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瑞典一直是世界上育儿假改革的领跑者。1974年，它率先通过立法用父母育儿假取代了母亲独享的产假。申请休假的少数父亲旋即被坊间揶揄为“天鹅绒爹爹”。如今，瑞典父亲享有三个月专属的带薪陪产假，在公共场合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护婴幼儿的“拿铁奶爸”遍地开花。在瑞典陪产假运动中，政策立法保障与新闻舆论导向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齐头并进，相辅相成，逐渐凝聚起各方共识并赢得了“一箭多雕”之效。本文探究了当代瑞典陪产假的缘起，嬗变，观念变迁下的福利溢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关 键 词】父亲陪产假；父母育儿假；制度变革；观念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瑞典是发达国家中男女就业率较高、出生率也较高的一个范例。这一切应归功于其政府持之以恒促进性别平等的各种干预努力。其中，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当代瑞典在推进父母育儿假（parental leave）和父亲陪产假（paternity leave）方面创新性的先行之举。瑞典是世界上第一对父亲休育儿假进行立法的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瑞典政府率先通过立法用父母享有的有酬育儿假取代了母亲独休的产假。45年前通过的这个立法允许双亲分享180天假期。尽管这是一个性別中立的家庭政策，它在当时可谓一个开先河的前卫之举。甫一推出，整个国家一时间沸沸扬扬，申请休假的少数父亲旋即被坊间讽刺为“天鹅绒爹爹”（Velvet Dads）[1]。40多年后的今天，瑞典父亲合法享有三个月专属的带薪陪产假，在公共场合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护婴幼儿的“拿铁奶爸”（Latte Pappa）[2]已随处可见。
在瑞典推进男女平等休假的探索之旅中，政策立法保障与新闻舆论导向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齐头并进，相辅相成，逐渐凝聚起从决策者到普通民众的各方共识。目前执掌政权的瑞典政府自诩为一个女权主义政府，促进各个领域的性别平等成为其施政方针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也足见男女平等意识在瑞典社会已深入人心，而性别平等理念的形成与发展又与其精致的制度设计密不可分。
须知，中国政府签署的一些人权公约，都十分重视男子和男孩平等承担儿童照料和家务劳动的责任。譬如，联合国1979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其序言中就明确承认：“念及妇女对家庭的福利和社会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至今没有充分受到公认，又念及母性的社会意义以及父母在家庭中和在养育子女方面所负任务的社会意义，并理解到妇女不应因生育的任务而受到歧视，因为养育子女是男女和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儿童权利公约》第18条也载明：“缔约国应尽其最大努力，确保父母双方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共同责任的原则得到确认。父母、或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法定监护人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首要责任。儿童的最大利益将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事。”
男性参与育儿和家务的责任也被列入了越来越多国际政策议程。例如，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就明确指出，“妇女在家庭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应当予以加强……应当承认怀孕、生养及父母在家庭中的作用和培育子女的作用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养育子女需要父母、男女和整个社会分担责任。妇女的怀孕、生养、抚养子女以及妇女在生育方面的作用不能成为歧视的理由，也不能成为限制她们充分参与社会的因素。”
