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产的后记
一部自然灾害史，一曲生命的挽歌
一部著作的后记，应该草成于著作即将出版之际，但一种不能已于言的情感冲动，让这些文字早产了至少两年。我最早接触到黄河灾害史的研究，始于2006年，那时候参加了一个项目，其中有一节是关于嘉道时期河、漕、盐“三大政”的内容。河工就是治理黄河与运河，从此看到铺天盖地的黄河泛滥史料。“鹄面鸠形”“掘穴而居”“流离失所”是对灾民程式化的书写；而皇帝“勿使一民失所”的谕令，都会摆在卷帙浩繁的《河工方略》《行水金鉴》最前面的文字。但自然灾害并非静静躺在历史的灰尘之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自然灾害始终如影随形，与人类纠缠不休。
我虚岁两岁的时候也就是1973年，灾难突然降临。不知何故二哥得了天花，父母一起带着他去开滦林西医院治病，二哥去了医院之后，我就留给奶奶照顾，那时候我还不能和成年人一样吃饭，奶奶都是给我冲炼乳喝，但由于炼乳冲得过稠，我很快就上火了，两眼通红，最可怕的是我也得了天花。奶奶一看傻眼了，二哥去医院已经拿走200元，如果我再去住院，会不会倾家荡产呢？于是奶奶建议干脆不给我治了，反正是一个丫头……
母亲得知我也得了天花，马上从医院回来，抱着我去开滦林西医院，和二哥一起治疗。关于得天花是什么感觉，有什么症状我完全没有印象，我的记忆来自母亲的口述史，非常幸运的是，我既没有失明也没有麻脸。不过在1973年，对于一个农民家庭，200元确实是一笔巨款，当时家里把一头猪都卖掉了。母亲的果敢坚决挽救了我和二哥的性命。父亲不会赶马车，我和二哥住院出院，都是村里一位叫张君的亲戚，赶着马车接送，至今非常感念不已。
天花是一种古老的流行病，清军入关时天花非常流行，以至于得过天花的人被称为“熟身”，康熙皇帝得以即位，据说与他得过天花的“熟身”有关。中国史书上疫灾的书写，往往归入灾祥之类，内容非常简单：某年某地“疫”“大疫”，但寥寥数字的背后是多少鲜活生命的陨落！解放前我所在的曹河村依旧天花流行，直到新中国建立初期也没有多大改变。我三爷爷原来有个儿子，12岁得了天花死掉了，我老姑也得天花，因为发烧嗓子肿得吃不下饭，但她熬过来了，没有麻脸也没有失明。
母亲曾经和我说，三爷爷家里有钱，他儿子得了天花，就给儿子买鸭梨吃，而老姑家里没钱，她从不奢望有鸭梨可以吃，只能从水缸里捞冰吃，以便让因发烧而火辣辣疼痛的嗓子舒服一些。三爷爷夭折的儿子和老姑哪一年得天花，已经不得而知，估计是新中国建立前后的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曹河村得天花的并不少见，村里有个瞎子，大个子，长得很帅，就是得天花留下后遗症，双目失明；还有人因为天花而麻脸，皮肤犹如喀斯特地形一般。我认识一个朋友是保定人，她说她姥姥也是得了天花之后麻脸。
其实自清代以来，天花在河北、北京一带非常流行。直到1980年代，因为普遍接种疫苗才灭绝了。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再接种天花疫苗，因为全世界范围之内天花已经消失，而天花病毒只保存于实验室，我小时候还是接种过天花疫苗。疾病、瘟疫各种灾难始终与人类相伴而生，民国时期甚至是建国初期，人们面对诸多疫病依然束手无策。2020年冬季新冠流行期间，据北京疾控中心专家曾光讲，1967年中国大地脑炎流行，有300万人感染，16万人死亡，而当时的大串联加剧了脑炎的流行。对于这段历史，很多中国人没有什么记忆，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至今未见。
我爱人小时候得过脑炎，高烧不止，被父母抱到医院后，医生说，活不了，回家吧！他的父母哭了，但非常不甘心，就带着他去看巫婆，巫婆说，寄给神吧！后来他的脑炎竟然不治而愈。他的父母对巫婆感激涕零，每年过年给巫婆送一只烧鸡，直到巫婆去世。后来听我婆婆讲，这个巫婆法力无边，文革期间一个与巫婆不合的人，说她装神弄鬼，要去公社告她。巫婆非常坦然，说让他随便去告！没有想到那个人在去公社的前一天晚上，无疾而终，这下子引起了村里人的惶恐，没有人再敢对巫婆说三道四。其实那时候很多孩子得了脑炎，多少人因为发高烧烧成了傻子！或者失去了生命，我爱人能活下来而且智商正常，已属万幸。人的生命，是一根非常脆弱的芦苇。
