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赵朴初与太虚大师比较为中心，围绕着“人间佛教”与“重建中国佛教”为主题，探讨20世纪中国佛教的两次复兴。赵朴老对“人间佛教”的思考，既有重视中国传统佛教的背景，更有亲近太虚大师而继承“人间佛教”的因缘，又有担任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人所拥有的领袖意识，最后则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现代中国的“根机”与语境，从而把提倡“人间佛教”放在整个中国佛教的指导地位,强调了“人间佛教”思想的普遍意义。赵朴初和太虚大师都是在完善与构建“人间佛教”的神圣性（超越性）、人间性、历史性、时代性，但这是“未竟之志”和“未竟之业”

关键词：赵朴初 太虚大师 人间佛教 20世纪中国佛教

赵朴初居士（下敬称“赵朴老”）（1907-2000）的“人间佛教”思想与实践肇启于太虚大师，并且加以进一步充实与发扬，在20世纪80年代初，成为重建中国大陆佛教的指导思想，获得广大佛教徒、政府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热烈赞同，正式拉开了大陆佛教复兴的帷幕。

1980年12月23日，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闭幕，赵朴老被选为会长；2000年5月21日，赵朴老在北京逝世。这二十年是中国大陆佛教恢复、重建、振兴的重要阶段，而“人间佛教”的内涵与理解一直影响着大陆佛教的发展，这涉及到大陆佛教如何处理中国佛教传统与当代佛教的关系、如何理解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如何以“人间佛教”指导大陆佛教的发展等三大问题。梳理和理解赵朴老“人间佛教”的思想内涵与历史发展，其中最需要的视野是他和太虚大师的因缘、他们二人“人间佛教”思想内涵的同异，他们是如何处理中国佛教传统与当代佛教的关系。通过思想史的比较、宗教社会学的视野，可以很好地呈现这一历史重大转折。

一、1935-1947年：结缘太虚大师“人间佛教”

年轻时代的赵朴老受到其表舅关絅之（1879-1942）的影响，对佛学有着浓厚兴趣。1928年后，任上海江浙佛教联合会秘书，上海佛教协会秘书，“佛教净业社”社长，四明银行行长。1938年后，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中国佛教会秘书、主任秘书，上海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常委兼收容股主任，上海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副院长，上海少年村村长。

赵朴老与太虚大师的认识，可能始于在中国佛教会的工作。1929年6月初，中国佛教会举行第一次执、监事委员会，太虚大师与关絅之同时被选为常委。同时，赵朴老一直亲近圆瑛法师，皈依圆瑛法师[1]，协助处理中国佛教会的日常事务。圆瑛法师和太虚大师情同兄弟，虽因见解不同而未曾共事，但是一直彼此保持着友谊而有来往。[2]因此，太虚大师对赵朴初的信仰、品行与才能，应该是相当赏识的。1935年，斯里兰卡僧人纳罗达（Narada,1898-1984）来上海弘法，住于上海佛教净业社。他是科伦坡金刚寺住持，是金刚智长老的弟子。每星期日上午9时半在觉园内佛音广播电台用英语播讲佛学，下午演讲南传佛教，深受信众欢迎。还在净业社内担任巴利文研究班教师，教授巴利文，其间与赵朴老有亲密交往。[3]3月20日，纳罗达与太虚大师在上海雪窦分院见面，商量在南京建立巴利文学院，并且组织律仪院。赵朴老在年轻时代应该英语不错，5月5日，纳罗达在南京佛教居士林的演讲，仍然由赵朴老翻译。[4]纳罗达与太虚大师在南京势必见面，赵朴老可能陪同和翻译。10月19日，太虚大师与斯里兰卡僧人纳罗达比丘在上海四川北路克伦比家，进行“中国是否有僧伽问题之辩论”，由赵朴老、徐和卿担任翻译。[5]总之，赵朴老与太虚大师的交往应该十分密集，而且是非常熟悉、理解并同情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运动。

