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是思考新质生产力解放问题的基础逻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用历史、发展和辩证的眼光审视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并尝试围绕资本治理问题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资本治理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关系调整，调整生产关系可以解放新质生产力。对这个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要立足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在这一大视野中，我们既能考察出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面临的全球资本环境，又能考察中国通过加强资本治理解放新质生产力这一问题的原创性解答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新质生产力面临的全球资本环境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代表的前沿科技创新呈现革命性爆发，为人类社会生产力新一轮的大发展与大解放提供了技术支撑。但如果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完全归因于技术变革，就容易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误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回顾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重大技术革命不仅与科技创新密切相关，还与资本逻辑相互纠缠。
历史地看，在18—19世纪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中曾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而这源于资本在追求价值增殖和技术进步中具有的强大耦合力。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技术进步不仅能够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深化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且还能通过生产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因此，产业资本在自由竞争阶段具有强大的动力追求技术进步，“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这使资产阶级在自己的阶级统治中也确实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力。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全新的以金融资本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虚拟化阶段，资本以技术进步深化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倾向大大降低。马克思就指出，资本在经济现实运动中表现为“现实资本”和“货币资本”两个身份。相比于现实资本，货币资本仅仅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包括信息不对称在内的诸多社会性因素都能更直接地对其名义价值产生影响，这导致“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虚拟化的资本环境使资本增殖“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从而大大降低了资本组织科技创新的动力。
相比于虚拟化，垄断资本的崛起则进一步扼杀了资本促进科技创新的可能。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对垄断资本的行为规律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在经济过程中，“垄断组织则到处实行垄断的原则：利用‘联系’来订立有利的契约，以代替开放的市场上的竞争”，卡特尔和联合制组织执行的垄断价格和对市场的瓜分取代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成为资本增殖的主要手段。其结果是，“在规定了（即使是暂时地）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在政治和社会过程中，垄断资本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方方面面，金融寡头亲自担任要职、委托代理人或收买官员，控制国家政权和对内对外政策，帝国主义掠夺成为攫取全球剩余价值更加稳固、直接的方式。
进入21世纪后，全球资本环境发生历史性变革。介由信息通信技术革命，金融垄断资本极度扩张，成为西方国家组织全球化生产的主导者，导致全球资本环境加速恶化。事实上，西方国家对此有着清醒辨识，但源于错误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金融垄断资本对国家机器日益深入的绑定，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治理中的历史局限性显露无遗。如何破解资本治理难题，为先进生产力发展创造良好的资本环境，已成为全球经济复苏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性与历史性难题。
资本治理创新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些重要论断反映了新时代以来我国对资本治理与生产力解放和发展关系的深刻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必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而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为重大的生产关系调整问题之一就是资本治理问题。通过这一推理研究，可以发现新质生产力的解放离不开资本的有效治理。相较于西方经济学指导下的治理，立足生产关系的调整而进行治理是我国资本治理的创新所在。其中，价值引领、属性改造、制度保证构成了我国资本治理创新的三大基本面向。
第一，价值引领。有关资本治理问题的正确分析离不开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价值引领。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从根本上秉持着世界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论的世界观方法论，属于形而上学旧唯物主义。在这一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下，提出了一系列基于原子式思维的概念、理论，形成一种“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很难进入到技术创新领域，从而阻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不同于此，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价值引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的相关判断，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资本的运作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利润追逐，而是更加注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赋予资本激发技术创新、促进生产力提升的积极意义。
第二，特性改造。要想使资本复归为人民服务的角色，就需要在正确研判资本特性的基础上实现资本特性的改造。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认为，放任资本在市场自由流动就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这种观点往往忽略了现实中资本复杂的特性。实际上，在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下，资本无序扩张等特性会更容易表现出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完成了世界观方法论的革命，强调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视野出发分析事物时，首先要关注到背后的社会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从经济关系视角出发，展开对资本复杂属性的分析，同时也谈到了“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这些实际上都涉及在充分把握资本特性基础上对资本特性的改造，进而发挥在促进技术创新，解放新质生产力，服务人民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而想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强大治理主体的介入。
第三，制度安排。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资本特性改造，取得了系列实践成果。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对这一理论命题的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治理资本虚拟化、垄断化的趋势，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规范各类资本的特性，让金融支持技术创新，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我国资本治理创新有效地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解放，以价值引领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通过多种手段改造资本特性，完善资本治理的多重制度性安排等创新举措，既有力带动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各类生产要素的快速集聚，又有效校准了资本错配问题，引导资本精准流向科技创新领域。
解放新质生产力的世界历史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资本与生产力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核心议题。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的消极作用，认为“资本具有限制生产力的趋势”，并在《资本论》中就资本对社会生产力的阻碍作用做了深刻阐述，尤其是虚拟资本对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妨碍。譬如，资本虚拟化会压缩物质生产、科技创新的发展空间，堵塞通过劳动、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的新特点和新问题，对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与生产力关系问题作了进一步推进，强调了垄断资本对技术创新、生产力跃升的制约。
如今，人类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质生产力正是在前者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孕育发展的。与此同时，资本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和问题，从全球范围来看，生产关系明显滞后于生产力。许多西方左翼学者也纷纷加入揭露“资本疾病”的队伍，揭示出资本垄断化、金融化程度的加深及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迈克尔·赫德森、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对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垄断与无序扩张的恶果予以了批判。这些探索对我们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病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遗憾的是，这些探索仅限于现象描述，未能完全解决资本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现代社会无法离开资本，这一问题仍然存在于当代社会，其彻底解决呼唤新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
面对资本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难题，我国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资本治理之路。我国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和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价值。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虽然出现了众多理论与实践探索，可始终缺乏治理好资本的理论与实践。更为关键的是，没有出现在全球资本整体样态处于虚拟化、垄断化的时候，通过不消灭资本、用好资本的积极作用，抑制消极作用，使资本与科技、生产力发展同向同行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有效治理资本推动新质生产力的解放发展，重塑了资本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对马克思毕生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与生产力关系问题，从当代社会主义语境特别是新时代语境予以了回应和破题。
我国加强资本治理解放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也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人类历史进程发生重大转化。纵览人类历史，资本积极作用凸显的周期可以看到资本与技术合作带来生产力的极大进步，资本消极作用凸显的周期虽然也有资本助力科学技术，但资本虚拟化、垄断化更占主流，结果是生产力发展受阻、经济崩溃甚至引发战争。之后，新一轮技术革命重新启动资本，人类历史又开始新一轮的资本的兴与衰。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处于资本虚拟化和垄断化周期，西方在遏制资本金融化、虚拟化等方面力有不逮。然而，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之下的中国，通过资本治理管住资本、解放新质生产力，突破了上述发展轨迹，对世界历史整体发展进程具有新的创建，也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