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海内外影响甚大的《战略与管理》杂志以“特稿”的形式，在2003年第3期头条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博士长达3万余言的宏篇大论——《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省H县调查》。该刊的“编辑手记”清醒却又谨慎地强调了于文的主旨：“农民有组织抗争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作为一种存在，它又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真心想建设性地解决问题的话，首先就必须正视问题。于文作为一家之言，本刊之所以发表，一是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二是真诚地希望共和国繁荣和安宁。”该文一出刊，便立即引起了敏锐的海内外新闻机构的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5号“中港台”新闻栏刊载了题名《中国农民开始有组织抗争》的评论文章，同日香港凤凰卫视也刊发了《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的时评，不少国内学术网站也摘录该文的部分内容。
在为于博士真诚的文字真诚的感动之际，更令我感怀的是于博士那股充满着湖湘学子麻辣味般的赤子情怀、以及直面压力的勇气与先见。自宋以降湖湘学派崇尚经世致用、反对空谈的实学传统，生于斯长于斯的于博士无疑是陶炼于心的。此外，于博士曾长期生活于中国中部贫苦的农村，自身是乡村熟人社会的一员，对我们的衣食父母——朴实的农民“生活在九地”(梁漱冥先生语)的处境也一直有着深刻的体历。因此，对于如何走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宿命，自然也投入了更加真诚而痛苦的理性思索。在长年艰苦的田野调查中，于博士真诚地放下了向来自命清高的读书人的酸腐身段，与农民兄弟肝胆相照，并从中获取了一幅解开“无声的中国”链锁的钥匙模具。我们早在于博士的成名之作——《岳村政治》中，就看到他在简陋的手工作坊中尝试磨出的一把钥匙——“让农民自己讲话”。
毋庸置疑，在我们尚未忘却的一段段血腥的历史中，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儒家风骨的“士”们，或者说现代意义上承担着一般社会良心的“知识份子”们，是经常决意要悲壮地“发声”和“尽言”的。作为良民的我们虽然偶尔也充当了帮闲与看客，却常是抱着崇敬的心态来仰视和感激他们的一言一行。然而，因为天然象征着少数的精英，也常常自许为少数的精英，这类发声者终究是独立寒秋或鹤立鸡群，曲高和寡或累累若丧家之狗自然也常是发声者的宿命，更不必说像究天人之际的司马公之受腐刑之辱，“重为乡党戮笑”了。暂且舍近求远罢，文革中弱女子张志新先被割断喉管，再予以枪决的事件，是对此前发声的专业户们的一种无声的反讽否？于博士主张让“代表着广大群众”的农民兄弟“发声”，从而逐渐促使代表着少数的钳口者学会谦恭的“息声”。我以为这种柔性而非刚性的策略是再简单朴实不过的，因而也是聪明深察的。
毕竟，需要仰视的发声者和只需平视的发声者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活境界。“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以致于任何远离泥土气息的发声难免会有些神里神气，有时就变成唉声叹气了，甚至一直还“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只有当“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不再“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 (引文为费孝通先生语)，并且有资格在宗庙高堂上自信地说些“土里土气的话”时，我们才有资格和勇气宣称这是“有声的中国”，“新乡土中国”。走近农民兄弟的于博士是清醒的，知道与其乞求“为民作主”，毋宁追寻“让民作主”，因而对于喜欢开政治偏方的知识精英有关乡下人乃因愚而贫的愚人诊断，心里也总难甘福。于是，我们在《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中继续倾听到这种铁屋中的呐喊：