1947年3月17日，太虚大师圆寂于上海玉佛寺直指轩。赵朴老写下《太虚大师挽诗》：

旬前招我何为者，付我新编意倍醰。

遗嘱分明今始悟，先几隐约话头参。

神州风雨沉千劫，旷世光华掩一龛。

火宅群儿应不舍，再来看伫雨优云。

旬日前得苇一法师电话云，大师约谈。往谒，无他语，出赠新印《人生佛教》一书，嘱拨冗常到佛教会。

又谓苇师云，阴历二十四日后当离此赴无锡、常州，及期化去，苇师云：“盖预示无常也”。

弟子赵朴初和南[6]

后来，赵朴老自己将注改成“师逝世前十日，以电话招余至玉佛寺相见，欣然若无事，以所著《人生佛教》一书见赠，勉余今后努力护法，不期遂成永别。闻人言：师数日前告人，将往无锡、常州。初未知暗示无常也。1947年。”[7] 1947年3月5日，太虚大师出席在上海玉佛寺举行的“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第七次常务会议，这是为了筹备5月27日在南京召开该会的全国代表大会。1946年，赵朴老开始担任上海安通运输公司、上海华通运输公司常务董事、总经理，并发起筹建“少年村”，收容流浪、失足少年，并且担任村长，可见他在人生事业、佛教慈善事业等方面皆有很大的建树。太虚大师和圆瑛法师都是“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的常委，而且5月份中国佛教会在南京重新成立，赵朴老当选为理事，可见赵朴老在中年阶段是受到太虚大师和圆瑛法师的共同重视，这与他的稳健、实干等特点有关。所以，太虚大师召见赵朴老，赠书嘱托的期间应该即是3月5日后，或许即为3月7日。

太虚大师对“人间佛教”的理论建构，是近代佛教教理改革的重大成就，但是他承认自己的佛教改革运动是失败的。他总结失败的由来，“我的失败，固然也由于反对方面障碍力的深广，而本身的弱点，大抵因为我理论有余而实行不足，启导虽巧而统率无能，故遇到实行便统率不住了。然我终自信我的理论和启导确有特长，如得实行和统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立适应现代中国之佛教的学理和制度。”[8]太虚大师在生命的最后七年仍然不断鼓励国内、外的佛教合作与重组，以及促进教育和社会服务工作。[9]正是对赵朴老的实行与统率能力有深刻地了解，才会对赵朴老寄予深切的厚望。

同时，赵朴老对太虚大师亦是十分敬重与护持。太虚大师圆寂后，他在《觉有情》半月刊发表《因悼念太虚大师而谈到的佛教人权保障》一文，指出：

今日中国的佛教，是没有人权可言的。以一个没有人权保障的佛教，而要求它担当起宏法利生，护国济民的事业，这是戏论。所谓‘自度度他’，必须从当前迫害欺侮下，自己度脱出来，才能度脱众生。因此，当前佛教人民的任务，应当是为佛教的人权而奋斗。太虚大师一生的努力，正是如此。他办佛学院，办佛教会，整理僧伽制度，倡导人生佛教，乃至最后有意参政，无非是为了这个目的。不管他的方法与结果如何，他的用心是值得同情和效法的。[10]

因为抗战胜利后，太虚大师为维护佛教利益，创“议政而不干治”之说，遭某些人嘲笑攻击，佛教徒中也颇有非议。赵朴老的这番话，是他多年从事佛教公益事业横遭有关方面阻挠，历尽艰辛而后的肺腑之言，也表达了他对太虚大师一生事业的由衷敬仰，对太虚大师提倡的“人间佛教”的服膺。

白德满评价太虚大师：

虽然太虚将自己视为独具洞见的改革家，而没有能力领导别人。但是，矛盾的是，大多数人所记得的他，却不是个具有创造力的思想家，而是一位辩才无碍、具有影响力的精神导师。尽管他遭受很多批评，也有其个人限制，而且认为自己一生挫败，但是，他的德泽却仍然流传于现今的东亚佛教国家。[11]