陪产假事关男女平等，而性别不平等背后的一个主要“推手”是至今仍得不到承认的妇女再生产劳动的负担。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有关家庭友好政策的研究方兴未艾。虽不乏给父亲提供陪产假的主张，但延长母亲产假之类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观点也不鲜见。然而，迄今有关陪产假的声音比较微弱，涉及瑞典的仅有较零散的信息。
男性参与育儿事务已成为一个主流的国际发展趋势。家庭照料上的“短板”凸显了中国顺应时势加快公共政策介入的必要性。遗憾的是，全国性的陪产假仍付阙如。环顾全球，促使瑞典社会为人父母观念和性别平等态度大为转变的陪产假制度，尤其值得我们探究和反思。在陪产假亟待提上国家立法议程之际，探寻以往几十年始终走在国际前沿的瑞典故事，因而非常必要，也十分及时。
二、瑞典陪产假的缘起与嬗变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瑞典一直是世界上育儿福利改革的一个引领者。瑞典开创性提出并落实父母共享的有酬产假可以追溯那时。为了鼓励父亲们在孩子降生后分担妻子的照料责任，从而改变夫妇在无酬劳动方面上的明显不平等和不平衡，1974年，瑞典即通过立法允许双亲分享育儿假。这一开先河之举在当时称得上是较前卫的新生事物。45年前的瑞典就如同今日中国，鲜有父亲休假回家照料新生儿。新政甫一出台，举国上下引发了一番热议。这就不难理解，该立法通过的当年应者寥寥，只有562位新生儿父亲申请了休假，仅占有酬育儿假的0.5%而已。换言之，99.5%父亲出于各种原因，如不情愿或抵制，仍未选择休假。这一激进举措遭到男性的拒斥，亦可想而知。但自那时起，有助于双亲共同履行育儿责任的理念在瑞典社会缓慢地生根发芽。
父母育儿责任上这场静悄悄“革命”，主要起源于瑞典妇女大规模走向社会参加生产劳动。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的困境，瑞典政府就致力于鼓励妇女外出参加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妇女在职场乃至政治场域取得了不让须眉的成就。当越来越多妇女闯入原先专属男性的劳作世界，同样成为“养家糊口者”后，儿童养育的角色仍主要由妇女来承担。这就不可避免陷入男女家庭责任不公平和两性就业机会不平等之间恶性循环的“怪圈”。这一现象进而剥夺了妇女充分而平等地参与社会的机会，从而使职场上的“玻璃天花板”变得愈加难以逾越。与促进两性照料责任更公平分担的国际政策相呼应，瑞典国内的呼声也日渐高涨。父母育儿假的应运而生，标志着消除歧视妇女的法律框架进一步增强。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瑞典一直是世界上育儿假改革的领跑者。以往数十年，该国几乎所有党派均赞同保障妇女在就业中和男性在家庭中的平等权利。1986年，瑞典进一步立法允许双亲分享9个月的带薪育儿假。然而，囿于根深蒂固的父权惯习，妇女负责儿童照料仍是一个视若无睹的社会常态。既然让父母自行决定如何分配休假，该新政实际上根本无力改变不平等的照料分工。在1974到1994年的20年间，休假父亲比例的提升一直十分缓慢，始终未超过10%。妨碍他们休假的障碍主要来自工作场所的抵制和休假对传统“男子气概”的冲击。
为了解决奶爸们不休假的难题，20世纪90年代，瑞典政府迈出了更坚实的一步。1995年1月1日生效的《育儿假法》专为父亲们量身打造了一个带薪陪产假。这个立法具有几个亮点：其一、它是性别中立的，为父母双方各规定了一个月带薪假期；其二、30天不可转让的 “爸爸配额”（daddy quoto）是其核心。这嗣后成为众所周知的第一个“父亲月”（daddy month）；其三、这个专属假虽不是非强制性的，但“不用即废”（use it or lose it）[3]。该立法可以说是现今瑞典育儿政策的一个雏形。
“不用即废”是《育儿假法》最为管用的一个“利器”。这个硬性规定成为爸爸们离职休假的一个强大动力[4]。要是父亲放弃休假或者没休完一个月假，全家就会丧失政府提供的一个月带薪津贴。这一激进规定的成效可谓立竿见影，随之而来的不单是明显提升的休假父亲的比例，父亲利用有酬假期的天数也稳步上升。该立法对低收入和出生国外的父亲这两大人群的影响尤为显著。引入“父亲份额”这个新概念，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跨越式进步。
迈入21世纪后，瑞典式不用即废且不得转给的“父亲配额”制一直与时俱进地走在完善之路上。依托雄厚的资金，带薪陪产假的时长一延再延。继1995年推出第一个专属的“父亲月”之后，2002年，瑞典又规定了第二个“父亲月”，休假时间上翻了一番。育儿假的法定时长也从12个月增至13个月。2008年，瑞典还设立专项奖励金，父亲名下休的天数越多，得到的津贴也越多。要是夫妇俩对半分即各休240天的话，奖励即可达到最高值。从2016年1月1日起，父亲的陪产假再一次延长，增加到了三个月。陪产假的“三联增”果真奏效。如今，九成奶爸会休带薪假。不过平均而言，他们只休3-4个月，占有酬育儿假总时长的四分之一左右[5]。