“对于学者来讲，为了真正了解现代中国的农民，必须勇敢地克服政治禁忌和自我审查，放下预设的理论框架和概念模式，以学生的身份而不是以学问家的身份深入农民的生活。……农民问题不出在农民，而出在执政者。执政者必须尊重农民，更重要的是必须相信农民。……作为人民的公仆，执政者必须倾听人民自己的呼声，让人民自己讲话，让农民自己说话。农民事实上一直在讲话，他们讲得比自觉为农民利益说话的知识份子更精彩、更深刻。党和政府要想听到农民真正的心声，必须有充分的自信，必须相信农民，更必须争取农民的信任。我认为，党和政府没有理由不相信农民，更没有理由害怕和防范农民。党和政府必须严加防范的是那些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封锁农民心声、镇压农民民意领袖、为追求个人升迁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地方党政领导；是那些推诿责任、不关心农民疾苦、麻木不仁的官僚；是那些避重就轻、粉饰太平、无视农民抗争、甚至以阴谋论解释农民抗争、为一己私利不惜误国误民的所谓农民政治研究者。”
在占多数的土头土脑的乡下人还无权发声、不懂发声、或刚刚发声时，于博士自然应该归属于占少数的需要仰视的发声者一类。不过，倘若遇上个别在皇城下乘凉的、趾高气扬的，以研究古今中外名人而成为名人的学术大师们，不“迂”的于博士大抵也不愿附庸风雅地谦称是研究“纯学术问题”罢。只是，于博士自谦在农民朋友面前永远只是小学生，眼睛总是朝向泥土，这无疑免去了那堆引为同类者那种吊眼金睛的酸涩与呆板。倘若我们也要温文尔雅地给于博士穿上一件“皇帝的新衣”，则“新启蒙”三字经不知是否合身？然而，这恐怕又触到在概念堆里、在洋人脑袋里寻找灵感的所谓新左派、新右派或新中派什么的神经了，以致有了抢饭碗的嫌疑。而诸如我等农民子弟恐怕也要惹上一身臊，误以为进城竟也学会新概念炒作，沆瀣一气了。但我想于博士一定会像“焦点访谈”一样表明他的简单的野心——让事实说话。
《史记.孔子世家》尝载孔子拜会老子事：“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拜读了于博士的数篇著作，也恭听了于博士的数次演讲，想来于博士也算聪明深察和博辩广大，亦好议人者也，发人之恶者也。然于博士之仓禀亦实矣，并不至于屡遭困厄，颠沛游离。此非于博士不惑，恐是生逢开明之政耳。毕竟，“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是令我等在皇城下孜孜为稻梁谋的农民儿子略感欣慰的，也不准备重新理解为一种天真的想象。于是，我们才有机会听到了于博士年前在燕园讲台上振聋发聩的声音：
我们不要忘记，上世纪领导工农运动的知识精英及政党是以革命为一种正当性的动员，而被动员起来的工农所得到的政治承诺是“解放”。然而夺取了政权并“继续革命”的知识精英及执政者利用发展主义的道义创造的对城乡二元分离的强制性剥夺体制，却又将农民变成了不能享受基本国民待遇的“现代农奴”。“继续革命”的正当性最终又由农民因饥饿而向人民公社体制发起进攻惨遭否决。而在发展主义旗帜下终结了革命的知识精英及执政者，并没有改变工人和农民被迅速边缘化的新悲剧。因此，革命动员时的历史性承诺就成为了一种政治遗产，不仅制约着统治者的选择，而且有可能被处于社会边缘化状况的工人和农民作为新的革命武器。如果在追求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建立以社会各阶层均衡发展的公平体制来防止占人口绝对大多数的工农的边缘化，不能通过制度化的形式来保护工农的基本权益，不能在新的价值和意义上解放工农，那么，要“告别革命”就只能是一种愿望。(《终结革命：背弃承诺或重构价值—解读20世纪中国工农运动》)
在我看来，于博士有关工农“继续革命”的警告，决非危言耸听；而有关“背弃承诺”的反思，当然更不能被误认是某种“政治解构”的阴谋论，毋宁说是“毋以有己也”，真诚地“为党和政府分忧”。如果说于博士上述“终结革命”的表达还带着几分辉斥方遒的书生意气，仅仅局限于书斋式的学理的耙梳和智性的判断，则《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就是种源于经验事实的“参与观察”(长达3年)，属于接近于以乡下人的内部眼界（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所作的“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在这里，不再有预设的理论框架和概念模式，流淌的则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份子的批判意识与人文关怀精神。
