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当代中国佛教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佛教中国化”在很多研究中被符号化或标签化，缺乏系统性的学术审视与阐释。
相比其他宗教进入中国，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这一过程具有四个本质特征：一是“弱组织”的文化传播方式。在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之间，以经典文本的翻译与传播为主线，而僧人是作为个体进行交往，与印度佛教并没有组织上的关联，因此从未发生过因佛教传播而导致的战争。二是原创性的文化融合。中国本土的儒家、道教文化之繁荣是佛教发展的“背景”，虽然佛教与儒家、道教之间出现了诸如出家修智慧与在家守孝道的冲突等，但是中国佛教原创性的经典解释与理论创新，化解了三教之间的伦理冲突，推动了三教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融合。三是精英与大众共同创造的文化实践。绵延千年的“佛教中国化”并非单纯是佛教界、文化界精英知识分子的创造，而是“中国佛教有缘人”的共同创造。四是世界性与地方性融合一体。中国佛教作为“佛教中国化”的成果，既是域外文明的本土转型，又以中国为中心向东亚和东南亚等地传播。
梳理“佛教中国化”的学术话语体系，必须密切关注上述四个特征。同时，欲说明“什么是佛教中国化”，必须说明“什么不是佛教中国化”，辨析佛教中国化与汉化、本土化、世俗化等概念的差异，以明确佛教中国化的内涵。
何谓佛教汉化
佛教中国化是“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互动、互补、共生、合流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两大文明冲突融会、综合创新的历史进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疆域辽阔的大国，对于印度佛教来说，“弱组织”的传播方式恰好适应了作为“背景”和“观念”的“中国”。作为学术话语体系的“佛教中国化”，必须照顾到现代中国的版图及佛教中国化的不同支系。
佛教约于1世纪传入中国汉族地区，并于7世纪、11世纪分别传入中国的西藏地区和云南傣族地区。佛教结合不同民族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形态，在中国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气质、形式和特征的三大支系：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分别运用汉文、藏文和傣文各自着重弘扬大乘佛教、密教和上座部佛教之教义。因此，“佛教中国化”应是涵纳佛教汉化、藏化和傣化的总称。
印度佛教经过中亚和西域进入汉地，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汉传佛教，这种演变过程即是“佛教汉化”。佛教汉化是佛教对儒、道文化的深刻理解、共鸣与融入，但是佛教并没有成为“汉文化圈”的文化主体，始终居于儒家文化的侧翼。从传播地域上而言，汉传佛教是在以儒家为文化背景的“汉文化圈”流传的佛教。所谓“汉文化圈”，是以使用汉字为标志的文化圈，包含中国及日本、韩国等受汉文化熏习的国家。
佛教中国化不是单一民族化，佛教汉化也非单一民族化，汉传佛教由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僧侣乃至侨民游僧共同创造。来自西亚、中亚和南亚的域外僧人和我国新疆于阗、龟兹、疏勒等地的僧人，先后深入汉地译经传教。隋唐佛教八大宗派中，三论、唯识、华严、密和禅等宗派的成立都有非汉族僧侣参与，甚或直接由非汉族僧侣创建。汉传佛教实际上融汇了多民族佛教僧俗大众的智慧，融合了多民族的佛教思想文化，体现了多民族共创的丰满性格。
何谓佛教本土化
本土化（localization）的定义根据“本土”的指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相应的，所谓“佛教本土化”也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分。从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来看，狭义的“佛教本土化”指佛教适应中国内部不同地域之自然、文化、政治和经济环境，从而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如汤用彤先生指出，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重修持，南方佛教则偏于义理。而广义的“佛教本土化”，即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佛教传播与发展，如魏晋时期佛教形而上思想的道家化、佛教伦理道德观念的儒家化，以及禅宗在老庄影响下形成的自然主义生活方式等，这与作为学术话语体系的“佛教中国化”是一致的。
隋唐至两宋之际，作为“佛教中国化”重要成果的汉传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既有的儒家、道教文化共生共存，并开始向域外国家传播。儒、佛、道三教深度融合，密不可分，共同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提供资源。这是一种具有原创性意义的文化融合，滋养了中国哲学的心性思想与中国社会的生死、因果等观念。
荷兰汉学家许理和指出，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不仅意味着观念的传播，还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修行团体即僧伽（sagha）的传入。这种全新的组织结构和生活方式，“嵌入”原有的权力机制、社会阶层和社会生活中，围绕孝道、礼制等问题形成伦理层面的冲突，促使中国佛教对自身的思想观念、组织结构和生活方式进行调整。“僧众”是佛教作为宗教实体的主体。僧人、僧团、寺院共同构成的制度性宗教嵌入中国文化栖居的场域中，其所引起的作用与反作用力，是一种真实的“生活体验”与历史情景。
作为学术话语体系的“佛教中国化”，一定要重视佛教信仰与宗法性宗教信仰的互动、佛教制度与礼制的互动、佛教信仰日常实践与礼仪的互动等方面，才能凸显佛教中国化是文化精英与社会大众的共同创造。其次，“佛教中国化”是印度佛教的整体转型与变革，其成果是“中国化佛教”，而中国佛教的地域性特征皆是这一成果的具体表现。