作为一个高福利国家，瑞典陪产待遇之优渥饮誉全球。瑞典素以家庭友好政策著称。每个孩子降生后，国家掏钱为慷慨地新生儿父母支付长达16个月（即480天）的带薪育儿假。其中的390天父母能得到其常规薪酬的约80%，剩下的90天则按每天20欧元的固定费率。在480天当中，父母双方各有90天不用即作废的休假。换句话说，母亲充其量只能休390天假。由此可见，国家干预的意图重在鼓励男子与妻子更平等地分享休假。
试想一下，假如光增加母亲的休假时长，那么，不单两性之间的薪资差距会进一步固化，职场上对妇女的歧视也在所难免。盖因妇女休假时间越久，收入上受损的程度会越严重，更不必说妇女在晋升和职业发展上受到的牵制。瑞典式陪产福利一直在与时俱进地不断推进，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不断增加父亲全职在家里带娃的时长。更值得称道的是，父亲休假少于90天便得不到津贴成为一个硬性规定；父亲名下休的天数越多，得到的津贴也越高。要是夫妻对半分的话，奖励也随之达到最高值。瑞典政府通过经济激励逼迫男子与妻子更平等地分享休假的政策意图，由此亦可略见一斑。
瑞典陪产福利之慷慨和内容之人性化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孩子八周岁以前的任何时点都可弹性地加以利用。不仅如此，休足480天带薪假后，父母还享有减时的法定权利，有不满8岁子女的父母均可申请将正常工时最多缩减四分之一。返职后的妇女还可以选择灵活度更高但报酬更低的非全日制工作或弹性工作时间，如错时上下班或电子通勤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有较高比例职业母亲选择从事非全日制工作。更具人性化的一点是，一些兼职妇女继续从事此前的全职工作，有的等到孩子上小学后再重新拾起全职工作。
这一切更易于父母平衡工作-家庭生活，降低其育儿的焦虑和负担。这些常态化的友善制度使瑞典成为世人称羡的最适合生育的乐土之一。育儿假还是面向所有夫妇的一个普惠型的福利待遇，对于非就业者也没有不闻不问。瑞典的收入税很高，其中很大的份额都用于社会上促进工作-家庭生活之间的平衡。瑞典政府和一些政治家还希望在这些方面走得更远一些。瑞典享誉全球的产假福利之优渥，由上述方面亦可略见一斑。
三、观念变迁下的福利溢出
这场“陪产假运动”促发了瑞典社会更为广泛的文化转变尤其是生育文化的变迁。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刚性的制度变革与柔性的观念革新几乎同步，并且相得益彰[6]。鉴于社会上关于两性角色的刻板定型观念构成为实现男女平等的一个主要障碍，政府在各种传媒一直大张旗鼓地造势，直抵性别不平等背后的结构性根源。通过大量宣传与教育活动，潜移默化地改变民众关于为人父母和性别平等的观念。例如，在大众媒体中，为人称道的男子汉乃至明星“硬汉”往往被型塑为胜任的子女照料者。正是由于政府的积极干预，父母共享育儿假制没有被扼杀在“摇篮”里，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来愈成熟，并越来越受父母的青睐。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洗礼，这种文化已深深地扎下了根。
瑞典保障夫妇们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去家庭化”政策也逐渐走向整合。其造福父母的育儿激励举措远不止父母休假这一单项行动。在高福利社会体制的支撑下，瑞典政府在教育、医疗、托幼服务、职场友好环境、发放生育津贴、减免税收等诸多领域多管齐下，投入力度也不断增强[7] [8]。普及教育和改善医疗保健等方面的一揽子计划，也都极大降低了妇女无酬照料劳动的负担，从而增加了她们从事有偿工作及参与其他社会活动的机会。陪产假的制度化保障在家庭内外催生了一系列积极的连锁反应。
凡此种种都有助于父母尤其是母亲找到工作-家庭平衡点，从而降低了育儿的压力和负担。经过日常育儿的实际操练，有的父亲从陌生的“局外人”变成了称职的 “局内人”。有父亲做后盾的母亲，更容易从妊娠和分娩中恢复过来并更早地重返职场。一些研究证明，父亲休假越多，妇女重返职场的时间就越短。目前，约十分之九的母亲会回归职场。瑞典堪称世界上妇女就业率最高的发达国家之一，达到了78.3%，傲居欧盟之首。这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其职业中断带来的负面后果。有了更多选择的母亲也会为家庭带来更多福祉。父亲分担传统上几乎完全丢给母亲的无酬育儿和家务劳动，再生产劳动的性别界限于是渐趋模糊。离职陪伴子女的男性有机会品尝为人父的酸甜苦辣及育儿的艰辛与繁琐，进而更能理解和体谅自己的妻子乃至母亲。父亲角色的这一转变被公认有助于提升婚姻满意度和家庭生活质量，降低离婚率。