毫无疑问，是批判知识份子“好议人者也”的顽石秉性，让于博士在该文中再次发出这种“警告”声：“各级政府是一道道的防火墙。从目前看，中央仍然是安全的，但是随着基层防火墙的坍塌，它的安全系数正在降低。” “三个代表思想，归根结蒂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更加具体地将人民的利益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执政者的执政地位，从来不能建立在自恋自夸的基础上，否则就只能用赤裸裸的暴力来维系，最终也必然被无情的革命暴力所摧毁。现代社会的政治合法性，应该来自人民自觉自愿的认同和支持。代表资格从来不是自封的，否则历史上的所有暴君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说自己是臣民的代表；赢得人民的资格认定也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否则就无法解释菲律宾的马科斯为什么被他从前的选民无情地抛弃。”
当然，于博士充满忧患的激烈语辞，都是建立在“具有了相当强烈的政治信仰色彩”的中部农民有组织抗争的基础之上的。将农民朋友这种有组织抗争，仅仅漠视为局部地区的典型现象，无疑是患了机会主义的政治幼稚病。当然，我们从于博士的众多调查案例中也发现一个现象，即目前中国中部农民有组织的抗争现象，尽管有越演越烈之势，但更多代表的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传统意识的一种现代形态的表达，代表了传统中国“吏逼民反”而非“官逼民反”历史态势的一种局部表现形态。这从于博士所列举的两首民谣中可以得到有效的佐证——1980年代，农村流行的一首民谣说：“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恶人，村里是仇人”。到了1990年代末，这首民谣变成了：“中央满天晴，省里起乌云，县里下大雨，基层淹死人”。中国乡土社会里某种“超稳定”的思想意识特征，无疑给了知识精英和执政者一种“重建承诺”的谨慎的信心，能够有时间与有条件去抓住契机，告别革命，与时俱进。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说，于博士在《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中的真诚的警告以及设置的体制内的革新对策，终究逃脱不了传统儒者“好迂阔之言”的弊病。更极端者，甚至是不符合天天期盼政治变天者的期盼了。《战略与管理》所加的“一是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二是真诚地希望共和国繁荣和安宁”的编者按，某种意义上恰恰代表着目前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真诚的声音。鲁迅先生在《忽然想到》如是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地。”因此，如何实事求是的回归理性，回归改良，告别革命，“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农民、信任农民、承认和尊重农民作为政治人的公民权利、与广大农民开展协商对话”，便是我们所要欢迎的当务之急的选择。
于博士的雄文，予我最大刺激的莫过于两位农民(一老一少)发自最底层的呼喊了。60多岁的减负上访代表陈标在《现代农奴纪实录》中，发出了“密布在农村山庄的乌云何日消散！农奴们何时才能打开枷锁释得解放？”的悲愤呐喊，愤怒地批判地方政府“年年向农奴诈钱的项目多如牛毛。人头要出税，住房要出钱，生育要出钱，办证要出钱，结婚要钱，上环要钱、结扎、妇检都要钱。要钱项目不胜枚举，自盘古开天和历朝历代，那一代人头、住房、生育要出钱？国民党向农民征收旱土农田税又是多少？”“农奴们的生杀大权、生死八字均握在渔樵士大夫们的手中、脖子被他们卡着、四时拘魂索命诚惶诚恐；年负的课赋苛杂，由地头恶霸信口雌黄，说红道白专横武断、农奴无任何主权”。而年青的农民倪明则在《时势论》中冷峻而又老到地分析到：“余闻崇祯之世，上清下暗，官贪府污，今似而过之，民视官为虎，官以民为肉，有水火不容之势。若陈吴再世，揭竿可以为旗，斩木可以为兵，未偿不举水浒之义。今所未能者，是揭竿不可以为旗，斩木不可以为兵，故高俅童贯之流仍窃其位。高童二人也，今高童之流遍之角落，已败风气，民怒弥天，恨声载道，倘得古矛长戟可以为用，则高童头颅不知已抛几许矣。”在安静的乡土社会里，步入人生暮年的老者理当是温和而理性的，进入人生起步阶段的青年理当是热烈激昴的。然而我们在此看到的却是少年老成、枯树逢春的反例……
在即将结束行文之际，让我们再次倾听鲁迅先生在《野草.题辞》中的呐喊罢，我们或许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诸如陈标、倪明这样个性鲜明的中国当代农民：“过去的生命已经不负众望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