何谓佛教世俗化
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世俗化”的内涵，是在对“神圣性”的追问中被不断开显出来的。人性的释放，即是宗教神圣感的缺席；“神圣”则是超越历史的永恒存在，与人世间（世俗）完全异质。正如伊利亚德在《神圣与世俗》一书的序言中所言，“神圣是世俗的反面”。在这种话语体系下，人与神可以和好，却不能合一，更不能彼此转换。然而，在中国佛教的传统中，神圣的佛性与历史的生活是可以合一、可以转换的。在历来的佛教学术研究与历史判断中，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其一，中国佛教的“世俗化”非常严重，已经完全违背了佛陀的出世本怀；其二，中国佛教不存在“世俗化”倾向，因为“世俗化”是一神教才有的现象，而佛教是真理型宗教，本质上不会出现“世俗化”现象。
“佛教中国化”有必要揭示中国佛教的特质是“神圣—世俗”不可分这一点，彰显出佛教的神圣性在于生活的“意义世界”。当然，从“生活世界”出发，僧众作为“宗教人”的缺失是日常可见的，如何界定和理解此种缺失？这不仅是历史的追问，更是现实的困惑。在“佛教中国化”视野下，僧众社会生活并不是神圣与世俗对立的图景，而是处在神圣与世俗“之间”，走向“世俗即神圣”，如此才能落实与体现“生活即修行”。
依线性时间观考察佛教的东传，“世俗化”意味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迁移是一个不断失落与衰败的过程，相对于公元前6世纪的佛陀时代与印度本土空间，不仅有时间上的“消逝”，更有空间上的“远距”。但是，“佛教中国化”不是“佛教在中国”，而是印度佛教经过中国僧众的解释、创造，生根发展成为全新形态的佛教——中国佛教。如果将“佛教在中国”与“中国的佛教”“中国化佛教”完全割裂开，各自强调其主体性，亦非可取的做法。
关于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关系，吕澂先生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强调：“中国佛学是印度佛学的‘嫁接’，所以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而不在印度。”牟宗三先生《佛性与般若》一书则主张二者“是继续发展的不同，不是对立的不同”。另外，许理和的名著《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1998年在中国译出后，因汉译书名并未译出副标题，而引起了一场“佛教征服中国”还是“中国征服佛教”的讨论。但是，许理和所谓“Conquest”的本意是指佛教在中国传播与调整的过程中“克服”了种种困难得到发展，并无汉字“征服”中改变主体性的意思。该书从文化史的角度分析佛教与中国士人阶层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以及最终为中国社会所接受的历史。佛教与儒家政治、宗法伦理以及夷夏论相冲突，最终宗法社会能够允许出家僧团的存在，这不仅是思想层面的融入，更是社会组织制度之间的相互“克服”与“整合”。
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关系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断裂大于绵延，也并未走向对立；创新大于继承，但仍然保存了佛陀的根本精神。因此，不能用线性历史观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能用“世俗化”的衰败论定位中国佛教相对于印度佛教的发展；同时，也不能用“世俗化”叙事描述中国历代佛教的发展，即以为前代永远盛于当代。因此，“佛教中国化”的成果即是“中国化佛教”，这一转型过程是佛教自身作为“主体”的转型，而非基于“主—客”的对立式转型，这样就避免了佛教是否需要“中国化”、佛教中国化是否即世俗化的争论。
整全“佛教中国化”之内涵
佛教要在中国大地生根、发展，在思想上要与中国既有的儒家、道教等文化兼容，于信仰上要与“礼”文化融合，在制度上必须获得王权的接纳，于传播上必须得到社会的包容与护持，此外还要有蓬勃发展的经济作为支撑。因此，作为学术话语体系的“佛教中国化”的内涵，是探讨佛教从域外文明转型为中国宗教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梳理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之间的绵延与断裂、继承与创新，考察佛教与中国儒、道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由此呈现佛教与中国社会的互动。譬如，要呈现僧众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展示僧团内部与外部、神圣与世俗、出离与权力的纠缠，重现佛教中国化进程的世界性与地方性融合一体的特征；同时，要避免单一民族化、狭义本土化与世俗化等语境的干扰，关切整体性的研究与层次感的剖析，呈现历史进程中观念冲突与生活融合的复杂性与鲜活性。
总而言之，“佛教中国化”是人类文明交流史上伟大的历史经验，相应的研究需要整体性、系统性地呈现这一进程，所以应重视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交互的不同层次。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提出文化有四个方面：物质设备、精神文化、语言、社会组织，总结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或者器物、观念、社会制度。从佛教的佛、法、僧三大要素来看，器物、制度、观念这一组概念仍然不足以概括佛教中国化的整体性，将“器物”改为更加宽泛的“生活”，则有助于揭示佛教中国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制度和生活则是观念的现实展开。根据观念、制度、生活三条进路考察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呈现“佛教文化整体”与“中国文化整体”的观念整全、制度适应与生活融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传佛教僧众社会生活史”（17ZDA23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