我小时候去治天花的开滦林西医院，离我家18里路，历史非常悠久。医院始建于1888年，当初是为开滦煤矿林西矿建矿钻井时而设立的裹伤处，1912年扩建为诊疗所，1920年正式建院。1939年按照一所英国教堂式医院的图纸盖建了楼房式医院，即唐山市古冶矿区中心医院。这家医院应该最擅长治外伤，开滦煤矿的工人干活被砸伤碰伤，太普遍了。开滦医院对于周边地区的老百姓，还是一个莫大的福利与恩惠。好多人讲建国初期乡下人无法看病，这个问题在我们那里并不突出，可能就是得益于开滦医院。经常看到有些地方文史资料讲，民国时期，人们得病之后巫医并用，而在唐山巫婆治病的现象很少，应该得益于医院的发达。
漫长的历史上困扰着人类的天花的终结，并没有将疫情终结，各种各样的病毒纷至沓来，2003年春季爆发“非典”时，我正在读研三，当时儿子不到半岁。出现疫情之后，学校说研究生暂时不让进校了，我那时候没有什么感触，儿子需要妈妈，不让进校，我就在家里修改毕业论文，需要什么资料告诉我爱人，让他帮忙借出来。当时绝大多数人没有智能手机，我也不例外，网络也不如现在发达，由于儿子太小，我没有时间看电视，所以电视上的“非典”新闻报道也看得不多，身处疫情中心北京的我，有关“非典”的消息，所知不多，心情、生活并未受到影响。当时也没有强调戴口罩，公交地铁上也看不到多少戴口罩的乘客。突然有一天，听说“非典”病毒消失了，社会生活一切如常。
其中唯一可以记述的是，我爱人由于工作、家务繁忙，过于劳累了容易导致咽喉肿痛，发烧。而“非典”的判断依据之一就是发烧。有一次我和我爱人带着儿子到北大医院妇儿门诊看病，一测体温，我爱人竟然是37.5°C，医生一脸严肃的让他去拍胸片。我大脑一片空白，不会被送去小汤山吧？结果虚惊一场。过了一段短时间，我爱人的喉咙肿得更加严重，终于发高烧了，我到药店给他买了阿司匹林泡腾片，一周过后，他的咽痛没事了。
如今新冠疫情已经两年多了，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听了太多太多的疫情故事，有的让人声泪俱下，有的让人心潮澎湃，发达的网络资讯让一个消息瞬间传遍全球，我早已没有了“非典”时代的超然世外。好在我的身边并没有感染病例，也没有密接、次密接，坐地铁偶尔忘了戴口罩，北京地铁的志愿者会递上一个，热情的说：“阿姨，请您戴好口罩！”下课后我匆匆赶往地铁，坐高铁回家的时候，有个可爱的女生递给我一个小巧的消毒液，让我路上用。
疫情之后只是外出活动少了许多，本来不喜欢社交的我，也难得清静。偶尔到公园散步，迎面碰见遛弯的大爷大妈，我本能的赶快回避，以免他们打喷嚏，我成为“密接”。没有想到大爷大妈反应比我灵敏，在我之前已经迅速避开了我。而疫情催生下的线上讲座，也为我的知识补给大开方便之门。记得有一次下课后，我匆匆忙忙赶到天津南站，作火车回北京，正赶上有王晴佳教授讲情感史研究的讲座，我一边赶路一边听讲座，这期间经历了天津地铁、返京高铁、北京地铁，坐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王教授的讲座也结束了。从疫病研究史来看，大疫不过三年，估计新冠疫情也会很快过去了，人类的未来会更美好。
对我而言，自然灾害，最为刻骨铭心的还是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丰南区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地震持续仅仅约有23秒，但唐山市区被夷为废墟，广大农村亦无一幸免，据百度资料，有65万余间民用建筑倒塌，或者受到严重破坏，重伤16.4万人，死亡24万人，死亡人数位列20世纪世界地震史上第二位，仅次于1920年宁夏海原地震。海原地震8.5级，死亡30万人。
对于一个1971年出生的唐山人，我对生活最早最清晰、最深刻记忆的开始，就是1976年7月28日的大地震，一夜间房子塌了，无数的乡亲被夺去了生命。记得地震发生时，我们一家人还在睡梦中，随着剧烈的摇晃母亲醒了，喊着我们兄妹三人起来穿衣服，由于我们三个年龄较小，动作太过于缓慢，母亲好不容易才带着三个孩子跑出门。而住在我家前面的八奶奶手脚麻利，比我家人早一些时候跑了出去，她刚刚跑到一个厢房附近，轰的一声厢房倒了，八奶奶被砸在下面，去了人生的后花园。我的母亲吓得一闭眼睛，带着我们兄妹三个，从废墟上跑过。