太虚大师对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复兴做出重大贡献的声音，而且成为近现代佛教的“典范”。赵朴老能够在大陆佛教的复兴初期，明确地提倡“人间佛教”，正是基于他对太虚大师的敬仰与反思，敏锐地观察到“人间佛教”思想作为中国大陆佛教复兴的伟大意义与典范作用，而这一切正是来源于他与太虚大师的殊胜因缘，或者说，他对民国时代“人间佛教”的继承与反思。

1983年第3期《法音》发表了赵朴老《佛教常识答问》最后一节“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那时只能用“前人”代替太虚大师之名[12]。1985年，太虚大师纪念塔在厦门南普陀寺落成，赵朴老题塔额及旧作挽诗。[13]1988年，重庆佛教界在缙云山为太虚大师修建起汉白玉石宝塔，赵朴老题写塔额“太虚大师之塔”，并作塔联：“智通三藏，机应五乘，旷代高僧传千载；学贯古今，名扬中外，四海弘法第一人。”[14]1987年是太虚大师圆寂四十周年，中国佛教界开始关注与探讨太虚大师，《法音》第1期发表游有维《论太虚法师对印度佛教史三期划分的意义》，第4期集中发表了他的大作《人生佛教开题》、正果法师《恪遵遗教，缅怀盛德——纪念太虚法师圆寂40周年》、游有维《太虚法师略传》等。因此，太虚大师的影响力经过赵朴老等人的推动与提倡，对大陆佛教的复兴与佛教教育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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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家振：《我和当代佛教的因缘》，汲喆、田水晶、王启元编：《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两次复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9页。

[2]  参考黄夏年：《太虚与圆瑛的兄弟情谊》，《法音》2011年第1期，第44-50页。另外，有关他们二人的详细过程，可参考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下册），台北：中华佛教文化馆，1974年，第803-811页。

[3]  沈去疾编著：《赵朴初年谱》，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4] 《锡兰纳囉达Narada法师在南京佛教居士林演讲词》，《佛学半月刊》第104期，1935年，第17页。

[5]   太虚：《太虚大师全书》第27册，台北：善导寺流通处，1980年，第790页。

[6] 《觉有情》半月刊第8卷第15-16号，总数第183-184期，1947年，第7版。

[7]  赵朴初：《赵朴初韵文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页。

[8]  太虚：《太虚大师全书》第29册，第62-63页。

[9]  白满德（Don A. Pittman）：《太虚——人生佛教的追寻与实现》，郑清荣译，台北：法鼓文化，2008年，第156页。

[10]   赵朴初：《因悼念太虚大师而谈到佛教人权的保障》，《觉有情半月刊》第8卷第19-20号，总数第187-188期，1947年，第27-28版。

[11]   白满德（Don A. Pittman）：《太虚——人生佛教的追寻与实现》，郑清荣译，台北：法鼓文化，2008年，第156页。

[12]   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赵朴初文集》（上卷），第673页。另见《法音》1983年第3期，第6页。

[13]   蔡吉堂：《太虚大师纪念塔落成始末记》，《法音》1985年第6期。

[14]   赵朴初：《赵朴初韵文集》（下册），上海：第820页。

二、“人间佛教”与中国佛教三大传统

“人间佛教”是在2500年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佛教在现代化进程中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因此，必须立足于2500年的佛教思想资源，尤其是2000年的中国佛教传统，并非基于禅宗或净土宗等单一宗派，而去探讨“人间佛教”的思想根据。

赵朴老的“人间佛教”思想最大“根机”与语境，是改革开放后的大陆佛教如何实现复兴，如何让传统佛教再现辉煌？如何让传统佛教最快地走出“文化大革命”浩劫后的阴霾，让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够认识到佛教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让社会大众尽快地认可和接受佛教？因此，赵朴老在改革开放初提出许多著名的论断，如“佛教是文化”、“人间佛教”等。因此，他在提倡“人间佛教”思想的同时，强调要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1]。

“人间佛教”之所以与中国佛教传统结合起来，因为并不是要回到过去的传统，而是要在“人间佛教”的指引下，对传统佛教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古为今引用”。因此，赵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中总结说：

