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近些年来国际层面推出了一系列关乎健康老龄化的重磅政策，这些政策的共同特点是对老年歧视大声说“不”。笔者简要梳理健康老龄化的国际新政，以期为我国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一、健康老龄化的国际新政
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宣告收官的2015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编写的《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问世。这份以证据为本的报告为全球健康老龄化行动定下了基调。它力图促使政策制定者和服务提供者重新思索老龄化与健康的关系，以促成全球公共卫生行动的战略性转变。紧随其后，为了跟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特别是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核心原则落到实处，2016年5月召开的第69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2016—2020年老龄化与健康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这个综合性政策框架的愿景是“构建人人享有长寿健康生活的世界”。这个为期五年的行动计划旨在弥合这个崭新领域相关证据和合作关系的空白，以期为随后开启的“2020—2030年健康老龄化行动十年”（即《2020—2030年老龄化与健康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铺平道路。本文将国际社会的一揽子政策与行动计划统称为“健康老龄化新政”。
反老年歧视俨然是这些健康老龄化新政的一个重要抓手。例如，《2016—2020年老龄化与健康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的五个原则之一便是“平等和非歧视，特别是基于年龄的”。该行动计划确立了五个战略，其中题为“战胜年龄歧视并转变对老龄化与健康的理解”的战略明确指出，“战胜年龄歧视必须放置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任何公共卫生回应的核心”。与之相呼应，第69届世界卫生大会还在其决议中呼吁开展反年龄歧视全球运动。
再比如，“2020—2030年健康老龄化行动十年”也大张旗鼓地向老年歧视开火。《2020—2030年老龄化与健康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确立了四个行动领域，对年龄歧视的挑战赫然摆在了第一位：“改变我们对老年和老龄化的所思、所感及所采取的行动。”它进而分别针对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及其它联合国机构、国家与国际伙伴提出了具体的行动要求，作为反年龄歧视全球运动的组成部分。
健康老龄化新政不惮其烦地阐述十分棘手的年龄歧视问题，其原因在于，这些新政的总基调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年龄歧视是代际关系不协调、社会结构不和谐的重要表现之一，故而消除年龄歧视是推进健康老龄化的首要之事。
二、新鲜出炉的《关于年龄歧视的全球报告》
不仅如此，为了将健康老龄化新政付诸实践，也为了助推反年龄歧视的全球运动，在推进健康老龄化方面起“领头羊”作用的世界卫生组织，在2021年3月发布了《关于年龄歧视的全球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一专题报告是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多个联合国机构参与撰写的一份政策性的开先河之作。报告的问世具有不容忽视的分水岭意义。
这个报告使我们得以有机会一窥国际社会战“歧”政策行动的最新动向。较之世界卫生组织1999年发布的《老龄化：探究迷思》小册子，《关于年龄歧视的全球报告》堪称反年龄歧视研究的一个升级版。这份含金量颇高的《报告》共计10章。第1章勾勒了年龄歧视的定义与性质。第2到4章分别阐述了老年歧视的范围、影响和决定因素。第5章则将年轻人歧视的范围、影响和决定因素合并为一章。第6到8章逐一描述了政策与法律、教育及代际关系三大战略。第9到10章为政策建议与展望。
秉持全生命周期的视野，《报告》显然决意先啃下青年歧视和老年歧视这两块“硬骨头”。像年长者一样，青年人也有可能成为年龄歧视的受害者。中文语境下“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便是青年歧视的一个生动写照。不过从谋篇布局和内容分量来看，最易受年龄歧视伤害的老年人成了“重头戏”。
在给出年龄歧视的定义时，这项研究别有新意地区分了基于年龄之歧视的三个层次：刻板印象（如何看待与思考)、偏见（如何感觉或感受)和歧视（如何行动)。更直白地讲，报告认为，年龄歧视是蕴含了对个体（含自己）和群体成见、偏见和歧视行为的一个三维组合。
《报告》将歧视的缘起和运作范围归纳为制度性、人际关系及自我三个范畴。第一类即通过政策、法律、社会文化规范或惯习等，剥夺老年人的公平机会，并使其系统化地处于劣势境地。人际关系则源自于两人或更多人之间的交往互动。自我层面主要意指个人将歧视内化。诚如象征性互动理论乃至更早的“镜中自我”理论所揭示的，人毕竟是在社会交往和互动中获得自我概念的，也就是说，人们依据他人对自己行为和能力的态度和评价来认识自己，并据此不由自主地形成自我概念。
老年歧视引致的身心健康问题和社会经济危害往往超乎人们的想象。歧视会带来说不尽的老人身心健康问题，甚至虐待和暴力等问题。由于年龄歧视常常与性别歧视等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行为互为交错，致使年长者的窘境雪上加霜。陈旧过时的刻板观念和态度亦会成为政策制定的主要挑战之一，直接影响决策者明智应对老龄化的行动。
三、挑战老年歧视的政策行动“三驾马车”
有鉴于上述现实，《关于年龄歧视的全球报告》的总体思路是政策干预“多管齐下”，直指年龄歧视的根源和社会文化土壤。具体来说，政策干预锁定在三个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治本性战略上面：
（一）政策与立法：尤其是涉及不平等、歧视的政策和立法。这清楚无误地传递出瞄准歧视性制度的强烈信号。老年群体作为健康需求最大的边缘人群，往往最缺乏资源满足其自身需求。故此，国家或地区有义务不带歧视地提供相关健康设施、产品和服务。决策者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须直面解决而不是强化诸如此类的不公平待遇问题。毫无疑问，杜绝不合理的年龄歧视需要制度的改变和可靠的制度保障。这也是健康老龄化新政一以贯之的一个政策理念。
（二）教育活动：年龄歧视源远流长而且根深蒂固，无论正规抑或非正规的各级和各类教育，从小学延伸到大学，都理应开展相关教育宣传活动。从教育入手显然是为了抓歧视的源头。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他们有可能濡染对老年人的负面暗示，日积月累，老年歧视就有可能被效仿而形成复制效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有的成年人会因不了解老年人和老龄化而作出歪曲的假设，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如果充斥着对老年人和老龄化的负面乃至丑化的描述，这些都会对老年歧视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代际关系：代际团结与公平是健康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代际关系的切实改变，也是结束老年歧视的一个“利器”。鉴于弃养等代际关系畸变现象仍不时进入人们视野，摈弃代际之间的误解和偏见、实现代际团结与公平，显得任重而道远。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三个发力点绝非按部就班进行的“三部曲”，而是需要协调一致持续行动方能使其影响力最大化的一个合奏曲。消除年龄歧视牵扯很多利益相关方，包含国际发展机构、各国政府、社会组织、学术与研究机构等。政策制定者、实践者和研究者固然可以从自己的“地盘”做起，但跨部门的合作必不可少。
《关于年龄歧视的全球报告》最后提出了三个政策建议：其一，投资于以上三个以证据为本的预防并应对年龄歧视的战略；其二，改善数据与研究，以改进对年龄歧视及降低歧视方法的理解；其三，发起一场运动，改变围绕老年和老龄化的叙事。毋庸置疑，世界各国几无例外都需加入这场运动，并在观念和认知层面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所有人进行赋权。
概言之，告别基于年龄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对于推进健康老龄化大有必要。健康老龄化的国际新政对于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人口老龄化进入了“快车道”的我国，转变对老年人和老龄化的思考、感受和行动势在必行，容不得我们迟疑。可以断言的是，惟有打破成见与偏见，我们津津乐道的“老有所养”方能未来可期，“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愿景方能走进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