为父母提供时间和资源的友好制度设计，对处于生命之初的婴幼儿大有脾益。父亲陪伴一段时间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好处自不待言。实践证明，父亲介入得越早，在子女其后的成长过程中越有可能避免落入“丧偶式”育儿的窠臼。在琐碎的日常劳作中，有的父亲慢慢获得了真情实感并慢慢喜欢上自己的角色；相反，假如错失了与婴幼儿发生交集的时光，则有可能留下终生的遗憾。耳濡目染了第一代“奶爸”育儿活动的男孩们，长大成人后更有可能步其父亲的后尘。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男性开始珍视这段难得的陪伴时光，其参与意识和存在感亦逐渐增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平等分担家庭责任的夫妻，更有可能生育二孩甚至更多子女。
男女平等的理念渐渐渗透到企业文化之中。在国家立法和规章制度的约束下，劳动力市场变得越来越友好，雇主们也变得更富同理心。2009年新的《歧视法》开始实施，它要求雇主积极促进男女平等。职业妇女休假的时间越长，就越可能被视为不重要的养家糊口者。那么，不单两性之间的薪资差距会进一步固化，职场上对妇女的歧视也势不可免。一些研究证实，妇女休假的时间越久，其工资受损的程度就越严重[9]，更不必说其晋升和职业发展上受到的负面影响。故此，公司虽不情愿男员工休假，但也不再为难甚或惩罚休假的父亲。不断变好的工作场所文化反过来成为驱动父亲们休假的一个动力源泉。工作场所的友好政策不仅增强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增强了其自身的“软实力”。
这场“不流血的产假革命”促发了瑞典社会更为宽泛的文化转变尤其是生育文化的转变。随着政府干预的步步推进，有关育儿的传统价值观、社会性别规范及对父亲的社会文化期望等等，均相应发生了相当大变化[10] [11]。夫妻平等分担照料角色的观念已牢固植根于人们的观念之中。“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模式也变得不那么罕见了。整个社会不再把工作作为衡量成功男士的唯一尺度。在公共场合，“拿铁奶爸”们独自推着婴儿车带孩子兜风、用奶瓶喂奶并给孩子换尿布，已蔚然成风。他们不再尴尬，也不觉得丢脸。超级奶爸自信且坦然的模样成为瑞典独有的一道文化景观。这既是现代新型父亲的一个标志，更是瑞典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中男女平等的一个表征。
但必须承认，尽管经历了数十年的干预，瑞典仍不能说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妇女和男性在育儿上的不平等。据瑞典政府官网上的信息，2016年两性的薪酬差距为12%。有鉴于妇女在薪酬和收入上往往低于其丈夫，更多夫妇仍会选择妻子留家更长时间“相夫教子”。即便父亲也同时全职休假，担任育儿和家务主角依旧是母亲。认为妇女更擅长育儿的刻板定型观念也仍流行。一些研究也揭示，承担了照料大头的母亲们难免有疲惫不堪乃至有心力交瘁的时刻。家务劳动和责任的分配，既促成了夫妻之间的分工合作，也有可能引发新的碰撞和冲突。
环顾整个世界，瑞典“父亲月”式的陪产假制度备受青睐。挪威、芬兰、丹麦、等北欧诸国都步其后尘为奶爸提供了专属的带薪假。比利时、德国、法国等欧洲其他发达国家的政府也跟随其后为不可转让的陪产假买单。目前，各个发达国家陪产假的长短和多寡参差不齐。有酬陪产假亦成为很多国家应对“婴儿荒”的一个关键性选项。无怪乎，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一些发达国家，不管是未雨绸缪抑或亡羊补牢，都齐刷刷地在陪产假上面下功夫。在中国近邻的日本和韩国，父亲享有的带薪陪产假已长达一整年（共计52周），只不过休假的父亲寥寥。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明确规定父亲带薪休假的配额。
得益于政府育儿假干预的“遗产”，男女就业率居于发达国家前列的瑞典也成为整个欧盟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一度成功回升到2.0，最近几年维持在1.9。瑞典不失为全球男女平等的一个楷模。它性别平等政策主要目标是确保妇女和男性拥有平等权利去改造社会并改善自身的生活。2018年，它还专门成立了瑞典性别平等署。目前在22个政府部长中，妇女有12人；在议会中也有近半数是妇女。自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以来，它一直傲居性别差距最小国家的前列。据2018年12月发布的《2018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瑞典在149个国家的排行中稳居第三位。