总之，我以为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以利于我们担当新的历史时期的人间使命；应当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应当发扬中国佛教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发扬中国佛教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增进同各国人民友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2]

“三大传统”的总结，是针对中国大陆佛教的现状，为复兴与重建创造更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适应政治和社会对佛教的要求。因此，“农禅并重”有利于参加物质文明建设，“学术研究”有利于参加精神文明建设，“国际友好交流”有利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实际上这是强调佛教界在改革开放初应该发挥的社会功能，即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非从历史文化研究的客观角度，对中国佛教的传统所作的全面总结。[3]这样，在“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精神的指引下，发扬中国佛教“三大优良传统”就是弘扬“人间佛教”，才能实现二者的真正融合。

从契理契机的方法论来说，中国佛教优良传统与“人间佛教”都是一致的，二者分别是佛教是适应中国古代与现代社会文化的进程中契理契机的产物，二者所契之理皆是佛陀教法中千古不易的真理。中国佛教优良传统是中国佛教延续不绝的法身命脉，不可离弃也不可能被离弃。“人间佛教”的建设与弘扬，中国现代佛教的改革、转型与重建，并非是复兴与继承全部的传统佛教，而是吸收与继承其精华、时代需要的部分。

因此，赵朴老的“人间佛教”思想充分继承太虚大师广大圆融的特点。太虚大师亦强调中国佛学的重建要立足于中国佛教传统，他说：

我此中所云中国佛教本位的新，是以中国二千年来传演流变的佛法为根据，在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要上，去吸收采择各时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长，以成为复兴中国民族中的中国新佛教，以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趋势上的需求。[4]

赵朴老与太虚大师的历史任务与方法论是相同的，当然他缺乏太虚大师那种宏博广大、深刻丰富的论述。当然，他也是要在继承中国佛教优良传统与应时契机改革更新的交互牵制中，既要实现大陆佛教的复兴，更要实现大陆佛教的转型。其内容肯定是多元的，要继承中国佛教诸宗的传统与法统，发扬印度佛教的积极因素，更要吸收日本佛教、斯里兰卡佛教等异地佛教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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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凯：《赵朴初对中国佛教优良传统的思考》, 《禅文化》第一辑,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4月。

[2]《赵朴初文集》（上卷），第563页。

[3]  陈兵教授总结中国佛教五大传统：1、畸重出世间的传统，2、适应本土社会文化的传统，3、总持印度佛学而灵活发挥的传统，4、本佛宗经重行、崇重高僧的传统，5、圆融、协调的传统。见陈兵：《佛法在世间——人间佛教与现代社会》，第162-165页。另外，本人曾总结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有三大层面、三大领域：信仰层面,是经忏梵呗；思想层面, 是宗派佛教；制度层面, 是禅宗清规。佛教与经济领域, 是农禅并重；佛教与政治领域, 是协调沟通；佛教与社会领域, 是慈善弘法；佛教文化领域, 是艺术创造。圣凯：《佛教现代化与化现代》，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年，第208页。

[4] 《太虚大师全书》第1册，第452页。

三、赵朴老与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同异

从佛教思想史脉络来看，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相比有两个重大创新：一是禅宗，二是人间佛教。“人间佛教”虽然也继承、含有印度佛教思想，但主要是中国佛教思想；虽然也继承、含有中国古代传统佛教的思想，但主要还是有别于古代传统佛教的中国近现代佛教思想，是足以与禅宗的形成相比拟的中国佛教的第二个最重大的创新。[1]因此，“人间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当代型态。在契理契机的原则下，“人间佛教”是在现代中国的“根机”与语境下，面临着传统佛教向现代佛教的转型，最终建立与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相适应”的现代佛教，从而实现教化现代文明社会而达成“正法久住，广度众生”的伟大理想。

赵朴老对“人间佛教”的思考，既有亲近圆瑛法师而重视中国传统佛教的背景，更有亲近太虚大师而继承“人间佛教”的因缘，又有担任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人所拥有的领袖意识，最后则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现代中国的“根机”与语境。所以，理解与探讨赵朴老“人间佛教”的思想与实践应该重视这四大因素。