忽然，母亲想起来还没有叫睡在旁边房间里的爷爷，此时，只见爷爷房间里的墙倒了，土墙倒塌后的浓烟随之飘散出来，母亲吓得张大嘴巴，说不出话来，心想爷爷可能完蛋了！其实我家房子是青砖瓦房，整座房屋并未倒塌，只是爷爷住的那个房间的一面墙倒了。等爸爸妈妈跑过去，只见爷爷刚从炕上跳下来，站在地上，倒塌的墙砖把爷爷的枕头都砸烂了，但爷爷毫发未损。后来爷爷告诉我们，他正在睡梦里，梦见叫赵天明和赵天亮的两个人，身穿白袍，告诉他赶快起来，不然就没命了，爷爷一惊，半睡半醒中从炕上跳下来。其实我们村里并没有叫赵天明和赵天亮的人，也许是爷爷前世积德行善，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大灾大难过后，民间常有阴兵借道的故事流传，例如地震时许多人还没反应过来，就在一瞬间被夺去了生命，而太多太多的冤魂不愿离开人间，于是鬼门关就开了，阴曹地府就会派出阴兵到人间来拘拿这些冤魂，这些阴兵作为“鬼差鬼将”，就会穿着白盔白甲，坐着白色灵车借道前往，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阴兵借道”。我小时候经常听大人们绘声绘色的讲述这些故事，受过多年唯物主义教育的我，当然不会相信实有此事，可能是无法抗拒的灾难在人们心灵上投下的巨大阴影吧。而爷爷却喋喋不休给人讲述“赵天明赵天亮”的故事，直到1987年辞世为止。
地震发生后，村民自发的互助搜救埋在废墟的亲人，由于土坯房居多，没有钢筋混凝土，挖掘还是非常容易，而且在乡村熟人社会里，亲人之间彼此知道居住情形，因此不会出现唐山市区那种因掩埋过久而失去生命的情况。我家的房子没有倒塌，也没有人受伤，父母经常会外出帮忙挖掘埋在废墟里的乡亲们，每次回家后，母亲就会唠叨她见到的情形。她说大爷爷被房子的檩木砸中了头，到处都是血。大奶奶和两个孙子睡在一个房间，地震发生时，大奶奶本能的把两个孙子护在身下，自己却被椽子砸断了肋骨，由于当时村里没有消炎药、纱布包扎，也没有条件送医院救治，大奶奶后来发烧去世了。当时大爷爷是村里唯一的医生，已经先她去了天国，不久大奶奶也随着老伴一起走了。
村里有一对夫妇，有两个儿子，感觉到地震的摇晃之后，商量好一人抱一个孩子，往房子外面跑，结果迷迷糊糊之间，一人抱了一个枕头逃到屋外，等他们发现不对劲时，房子塌了两个男孩失去了生命。夫妇二人哭得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我初中的班长，地震的时候头被砸破了，停止了“呼吸”，父母伤心不已，就想早些挖坑埋掉。当她的哥哥用门板抬着她，身上盖着草席，把她放在坑边时，突然瓢泼大雨让昏迷中的她苏醒，“哇”的哭出声来，她才避免了被哥哥“活埋”的命运。
7·28大地震之后，余震小震经常不断。二哥对地震比我敏感，他比我大两岁，看到太多地震伤亡的惨象。而我比较听话，母亲不让我乱跑，我就在家里待着，所以什么惨象也没看到。大地震的经历让我们这一代人对地震超敏，记得上高中时，老师正在教室讲课，忽然发生了地震，同学们正在惊惶之余，一个身手敏捷的女生，已经一个箭步跳到了教室之后。地震不到一分钟就停止了，我们才恍然间发现那个窜到教室外的女生，不禁哄堂大笑。上大学的时候，听说石家庄某高校因为地震，一个唐山学生反映过于敏感，跳楼逃生，结果腿摔断了。
2000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凌晨两点突然邻居来敲门，说“醒一醒吧，要地震了！”我迷迷糊糊起来，发现一些好事者，正在挨家挨户的敲门，告诉大家要地震了。几天后听说，谣言源头是丰南一个老人家，预感要地震，就到村委会的大喇叭上广播，让大家预防地震。一夜之间无数的好事者敲开了邻居的门，整个唐山人都收到了地震预警。后来人们谈论着所谓的“地震预警”，笑得前仰后合，而那个老人家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笑料。
震后的一个多月里，几乎天天下雨，似乎苍天有数不尽的眼泪，来悼念那些无辜的逝者。当时农村连塑料都没有，我家用椽子、门板搭建的窝棚，上面覆盖的只有高粱秸秆编成的帘子，每当下雨时，“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而我却安稳地睡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只能蹲在木板上打瞌睡。记得有一次睡梦中，发生了余震，而我险些被睡熟的母亲甩了出去。
母亲觉得带着三个孩子过于辛苦，于是舅舅来接我，让我去姥姥家住一段时间。舅舅骑着自行车带我上路，中途不知为啥，他说他要离开一会儿，让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他把自行车的车梯子固定好，就走了。而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战战兢兢，看着远处因地震而开裂的大地伤疤，还有一个个塌陷的大坑，以及从地下不断汩汩涌出来的泉水，我担心自行车轮胎下的大地，会不会塌陷？涌泉？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杞人忧天。姥姥家的情况比我家好一些，简易棚上有塑料，还有一处完好的房子，可以偶尔避一下风雨。