四、瑞典模式的启示
在过往几十年，伴随全球化引发的社会经济上的深刻巨变，男性参与的全球共识日渐增强。但迄今为止，父亲和父亲陪产假仍被母亲和母亲的产假所掩蔽。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男性和男孩与妇女和女孩平等分享了无酬的家务和照料工作。鉴于不满周岁的婴儿有几乎三分之二，也就是将近9000万，生活在父亲不能依据国家法律享受一天有酬陪产假的国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此敦促所有国家为“超级奶爸”提供有酬休假[12]。中国就属于仍无全国性陪产假的三分之二国家中的一员。诚然，瑞典如此优厚的陪产待遇，是中国短时间内可望不可及的。虽则瑞典模式不可复制，但我们无疑可以从瑞典陪产假的制度与观念变迁中得到若干启示。
第一、在育儿假尤其是陪产假方面做出合乎国情的顶层设计。从发展历程看，精致的立法和政策框架是瑞典父母共担育儿责任的实践与观念发生重大转变的重要基石。瑞典模式的明智之举就在于，不光保障父亲享有法定的有酬产假，而且不断增加其休假的份额，以纠正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遭遇的不公平待遇并促进公平的育儿劳动分工。从长远看，陪产假不失为家庭福祉最大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自2016年1月中国全面二孩政策出炉以来，各种形形色色的配套措施相继推出。这些本意良好的温和政策，不光激励较弱，而且迄今仍缺乏有效的整合。各省也纷纷修改其计划生育条例，有的省份先后推出了一周到一个月不等的陪产假。譬如，2016年5月河南省第12届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了第四次修正的《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就规定了全国最为慷概的陪产假。其27条载明：“依法办理婚姻登记的夫妻，除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假十八日，参加婚前医学检查的，再增加婚假七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除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产假三个月，给予其配偶护理假一个月；婚假、产假、护理假期间视为出勤。” 总体而言，各地规定的天数普遍偏少，规定得较死板，真正落到实处更是难乎其难。说到底，这样的规定充其量只是注入父亲“协助”的元素而已，根本不足以从根本上扭转两性在育儿和家务分配上的不平等。这与瑞典在育儿假上弘扬的性别平等理念与实践相比，可谓相去甚远。
第二、以带薪育儿假为杠杆，撬动全社会更大范围的性别平等。如前所述，育儿假和陪产假的应运而生是瑞典性别平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儿童照料责任上妇女和男性原本就很不平衡，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生活中，仅仅延长母亲的产假只会强化妇女作为主要照料者的刻板定型观念，也不利于妇女回归职场。这样的政策设计则有可能延续或固化现存的性别不平等，导致雇主不愿雇佣或提拔女雇员。硬性规定“不用即废”且不可转让的父亲配额，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强力刺激。它堪称最为有效的政策工具之一，给瑞典带了多重“红利”。为了推动全球男性和男孩公平介入照料工作，2017年发布的全球第二份《世界父亲状况》报告大力呼吁设定男子和男孩承担一半无酬照料工作的全国和全球目标。它也明确指出，有酬陪护假对于实现性别平等必不可少[13]。
