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到40年代的现代文学，一般学术界的共识，最重要最成功的文学形象是农民和知识分子。但如果从1902—1903年梁启超、李伯元开始读上世纪中国小说，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晚清小说主要写的是官场。而且1942年以后，“十七年文学”及80年代以后的小说，官员（干部）也一直是重要人物形象。这就迫使我们要重新思考上世纪文学之中农民、知识分子和官员的三角关系。

晚清小说主要描写官场，“五四”小说主要关注国民性，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同时描写官场与国民性。

一　30年代中国最杰出的幽默短篇小说作者

《华威先生》1938年4月16日发表在《文艺阵地》，这个期刊的背景需要回顾。1937年的10月，茅盾从上海到汉口，想编一个抗战期刊，之后战火连天，作家到处流离——汉口、长沙、南昌、杭州，又到上海、香港、广州等。

到1938年2月，茅盾在武汉决定办《文艺阵地》，当时邹韬奋也在。在长沙，张天翼就交给茅盾《华威先生》的稿子。之后茅盾到广州，想在广州印这个杂志，但情况又有变化，萨空了邀茅盾到香港编《立报》副刊，所以《文艺阵地》是在广州排成，在香港出版。

因为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文艺阵地》的创刊号引起强烈反响。《文艺阵地》18期以后，由楼适夷代编，编务后来又移到上海，40年代被查禁。茅盾又在重庆复刊，最后在1944年停刊。这是一个典型的抗战文艺期刊，也是香港文学的一部分。不过在香港大概很少人认为《华威先生》是香港文学。

张天翼（1906—1985）早年读北大，1931年加入“左联”。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将张天翼与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放在一样高的艺术地位，认为他是“30年代中国最杰出的幽默短篇小说作者”。多年之后，夏志清还很遗憾人们没有足够注意他对张天翼的特别推崇，“在同期作家当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对于人性心理上的偏拗乖误，以及邪恶的倾向，有如此清楚冷静的掌握。他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冗长的段落结构，他只是以精确的喜剧性来模拟不同社会阶层的特征。特别他运用起方言来，那绝对精彩。我每次都要提到他，可就是没有多少人响应。我明明讲了四个人，可大家后来只提前面三个，就是忘记了张天翼。有人说我……凡是共产党的作家都不好，这其实是冤枉，张天翼不就是左翼作家吗？” [1]

二　永远在“忙”的华威先生

现代文学人物中，我们会用来形容现实生活中人，第一就是阿Q，第二就是华威先生。比方说某人有“阿Q精神”，也会说某人像“华威先生”。这是一个常常可以在周围发现的典型人物，甚至也可以在自己身上发现华威先生的特征。

小说第一段，“转弯抹角算起来——他算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叫他‘华威先生’。他觉得这种称呼不大好……‘你应当叫我威弟。再不然叫阿威。’”

“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暗示叙事者“我”和华威先生有关系，都在官场，常常一起开会，而且也沾亲带故，又有距离，“我”只是观察者，没有太多评论，只是描述华威先生的行动、举止、表情、谈吐，语气之中渗透讽刺。

华威先生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忙——不是真忙，而是显得很忙。这是他的特点，还是官场中人的一般特征？

“我们改日再谈好不好？我总想畅畅快快跟你谈一次——唉，可总是没有时间。今天刘主任起草了一个县长公余工作方案，硬叫我参加意见，叫我替他修改。三点钟又还有一个集会。”……

“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硬要请我到汉口去一趟。这里全省文化界抗敌总会又成立了，一切抗战工作都要领导起来才行。我怎么跑得开呢，我的天！”

于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车。 [2]

接下来是外貌描写——挟着公文皮包、拄手杖戴戒指、包车必须快跑。“据这里有几位抗战工作者的上层分子的统计，跑得顶快的是那位华威先生的包车。”“他的时间很要紧。他说过——‘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接着掏出表来看一看，他那一脸丰满的肌肉立刻紧张了起来。眉毛皱着，嘴唇使劲撮着，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敛到脸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难民救济会去开会。”

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也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面忙、一面抱怨忙的人，或者说，我们自己也会不由自主地抱怨。中国人见面打招呼，通常是——“吃过饭了没有？”或者——“最近好吧？”又或者——“最近忙不忙？”怎么回答呢？看关系远近。如果关系一般的同事、朋友，我们通常说——“忙啊，忙不过来。”其实不一定真忙。碰到好朋友，也许我们就说——“无聊，无所事事。”为什么大部分情况我们要装得自己很忙，貌似抱怨，实则炫耀。出租车司机、餐厅营业员，真的很忙，却不会炫耀。显得很忙，通常是强调有很多会要参加，忙于出差、接项目、做生意，特别是见领导。忙，说明有价值，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在学术界，在商界，尤其是在政界，在官场，忙就是一种身份一种地位。忙什么，忙出什么成果，反而不重要了。