一月之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家，很快冬天到了，我家的草棚也换成了砖瓦木料建成的简易房，那个冬天奇冷，家里的水缸由于不断累积的冻冰，几乎容不了多少水。而我经常在睡梦里被冻醒，感觉鼻子尖都结冰了，接着就听到母亲接连不断的咳嗽声与喘息声。从此母亲的哮喘一天天加重，每次她走来，离我好远就能听到她急促的喘息声，然而她却要撑着这个七口之家，每天要到生产队出工干活。从那个冬天开始，我不记得自己喝过热水，都是直接喝冷水，甚至直接吃冰，冰都是纯天然的，家里水缸的水自然凝结而成。即使现在我依然保留着冷食的习惯。
1976年的大地震，整个曹河村被夷为平地，没有倒塌的房子也严重受损，无法居住。直到1982年，全村才统一由村委会盖新房。从1976年到1982年一直住在简易房里，简易房非常低矮，冬天寒冷无比，夏天闷热蚊子多。那时候冬天取暖困难，家里从来不烧热水，只有吃药的时候，才会烧热水喝，久而久之热水与吃药相连，就不习惯喝热水了，这一习惯直到上大学才改变。或许有人感叹喝生水不卫生，其实卫生与否取决于水质，开水所能解决的只有细菌而已。
地震前，村里有两口水井，四周镶着条石，与地面齐平却没有围栏，因此如何用绳子系上水桶，把水打上来却不掉在井里，是个技术活，每家每天挑水的都是青壮年男子的事情。地震之后新房子盖起来，家家自己打压水井，开始的压水井大概十四五米，最深的都不会超过20米，水质容易受地面污染。后来打井深100米，还安装水泵，现在打井深200米，地下200米深的水是承压水，不会受地面污染，水质还是没有问题，因此喝生水与喝矿泉水无异。直到现在，唐山农村喝生水也是普遍现象。
大地震后的那几年里，粮食短缺、吃不饱肚子一直是家中无法摆脱的大问题，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在母亲做饭前，把野菜采回家，以补充粮食的短缺。母亲用玉米面包野菜包子，野菜里除了加盐没有其他佐料。吃饭的时候，一口下去，我明白了什么是苦涩，那就是野菜包子的味道，又苦又涩。父母天天在生产队出工，也换不回全家人的温饱。1982年，生产队解散了，土地承包自种，还在上初中的大哥、上小学的二哥相继辍学，帮助家里干农活。而我由于太小，呆在家中没有用途，就得以继续读书。如今的人们早已厌倦大鱼大肉，向往农家绿色有机食品，野菜也成为人们的美味佳肴。其实有谁会想到，困难时期那些面带菜色的人们，能够吃些鸡鸭鱼肉，是何等欣喜！人们也很难想象什么是面有菜色，其实就是饥荒年代的人们吃野菜吃多了，肤色也就泛着大白菜一样的黄绿色！
小时候村里的农田没有机井，干旱常常威胁着农业收成，生产队种的最多的是谷子、高粱、红薯这些耐旱作物。人们的主食以小米、高粱米为主，很难吃上白面。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村里打了好多机井，天旱了可以抽地下水浇地。没有打机井之前，麦子收成很低，甚至收割前一月，眼见麦穗喜人，但连续天旱半个月，麦子大片死亡，收成就没有了。或者收割前几天，一场大风把麦子刮倒了，一场大雨就让麦子在穗上发芽了，收成也没有了。那时一亩麦子的产量大概就是一二百斤，如今小麦通过育种改良，抗倒伏增加，籽粒饱满，机井解决了干旱问题，亩产八百到一千斤，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书写灾害史，心里难免悲天悯人的情愫，感受众生皆苦。走笔至此，不禁想起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一句名言：“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情感支配着我的一生。这三种情感就像飓风一样，在深深的苦海上，肆意地把我吹来吹去，吹到濒临绝望的边缘。”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曹志敏
2022年9月19日草于乐正山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