“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作用的结果。

四、工业化时代“集体主义”中国及其“开放社会”的“再造”

从十七世纪开始，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进入工业化时代。在此次工业革命、教育科技跃进的大潮中，中国落在了时代的后面。相对西方国家而言，中国政治上腐朽，教育上愚昧（科举制的后果是只学儒家经典，不学数理化工程学科，无法跟上时代步伐），科技工业落后，经济上贫穷，从而基本失去了抵御外侮（西方列强和日本）的能力。“集体主义”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一切方面都面临着“再造”的沉重任务。在经历被西方列强和日本反复侵略杀戮瓜分、王朝政治寿终正寝、政党政治兴起、国共共同抗日、新中国成立等一些列重大历史事件后，“集体主义”中国终于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再造”。在西方列强林立的国际环境中，成功“再造”的“集体主义”新中国在抗美援朝、对印自卫反击战、抗美援越等“抵御外侮”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完成民族国家“再造”的新中国重新开启了“革命性”的“开放社会”建设。中国共产党就其本质而言，是代表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下的广大劳苦大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早期领导人乃至绝大部分政府官员都出身于社会底层。就政治而言，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加入共产党、成为共产党员，任何人都有机会成为新中国政府工作人员乃至国家高级领导人。因而新中国的政治是向全体国民开放的。新中国创立了一系列向全民特别是劳苦大众开放的现代国家基础设施，如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高等教育体系、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土地制度、就业制度、养老保险制度、性别平等制度、民族平等制度、宗教信仰自由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个时期里，新中国把“开放社会”的建设由单纯的“吸纳社会精英从政”推进到“保障民生”、“全面提升人力资本”、“民族平等”的“以人为本”的理论和实践。中国共产党在制度上规定不接受任何来自党外的个人和团体的捐赠，因而保证了不受任何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制定偏袒性的政策。相比之下，欧美日等国家的政党总是为了得到捐赠受大金主的制约，对以色列大规模屠杀巴勒斯坦平民的法西斯行径视而不见。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集体主义”中国的“开放社会”建设迈入了亘古未有的新阶段。“改革开放”主要指对国内改革，对国外开放。对国内的“开放性”改革措施主义有：在长期租赁基础上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允许城乡非国有工商企业出现和发展，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高等院校大幅度扩招，全面取消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缴纳的皇粮国税，重建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通过“脱贫攻坚战”全面消除贫困等。对外“开放”的主要措施有：允许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创办合资或独资企业、派遣专家学者出国留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举办亚运会奥运会、创建上海合作组织、创建亚投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等。改革开放以来，“集体主义”“开放社会”新中国成功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摆脱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魔咒。

总括起来说，“集体主义”中国的政治架构从西周的“分封制”和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最终走向秦汉“中央集权制”或称“郡县制”。秦汉以后的王朝基本遵循“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的政治体制。就秦汉时代而言，世界其他主要文明还没有出现如此先进的国家政治体制。公园476年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陷入邦国林立、黑暗无比的中世纪。而隋唐在继承中央集权制的基础上，又开启了更具有开放性的、能够“纳天下英才而用之”的“科举制”，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国家。在历代王朝“中央集权制”（“郡县制”）体制下，中央政府的国家治理可以深入到“县一级”，但依然是皇权不下县。另外，从秦汉至明清的王朝政治框架下，等级森严，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主要局限在各级政府官员、地主士大夫阶层，或者说皇权及其意识形态还无法深入劳苦大众。国民党中国的做法与以往王朝政治也区别不大，主要是维护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地主的利益。