赵朴老对“人间佛教”内涵的理解，正是他对民国佛教以及解放后饱经沧桑的大陆佛教的反思，及与亲近太虚大师的殊胜因缘。从现当代佛教史来说，赵朴老经历了20世纪佛教两次令人瞩目的复兴。第一次是从太平天国之乱之后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另一次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时历尽厄难的中国大陆佛教，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后佛教复兴的新时代。[2]这两次佛教复兴的背景都是面临着浩劫后的复兴与崛起，一是太平天国（1851-1864）在19世纪中期所造成的大规模破坏，一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另一次浩劫，与传统“法难”相比，这两场浩劫所经历的时间持续之长、涉及区域之大、破坏规模之激烈，皆是前所未有。其次，二者皆具备现代性独有的全球化特征。最后，二者都存在着传统佛教的重生与转型。但是，这两次复兴的差异及其独特之处，需要很好地深入研究。

改革开放后大陆佛教的复兴，却是真正从“零”开始。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法》规定：“征收祠堂、庙寺、寺院、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3]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庙宇寺院日产锐减，佛教界必须适应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土地改革”改变了中国佛教近2000年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失去土地不仅是佛教界生存的问题，更有修行模式的转变；十年“文革”更给中国大陆佛教带来毁灭性的破坏，人才断层，佛教信仰的社会基础荡然无存。因此，上世纪80年代佛教复兴，其成就与影响虽然可圈可点，但是其基础乃至发展指标皆不如第一次复兴，同时也意味着其潜力远远未发挥出来。同时，民国佛教的反思智慧与实践经验，是本次佛教复兴与发展最好的参照系。

从两次佛教复兴的比较与借鉴意义来说，太虚大师所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对大陆佛教复兴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与典范作用，因此赵朴老在复兴初期明确提倡“人间佛教”，则是历史经验的自然选择与智慧抉择。洪金莲总结太虚大师的佛教复兴改革运动的经验启示：（一）环境方面，佛教需要与政局保持畅通的管道，佛法的教化不离于世间法，在现实环境上，宗教无法自闭于政治、社会之外；佛教尤其需要充分应用现有的社会资源、人才资源，及科技资源等，发挥佛法与社会群众的互动关系。（二）经济方面，佛教事业宜有自主的、创造性的经济资源的支持和永久性开发，以固保教育事业、弘法事业的贯彻与持续发展。（三）教界方面，僧俗四众必须团结合作。佛教事业需要全体佛教徒的投入和共同参与，全体佛教徒的共识才是佛教成功的捷径；尤其僧教育的培养，佛教统一学程的订定，以及佛教学术领域的共同开发等，需要教育界每一个事业团结的连线与合作；现代化企业型态的组织模式，值得教界去开发经营。[4]反观赵朴老，无疑很好地吸取了太虚大师等前辈的经验启示，总揽全局、开拓创新，担当起当代大陆佛教重建与复兴的重任。

1983年第3期《法音》发表了赵朴老《佛教常识答问》最后一节“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首次提出应坚持人间佛教的思想，“以此净化人间，建设人间净土”，揭开了新时期人间佛教弘扬倡导的序幕。1983年12月，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在谈到在当今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时，他指出：

对于自己信仰的佛教，应当提倡一种思想，发扬三个传统。中国佛教已近二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什么是需要我们发扬的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增一阿含经》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揭示了佛陀重视人间的根本精神。《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阐明了佛法与世间的关系。[5]

因此，要正确理解赵朴老“人间佛教”的内涵与意义，必须综合《佛教常识答问》和《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两个文献进行整体的阐释。

总而言之，赵朴老继承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以《阿含经》《六祖坛经》《普贤行愿品》等大乘思想为思想根据，以五乘共法为思想框架，以成佛度众生、建立人间净土为最终目的；强调“人间佛教”是菩萨行而非人天乘法，五戒十善是“自利”、菩萨行的前提与基础，菩萨行则是“利他”、人天乘的归宿与目标；“人间净土”的建设是菩萨行的实践，含摄着修习五戒十善而成就的平安喜乐、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