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中国踏上了促进性别平等的一个“新征程”。早就被瑞典淘汰的母亲产假又成了一个热门议题。产假与陪产假绝不能相提并论。假如还停留在过时的针对女职工的产假上，妇女因生养子女而受到“惩罚”的不公平现象必然会大行其道。全球各种可比数据都凸显了中国在推进男女平等尤其男性参与育儿上的严重滞后。2019年10月，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早在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在第6条就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70年来，中国一贯以男女平等而自豪，并且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将男女平等确立为基本国策的国度。然而，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8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中国在149个国家中位于100开外（103/149位）[14]，与排名靠前的瑞典相差146名之遥。受出生性别比的拖累，在健康和生存指标方面还排在全球垫底的第149位。我们引以为傲的男女平等竟被无情地摔在世界后头，不能不说是令人悲哀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奋起直追，将国内和国际各种承诺扎扎实实地落到实处。
第三、重视推动文化观念特别是社会性别规范的转变。经过了40多个春秋的努力，父亲分担育儿责任的理念如今已深植于瑞典社会。从“天鹅绒爹爹”到“拿铁奶爸”的蜕变，也可以说是政策干预带动文化观念悄然巨变的一个重要成果。然而，任何国家在推进性别平等方面都没能做到尽善尽美，在世界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瑞典亦然。研究表明，要促进父母公平分担育儿负担，光有政策是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强大的文化规范的支撑[15]。相较于瑞典，在“男主外、女主内”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 妇女无偿照料工作的隐性价值一直得不到承认。在过去几十年，家庭内外的父权和夫权业已式微，像照料孩子不再会被视为妇女的“天职”，但妇女包揽大多数再生产劳动负担的现象几乎不曾改变。这既是男女就业机会不平等的表征，也是其结果。再生产劳动的不公平分工成为家庭内部持久不平等的主要根源之一。更何况，“让妇女回家”滥调一直不绝于耳，足见中国男女平等革命尚未成功。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当下生活的世界已发生了巨变，长期以来“另一半”缺席的“丧偶式”育儿方式及其背后隐藏的陈腐观念，已远远落后于现实世界的转变。中国需要迎头赶上国际潮流，为改变公众意识特别是男性参与的意识和实践做出不懈努力。
第四、在育儿和家务劳动方面赋权男性。正如瑞典经验所示，父亲在育儿中的角色和担当不可小嘘。瞄准父亲们既有利于他们成为负责任的和支持性的父亲和生活伴侣，也有益于他们实现其自身的职业目标。父亲陪产假的推行，有可能成为促进男性由浅参与到深支持的一个必由之路。利用生育政策转向的契机，这兴许还可以成为中国在社会和文化观念上直面生育率持续低迷的一个重要切入口[16]。在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夹击下，解决职业妇女尤其是双职工家庭的后顾之忧俨然已是当务之急。因此，在中国解决二孩生育的“组合拳”中将男性参与作为一个关键性元素至关重要。
一言以蔽之，慷慨的陪产假制度成为瑞典一以贯之促进男女平等的一个重要机制。由于数十年不遗余力的努力，政策立法带动了文化观念尤其性别平等规范的悄然转变。瑞典家庭友好政策的成功秘诀就在于不断增加父亲法定在家分担责任的时长。这也是该国高福利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缩影。它在育儿假尤其是陪产假方面积淀的成功经验，给世人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瑞典模式之薪火不息，长盛不衰，足见该制度和文化的魅力。纵观45年的历史嬗变也昭示，给父母提供育儿的时间和资源是十分明智的一项未来投资，可收“一箭多雕”之效。
较之瑞典，我们相形见绌。尽管家庭照料的匮缺被公认是提升二孩生育率的一块“短板”，但全国性的陪产假至今仍姗姗来迟。我们有理由相信，与时俱进推出陪产假，有可能成为解除二孩生育之忧的一个重要杠杆，并像瑞典一样收获多重“红利”。
（该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城乡妇女二孩生育的社会支持系统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6SRB007）
注释：
[1] 天鹅绒乃当时风靡一时的男女皆宜的一种服装面料，“天鹅绒爹爹”喻意对缺乏“男人味”的男性的鄙视。
[2] 拿铁是一种加热奶的浓咖啡。
[3] SFS 1995:584 “Parental Leave Act”，