真正呈现出本质性区别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侵略战争和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共产党的干部和军队不仅坚决彻底地不侵占劳苦百姓一针一线，而且通过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劳苦大众（八年国共合作抗战中实施减租减息），从而获得了亿万劳苦大众的诚心拥护。在此基础上，共产党有效地把中国广大农村劳苦大众组织了起来，只用短短三年时间（1946-1949）就把拥有八百万军队的国民党政权赶到了台湾。新中国成立后，又实施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没收地主资本家的土地，平均分配给亿万劳苦大众，在中国农村彻底消除了劳苦大众在土地这一核心生产资料上的贫困。于此同时，新中国在省、地区（相当于古时代的“州”）、县政府之下，新增设了辖制十至二十个村的乡镇政府机构，在自然村设立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在1958年大跃进到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合作化集体经济时代，乡镇政府改为人民公社，村改为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设生产小队。在城市里，在市、区政府之下，建立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应该说，“集体主义”新中国的国家治理网络已经强有力地关联了每个居民家庭。正是由于这种“集体主义”新中国强大的组织性和两千多年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国民的纪律性，在2020年新冠疫情大爆发以及后来的防止疫情蔓延阶段，中国能够迅速倾注整个国家的力量战胜武汉疫情和快速恢复经济活动，并在2020年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实现2%以上的GDP增长率。新中国建国以来所实施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大多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后者又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理念密切相关。十七、十八世纪兴起的启蒙运动的平等理念最终导致了1789年到1830年的法国大革命。法国革命政权发表了人权宣言，强调人生而平等和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这就是所谓的“第二代人权理论”。[11]第二代人权理论的平等理念引发了欧洲各国的反对封建专制、成立代表资产阶级阶层利益的议会、反对资本家剥削的工人运动、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者压迫追求民族独立等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侵略反压迫革命也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2]

五、工业化时代“集体主义开放社会”的经济含义

在工业化、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集体主义”中国只有在政治经济教育科技保持强大，才能有效应对各种危机和国际竞争。一个国家做为一个整体，就如一个人一样，需要强有力的大脑、畅通的神经中枢系统、强壮的筋骨、再发展能力、蓬勃有力的血液循环系统、强大的造血能力。当代“集体主义”中国的大脑和神经中枢就是党中央，神经体系就是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机构。强壮的筋骨就是国家的交通运输体系、通讯体系、电力能源体系。再发展能力就是大众教育体系、科技开发体系、医疗卫生体系。蓬勃有力的血液循环系统就是金融银行保险体系及中央监管机制。工业制造业体系可以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部分。国有工业制造业企业主要完成那些非国有企业暂时无力生产、海外有安全危险的基础设施开发、供给速度无法适应市场需要的产品或服务，如大飞机制造、高铁、国防军事工业等。非国有企业从事一般消费品的生产和制造，如各种家用和商用电器、轻纺产品等等。前苏联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能为国内民众提供消费者喜爱的消费品。

就当今国际经济发展特点而言，很多巨无霸型的超级大企业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博弈论能提供的办法是以资本对冲资本，即以国有资本对冲国内外巨无霸超级大企业。今天中国的私人资本和在华的国际资本还比较谦卑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有很多大型国有企业的存在。国有企业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其最大问题是效率低下和腐败，在某些极端的状况下国有企业也可能形成封建割据式的利益集团，因而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就成为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化下的另一个风险是产业空心化及其副产品产业工人失业和中产阶层塌陷。当今“集体主义”中国的应对措施是大力推进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有序向中西部落后地区转移。这样既解决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就业问题，又保持了国家制造业体系的完整性。

新中国经济奇迹再现了现代国家发展的一些基本原理。文一教授通过对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历史发现，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为止的约五百年历史时期里，欧洲各国处于不停的战争状态。为了在战争中取胜，欧洲各国拼力发展火炮和火药等军事工业，著名科学家伽利略是弗洛伦萨城邦国家的火炮工程师，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著名艺术家的主要职业是军工工程师，牛顿时代的英国皇家学会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火炮等军事装备，法国国家科学院的科学家拉瓦锡通过研究火药发现了氧气的燃烧性能从而创立了现代化学。换句话说，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科学革命都是政府资助的研究计划的结果，而与所谓的“自由民主法制”以及古希腊的科学思想没有任何关系。文一教授还发现当时的欧洲各国为了开拓殖民地，成立很多国有企业，如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等，日本明治维新初期也成立了很多国有企业促进工业化的发展，可见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起飞阶段的必备工具。文一教授的另一发现是西方国家的各种制度安排是根据各自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逐渐创立的。换句话说，制度安排是一国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前提。文一教授也发现文艺复兴后欧洲各国为了在连续不断的战争中取胜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制特别军事指挥和调动、战争物质使用上的中央集权。

文一教授研究成果可以表述如下，一国科技进步是国家财政资助的结果，国有企业是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推进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竞争促进了国家去资助科技开发和应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强大有为的、以人为本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组织是一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前提条件。[13]此外，向所有国民开放经济权和提供教育医疗等基础社会服务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