所以，从“人间佛教”的内涵与意义来说，在“人间佛教”的超越性、实践性、人间性等方面，赵朴老与太虚大师是高度一致的；从解释的方法来说，二者重视因势利导，赵朴老比较温和，虽未提倡佛教革新，但仍有其意蕴。从赵朴老对“人间佛教”的论述来看，确实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大陆佛教刚从一片劫灰中苏醒，仍面临着社会对宗教的非难，提倡人间佛教虽有助于纾缓视佛教等同于迷信的压力。但同时百废待兴，亟需佛教各宗派协力携手，不宜明言人间佛教所含教义现代化内涵，以免徒起纷争。以为大陆提倡的人间佛教缺乏深刻内涵与创意的见解，乃不了解大陆的实情，不能体谅提倡者的苦衷。[6]同时，赵朴老作为中国佛教界与政治有密切来往的领袖人物，是一位在家信徒、社会活动家，他的思想肯定不如太虚大师庞大、丰富；或许由于论证的缺乏，还存在着某些逻辑上的未发之义，有待于后人去完善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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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立天：《关于人间佛教的文化思考》，方立天、学愚主编：《佛教传统与当代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5页。

[2] 汲喆、田水晶、王启元编：《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两次复兴》，第1页。

[3] 香港佛教联合会：《中国大陆佛教资料汇编》（1949年至1967年），香港：友邦书报发行公司，1968年，第92页。

[4] 洪金莲：《太虚大师佛教现代化之研究》，台北：东初出版社，1995年，第348-349页。

[5] 赵朴初：《赵朴初文集》（上卷），第562页。

[6]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第214页。

四、结语：“人间佛教”是“未竟之志”和“未竟之业”

赵朴老始结缘于太虚大师，受太虚大师的临终嘱托，一生都在践行与丰富“人间佛教”思想。探讨与理解赵朴老“人间佛教”的思想背景，还要考虑到他亲近圆瑛法师而重视中国佛教传统，又有担任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人所拥有的领袖意识，最后则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现代中国的“根机”与语境。

赵朴老的“人间佛教”思想，是在深切体证佛法中无常、无我、缘起等智慧而展开的，既与太虚大师一脉相承，晚年又关注印顺导师的思想，彰显了“人间佛教”的神圣性（超越性）、人间性、历史性、时代性四个特点。他强调“人间佛教”的内涵是菩萨行，涵摄五戒十善的人天乘法，体现了“人间佛教”的神圣性；将“人间佛教”与中国佛教三大优良传统融合起来，关注到“人间佛教”的人间性与历史性；强调要加强佛教自身建设，保证“人间佛教”在人间的超越性，佛教教育即是“人间佛教”的神圣性运动；深刻地揭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人间佛教”时代性的必然要求。

反观赵朴老“人间佛教”思想与实践的时代意义，必须从20世纪中国佛教两次举世瞩目的复兴或者说“中国佛教之重建”去理解他的贡献。大陆佛教的复兴与重建任务的艰巨与复杂，远非太虚大师当年所能比，大陆佛教的一些重要寺院的恢复与开放，是赵朴老亲自一次又一次地和有关部门交涉，向中央和省市重要领导不断地反映。他凭借着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社会的公信力和文化的亲和力，为佛教获得政治的支持、社会的认可、文化的共鸣。同时，他又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他的最大贡献是把提倡“人间佛教”放在整个中国佛教的指导地位,强调了“人间佛教”思想的普遍意义。这是太虚当年未能做到的,由此也进一步触及了太虚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人间佛教与中国化佛教各宗派的关系问题。[1]当然，深刻总结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反思与批判中国佛教的积弊，梳理“人间佛教”与“宗派佛教”的关系，即真正地完善与构建“人间佛教”的神圣性（超越性）、人间性、历史性、时代性，则是“未竟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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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第215页。

来源：师道大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