https://www.government.se/4ac87f/contentassets/d163a42edcea4638aa112f0f6040202b/sfs-1995584-parental-leave-act
[4] Ann-Zofie Duvander and Mats Johansson. “What Are the Effects of Reforms Promoting Fathers’ Parental Leave Use?”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012, 22(3), pp.?319-330.
[5] “Ten Things that Make Sweden Family Friendly”,
https://sweden.se/society/10-things-that-make-sweden-family-friendly/
[6] Roger Klinth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Fatherhood and Gender Equality in Swedish Paternity Leave Campaigns, 1976-2006”,?Fathering: A Journal of Theory, Research & Practice about Men as Fathers 2008, 6 (1), pp. 20-38.
[7]唐灿和张建主编.《家庭问题与政府责任：促进家庭发展的国内外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第189-193页。
[8] 胡潇腾. “家庭政策对父亲参与及性别平等的影响——基于欧洲4种福利体制的比较研究”,《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5(5), 第29-36页。
[9] Marie Evertsson. “Parental Leave and Careers: Women’s and Men’s Wages after Parental Leave in Sweden”,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2016, 29, pp.26-40.?
[10] Thomas Johansson (2011)?“Fatherhood in Transition: Paternity Leave and Changing Masculinities”, 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2011, 11(3), pp. 165-180
[11]Christina Bergqvist?and Steven Saxonberg “The State as a Norm‐Builder? The Take‐up of Parental Leave in Norway and Sweden”，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2017, 51(7), pp. 1470-1487.
[12] “UNICEF Urges All Countries to Provide ‘Super Dads’ with Paid Leave”, https://news.un.org/en/story/2018/06/1012152
[13] Brian?Heilman, Ruti?Levtov, Nikki van der Gaag, Alexa Hassink and Gary Barker (2017) State of the World’s Fathers: Time for Action. Washington, DC: Promundo, Sonke Gender Justice, Save the Children, and MenEngage Alliance.
[14]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Gender Gap Report 2018，Geneva, 2018, p.10-11.
[15] Linda Haas and Philip Hwang. “Policy is not Enough—the Influence of the Gendered Workplace on Fathers’ Use of Parental Leave in Sweden”, Community, Work & Family 2019,?22(1), pp.58-76 ·?
[16]吴帆. “欧洲家庭政策与生育率变化——兼论中国低生育率陷阱”，《社会学研究》，2016（1），第49-72页。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