六、 “以德为先”的价值观

（一）“德治”的社会主流

从周代开始流传有序的典籍表明，以道德为立国之本的思想逐渐扩大并成为社会主流。不同于“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14]即商人依靠宗教仪式保持社会凝聚力的做法，周代统治者创业初期即以“笃仁，敬老，慈少…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15]和“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16]的道德形象示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17]，从周代开始道德成为集体主义社会的内在凝聚因素，从而上升成为统治者能否获得“天命”继而领导集体社会的重要基础。

“集体主义”社会维系的关键在于培养公民群体的目标一致性。所谓“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18]“国乱者，民多私义；兵弱者，民多私勇”，[19]身处动乱之际的春秋战国先贤很明确地认识到社会道德模式与百姓行为法则的不统一所带来的必将是国家的混乱。在统一国家个体行为模式的过程中，严刑峻法的恫吓与以德为先的教化在历史长河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产生了一定的争论。但是鉴于法家严苛的刑罚体系可能引发的高昂社会动乱成本，儒家所伸张的德育教化的方式在经历战国至秦汉的制度后成为历代王朝主流的社会秩序稳定方略。在儒家所重视的“五经”等“教材”中，道德行为被系统地抽象为礼，形成了“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20]的认知。由此，统治者需要循礼以成为天下的道德表率，继而引导社会遵循公认的道德规范，以维持集体主义社会的运行。

在这样的德治体系之下，统治者遵循的“礼”需要向民间教化而形成百姓所信服的“义”，从而构成约束不同阶级行为的道德体系。在以最高统治者为核心的集体主义社会中，道德的发扬与统治的维护息息相关。这就是孔子所宣扬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以德为先才能成为政令统一和天命所归的保证。而集体主义下有效的道德体系的建立，除了统治者自身的遵循，更离不开不同阶层的相互交流与有限流动。由下及上的阶层流动基本为传统模式下的儒家开放社会所解决，而由上至下所延伸的道德教化则与之互为表里、相互促进。因此，“孔子所说的‘教’，其注重传授的知识是道德知识”，[21]通过“有教无类”的理念传递道德内容，保障集体主义下社会稳定所需要的道德概念为布衣百姓所知晓。继而后世的贤良方正、科举考试等制度设计又赋予道德行为与知识学习的有益激励，促成了道德学习、社会流动与集体主义的统一，完成了由儒家学说所主导的集体观念和开放制度的融合性构建。从而保障了历代中央王朝在集体主义的文化底色下，极力追求《尚书》中所指出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22]和“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23]的理想社会状态。

（二）在讴歌“美德”与鞭笞“恶行”中锤炼“以德为先”的价值观

为保证集体主义社会下“以德为先”的价值观的存续，传统经典所确定的道德标准同时也会在历史进程与民间故事中寻找合适的注解。每个民族、国家（或者说文明）都有其令后世崇敬的英雄事迹、让后世唾骂的败类恶行，美德的赞颂是社会秩序的体现，而不被共同目标接纳的越轨行为则可以堪称恶行。这在不同的文明之中标准必然并不统一，而中华文明的道德观则明确体现了集体主义与儒家开放社会的双重色彩。在这一从未中断过的文明里，在称颂这些伟大事迹和唾骂败类恶行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或者说“价值取向”得以稳固，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成为维系集体主义儒家开放社会的舆论约束力量与行为激励模式。

集体主义下的美德的衡量标准便是能否益于集体利益。因此，在早期的水灾治理与外患抗击所形成的的团结模式下，自最高统治者、官吏至底层百姓的道德衡量标准都有其内在的统一性。伟大君主事迹如“尧舜之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秦始皇统一中国”，汉初“文景之治”，初唐“贞观之治”，清朝“康乾盛世”等。这些国家成功治理的时期让天下百姓过上平安、轻徭薄赋、有饭吃有衣穿的日子。进入近代以来，“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新中国刚成立“志愿军抗美援朝”等伟业百年传唱。抗击外敌入侵、保全国土、收复失地等“救民于水火”和“保护天下苍生”的英烈伟业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美德。如果实现了内部的海清河晏和外部的保境安民，国家领导人则成功“治国、平天下”而具备彪炳史册的美德。同时官员与百姓的道德的最终目标虽然较低，但依然以维系集体荣誉和利益为标准。“王景治河，千载无恙”、“圣人出，黄河清”[24]这些关乎千万人生命与生计的治水工程也同样得到史书与民间的褒赞。此外，儒家开放社会下个人跨越阶层的奋斗努力同样成为官方和民间传唱的美德。“孟母三迁”，“孔融让梨”，苏秦苦读“头悬梁、锥刺股”等，是“修身、齐家”的个人美德。“中国文明史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国人对其文明的独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楚的意识。”[25]

