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总结了十条宝贵历史经验，“坚持理论创新”是其中的一条。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更好地开拓创新，同样，总结理论创新历史经验，也是为了在新时代理论创新领域开拓新格局。

《决议》指出，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说明了国家治理理论创新是新时代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领域。有鉴于此，我们要吸收借鉴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历史经验，深刻思考把握新时代国家治理理论创新这一重大问题。

百年党史中，理论创新聚焦不同时代主题，新时代国家治理理论创新是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主题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就是一部百年理论创新的历史。在不同的时代，会根据不同时代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矛盾，聚焦关键理论问题进行探索。每个时代，能够聚焦到关键理论问题，也是需要探索过程的。

《决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这个时期的革命实践，激发了很多独创性的理论问题研究。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问题、农村包围城市理论问题、武装夺取政权理论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甚至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出现过的问题。

《决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个时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也激发了很多独创性的理论问题研究。比如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相关问题的理论探讨，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独创性的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存在相关理论论述，而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没有直接的理论资源。这些问题，引发了党内的理论探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理论回答，创新了理论体系。

《决议》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在这个过程中，理论领域需要直面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此前，在人类理论史上，只存在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放到一起进行研究的理论，要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放到一起进行实践探索，就需要对这背后的关键理论问题进行创新。

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治理领域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在这一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基于此，我们党在实践领域进行了相关探索，那就是如何将党的领导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相关领域。比如国企治理领域，2016年10月10日至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谈到：“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企治理改革创新给出了发展方向指引。人类企业治理史上存在“老三会模式”（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的党委会、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和“新三会模式”（公司制企业中的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但是，没有关于党组织成为企业内部治理主体，并且要与董事会等组织兼容到一起，实现企业治理创新的相关理论资源。面对这一系列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谈到了创新方向，他指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组织落实、干部到位、职责明确、监督严格。”[1]

与国企治理领域相类似，我们在其他相关治理领域也涉及到理论创新问题。因此，在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一定程度上成为理论创新领域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应该从党的百年理论创新历史中去汲取相关经验，聚精会神，切实把研究注意力集中到这一关键理论问题上。

百年党史中，理论创新遵循正确方法，新时代国家治理理论创新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法

百年党史中，中国共产党人发现了科学的理论创新方法。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完成了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变革，形成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按照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一些较为普遍性的问题进行研究，会形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中的理论创新问题，关键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探索理论创新方法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直到遵义会议时期，正确的理论创新方法才逐渐上升为全党的意志，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关于这一问题，毛泽东有多次专门论述，比如，他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2]。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将其创造性表述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3]。百年党史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运用这一方法开展系列理论创新工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理论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大理论成果。

我们的理论创新一定要遵循正确的理论创新方法。为了阐释清楚这一问题，我们还以国企治理为例来讨论。关于企业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主要有一些基本原理层面的判断，比如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这一角度而言，资本主义体系下，企业的私有化经营和社会大系统之间是有矛盾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系统的研究，认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下，经济存在内在对抗性问题。若根据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内在对抗性矛盾下必然是危机重重，人类必将进入到扬弃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人类可以抛弃市场机制下的企业制度以避免其带来的系列问题。但是，任何原理的运用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时空。根据科学的理论创新方法论，关于这一原理，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去进行研究。当前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需要用好现代企业制度，充分用好市场竞争机制助力企业发展。同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需要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去解决企业与社会的矛盾问题，这就需要进行治理理论创新。

同样，对于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高质量发展、高校高质量发展等，都需要强大治理体系支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4]。因此，系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去推进治理理论创新。

百年党史中，理论创新有节奏律动，新时代国家治理理论创新已经到了成果倍出的时刻

百年党史中，理论创新是有节奏的。我们以第一次和第二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为例来进行说明。实践中出现重大问题，会激发理论思考。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是在我们围绕大城市推动革命遇到挫折时，在实践中开辟的道路。开辟这一道路后，需要理论上进行回答。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等人基于革命根据地实践经验深刻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1928年，毛泽东总结了各地建设红色政权的经验教训，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提出并论述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奠定基础。1930年，毛泽东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阐述了红色政权对于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重大作用，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基本形成。这一理论创新过程，是有节奏且非常紧迫的。若不能迅速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将影响革命的进程。因此，毛泽东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解答，都是夜以继日的。在1936年至1939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系列理论著作。这些理论创新原创性非常强，创新节奏非常快，及时对关键问题进行了回答，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互动。而且，从理论上解答清楚这一问题，也就不会出现关于这一问题认识上的反复，从而能够更好地推动革命实践。

对于第二次理论飞跃，我们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为例。1979年，邓小平指出：“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5]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阐明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6]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7]，“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等系列重大举措，这标志着“我们党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把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的能力进一步提高”[8]。此后，我国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这个过程中理论上需要尽快推出相关创新，在节奏上具有紧迫感。

当前，党的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同时党的理论创新依然处于快节奏创新的阶段。新时代，我们需要国家治理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国家治理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相关成果已经先后收录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著作中。各实践领域展开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的系统学习后，就开始转化为生动实践。随着实践创新展开，很多理论上难点问题亟待解答。比如说，部分管理学流派中谈到，管理中要实现绝对的机械制衡。而这种绝对机械制衡的理论在现实中却带来诸多治理问题。如果不能将这一理论批判透彻，就不能在实践中有效推进党领导下的治理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到了治理理论创新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9]。这就要求理论创新工作者要进一步聚焦实践中的关键治理课题，要避免做“黑板”上的研究，充分与实践领域展开有效互动，真正将理论研究做实做细落到中华大地上。

站在新的发展阶段，要汲取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通过深刻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用好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创新的正确方法论，科学把脉和紧密跟踪国家治理理论创新节奏，在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中把新时代国家治理理论创新之路走好走实；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成新格局的基础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真正实现各领域高质量发展，更好地迈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

【本文系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项目“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刘新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