自古以来，集体主义的中国就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和各级政府官员的“爱民如子”、“清正廉洁”、“轻徭薄赋”、“公平公正”、“赏罚分明”、“身先士卒”等不仅是支撑中华民族保持强大的核心精神动力和道德力量，更重要的是保持国家政令畅通和贯彻执行、国家和百姓的财产生命不受到侵害、在国家危机时刻万众一心战胜洪水瘟疫等天灾或外敌入侵。

在颂扬“美德”的同时，集体主义中国对“恶行”进行无情的鞭笞。千百年来令中国人切齿痛恨的莫过于荒淫无道的国君和乱臣贼子们的“祸国殃民”、以及外国侵略者奸淫烧杀中国百姓的 “缺德”恶行。败类恶行如荒淫残暴的国君如夏桀王、商纣王、秦二世、隋炀帝，唐朝“安史之乱”，唐末“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的石敬瑭，北宋“徽钦北虏”，南宋“卖国求荣”的秦桧，明末号称“君恩似海、臣节如山”却转而降清的大学士洪承畴，“鸦片战争”输给英国后割让香港，清末连年割地赔款给西方列强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末“日本俄国辽宁旅顺开展、清朝割让旅顺给日本”，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华北的“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等等千百年令人咒骂。“恶行”不仅败坏社会风气，更重要的是导致王朝垮塌。最高统治者的酒池肉林纵情声色、各级政府官员的“贪赃枉法”、“不嘉德、不惩恶”、“偏袒亲信”等“上梁不正”行为，自然会导致“下梁歪”、社会风气败坏，国家法律政令无人遵守、权贵偷盗国家财富、百姓生活凄苦、没有人愿意为国家打仗，最后是王朝垮塌。中国历史上，很多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主要原因莫过于皇帝及各级政府官员的道德败坏。

七、结语

发源于西部青藏高原的长江和黄河流经中国中部，最后在中国东部汇入太平洋。长江和黄河的年复一年的周期性泛滥成灾，导致了中国需要一个核心领导机构去调度各部落民众合力抗洪救灾。同样，每年都发生的北方草原游牧部落的闪电性掠夺财物和烧杀行为，迫使中国的中原地区政权建立常备军以抵御游牧部落的经常性入侵。在洪水和外侮面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或群体可以脱离国家这个集体而存在，这是中国“集体主义”产生的物质根源。

“集体主义” 中国经历了以西周为代表的“分封制”、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割据，最后走向了秦汉的中央集权制或称郡县制，这种政治制度一直延续到现代中国。从中华民族自古到今所讴歌的“救民于水火”如“大禹治水”的伟大人物和事迹、所唾骂的“祸国殃民”如“荒淫无道的桀纣”的缺德恶行中，可以发现中国民族的“以德为先”的价值观。

为增进“集体主义”中国的“集体性”，中国历代王朝不断进行了“开放性”制度建设，如秦朝开启了中央集权制，皇帝直接任命各级行政长官代替“贵族世袭制”。西汉为实现任用贤能而实施了察举制，由各级行政长官推荐贤良到中央学习和为官；但是察举制最后衰变为少数大门阀控制，大门阀成为事实上的“世袭贵族”，察举制演变为“变相的贵族世袭制”，最后东汉末期国家不断“春秋战国化”，直至将近四百年后隋唐统一。为避免国家官员任命被门阀把持的状况，隋唐首创了通过“更为开放”的“竞争性”的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天下贤能之士入朝为官。因而“集体主义”中国的“儒家开放社会”是以“开放性”的贤能政治为主要辅助手段的。为了更有效地“抗洪救灾”和“抵御外侮”，“集体主义”中国（与其他文明相比）更需要有利于维系整个国家统一的意识形态。早在春秋时期，孔夫子就倡导“恢复周礼”，即恢复到天下只有一个“核心”的状态。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的“忠君爱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念渐渐成为中国科举考试官员的核心学说以及整个国家的核心意识形态。在从秦汉一直到明末清初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里，“集体主义的儒家开放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政治经济最强大最发达的文明国家。

魏特夫的观点是治水文化导致国家体制上的“专制主义”，因而把治水大国中国归为“东方专制主义” （Wittfogel,

1957）。中国周期性泛滥的洪水导致河流两岸的个人或部落没有办法脱离集体的治水努力而生存，这个事实本身可以抽象为“集体主义”。古代中国为了治理洪水灾害和北方游牧部落的经常性闪电掠夺不得不建立全国性的统一调度指挥的治水机构和军队，因而“集体主义”应对危机的表象是政令军令统一，被理解为“专制”或“专制主义”。阿西莫格鲁说，专制是少数上层统治集团无限剥夺被统治者，最后是这个专制国家的败亡和解体。魏特夫没有观察到的是，自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集体主义”中国就开启了前文所述的政治经济“开放社会”的建设过程。尽管东汉以后，中国陷入长达近四百年的分裂状态，但是中国在隋唐又实现了统一，而且隋唐宋三朝的“开放社会”建设带来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末清初的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对比之下，公园476年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陷入分裂状态和黑暗的中世纪，一直到13世纪初意大利文艺复兴，欧洲才逐渐从封建奴隶制中走出来。

尽管逐渐融入了一系列“开放性”的制度安排、“集体主义”中国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但是中国历代王朝政治中的皇帝世袭制依然导致了没有任何行政经验和阅历的童子皇帝和弱皇帝的状况，进而造成皇权旁落、国家治理不善乃至王朝周期性垮塌。另外，由于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内容（封闭），不考试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导致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愚昧无知、工业发展上落后、经济上贫困，从而在十七世纪中叶开始的西方工业革命大潮中落伍。

由于教育、科技、工业、经济落后，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遭受了西方列强和日本的百般羞辱。在这一百年的时期里，中国由王朝政治变化为政党政治，由“封闭性”的“世袭制”皇帝接替制度更革为“开放性”的选贤任能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选拔制度，并完成了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再造，其标志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特别注重为劳苦大众服务。可以说，这是最为彻底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集体主义”宣示。为此，创立了一系列更为彻底的“开放性”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安排，如废除土地私有制、九年制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等公共服务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改革开放”大幅度加速了“集体主义”中国的“开放社会”建设进程，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非国有企业建立和外资企业进入，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开放社会”的快速推进促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左右时间里成功实现了工业化，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840年以来的中国反帝反侵略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保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强大，才能使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自尧舜禹以来的中华文明历史警示我们，中华民族首先必须守得住“集体主义”这个核心，并通过不断的“开放性”制度建设增强“集体性”，即整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社会教育科技文化的强大。换句话说，“集体主义”和“开放社会”是中华民族保持强大的核心要素。

原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7期

作者简介：夏庆杰，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导，英国巴斯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唐琦，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注释：

[1] Karl A.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49-100.

[2] Daron Acemoglu & John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12. p.1-30.

[3]汤怡：《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探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4] 夏勇：《权利哲学的基本问题》，《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

[5]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6] 《道德经》第八十 章。

[7] 《建国方略》《建国方略之三，民权初步，社会进步》。

[8] 霍布斯：《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92-122页。

[9]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61页。

[10] 从汉朝起，古代中国就开始运用国家粮库平抑粮价和赈济灾民。

[11] 强世功：《贸易与人权（上）——世界帝国与“美国行为的根源”》，《文化纵横》2021年第5期。在这篇论文中，强世功认为第一代人权理论的核心是自由，主要为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领主和教会统治，其结果导致了资产阶级大规模霸占殖民地和奴役殖民地人民，以及严重的财富不平等。

[12] 同上。

[13] 文一：《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之崛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有限公司，2022年，第341-482页。

[14] 《礼记正义》卷54《表记》

[15]《史记》卷4《周本纪》

[16]《毛诗正义》卷16《文王》

[17] 谢维扬等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八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02页。

[18] 北京大学《荀子》课题组：《荀子新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33页。

[19] 石磊译注：《商君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55页。

[20] 《礼记正义》卷50《经解》

[21] 陈来：《论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理念》，《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22] 慕平译注：《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页。

[23] 慕平译注：《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3页。

[24]《幼学琼林》卷1《地舆》

[25]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