晚清小说写官员，主要描绘贪，较少强调忙。忙，作为官场时髦甚至职场美德，可能还和现代社会制度与官场问责形式有关。中国士大夫传统，当然也有鞠躬尽瘁的例子，但太忙碌也可能代表太功利，高手能人有时故作清闲状。华威先生的忙，是民国新官场新气象。

但忙也好，闲也罢，官场核心还是权。权，则必须在众人他者态度中才能确定。“照例——会场里的人全到齐了坐在那里等着他。华威先生的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他先前那副忙劲儿好像被他自己的庄严态度消解掉了……什么困难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来。他并且还点点头。他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对整个集体打招呼。会场里很静。会议就要开始……华威先生很客气地坐到一个冷角落里，离主席位子顶远的一角。他不大肯当主席。‘我不能当主席，工人抗战工作协会的指导部今天开常会。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议也是今天。伤兵工作团也要去的，等一下。你们知道我的时间不够支配：只容许我在这里讨论十分钟。我不能当主席。我想推举刘同志当主席。’”

虽然不做主席，却能推举主席。样子要低调，权力要保持，这是新官场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晚清小说里，官员对上当然恭敬无比，但鲜有对下也装作（哪怕只是装作）谦逊姿态。将上下级关系的貌似平等也作为官场游戏规则，应该也是“现代性”的追求。华威先生推举了主席，却要求主席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平等谦逊姿态装得不太像，两分钟以后他就打断了主席的话说——“我现在还要赴别的会，让我先发表一点意见。”这种情况重要的不是他说什么，而是他在显示或验证自己拥有打断别人（哪怕是主席）的权力。官场里的权力有时不在于说什么做什么，而在坐在哪里，迟到早退，说话时留着人们鼓掌的时间等形式因素。

“我的意见很简单，只有两点，”他舔舔嘴唇，“第一点，就是——每个工作人员不能够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紧工作。这一点不必多说，你们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们都能热心工作。我很感谢你们。但是还有一点——你们时时刻刻不能忘记，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他又抽了两口烟，嘴里吐出来的可只有热气。这就又刮了一根洋火。“这第二点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你们只有在这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抗战工作才能够展开。”

话还真不多，就讲两点。直接道出新官场文化在“忙”与“权”之外的第三特征，那就是“一个中心”。第三特征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从李伯元笔下的晚清官场，到张天翼小说里的抗战会场最关键的传承。反复重申一个中心，就是不允许有反对意见。

……“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挟，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可是“到门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你们工作——有什么困难没有？’他问”。人们要说，他又没时间听了，要人们去他家。一个长发青年抱怨：“星期三我们到华先生家里去过三次，华先生不在家……”华威先生说，“你们跟密司黄接头也可以。”然后他就去了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场。那里会已经开了，他拍手打断会议，说我还有会，让我先讲两点，又是第一，工作要努力，第二，认清一个领导中心。

五点三刻，他到了文艺界抗敌总会的会场，先和一个小胡子密谈了几句昨晚喝酒的事情，之后主席就打断别人发言说，让华威先生先说，他又在讲领导中心的重要性。

小说里描写的情况有两种可能，一种华威先生确是威权人物，真有实权，所有这些会议非他到场不可。他到了，会议的级别就提高了，就可能有实质性的协议。他兼了这么多的委员会，什么事都离不开他（也说明他对别人都不放心都不放手，整天提醒大家只有一个领导中心）。

还有第二种可能：这些会他到不到其实没多大关系，又是抗战文艺，又是妇女，又是通俗文艺等，和党务或军事会议相比，似乎都也不大像战争年代的重要议题，只是因为他资格老、关系多，才到处要插一脚。是为了满足个人虚荣心，也是一种官场上的浮夸作风，如此而已。越忙，越说明地位虚弱，朝夕不保，其实是官场中的弱者。这便带出了官场形态之四：发言提议越大声越积极，通常是越没实权的人——这也正是官场文学与国民性主题的相通之处，或者说在官场文化中“自欺欺人，被欺者欺人”的国民劣根性秩序颠倒：看似欺人的官员，其实可能正是被人欺负（恐惧被抛弃）的人物。

小说的最后两段尤其精彩，一个是华威先生发现妇女界组织“战时保婴会”竟然没有找他，他便十分生气，找人来问。问话当中，听到有个人又去了一个叫日本问题座谈会。

“什么！什么！——日本问题座谈会？怎么我不知道，怎么不告诉我？”更加发火了，这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

密司黄扶着他上了床。他忽然打个寒噤说：“明天十点钟有个集会……”

最后这个细节，我们不要笑别人，也会看到自己。官场和文化、学术场域不无相通之处，都遵循官本位的基本结构原则。在同行那里，如果听到一个什么学术会议，主办方请我，我也未必去，但居然没找我，本来应该或者可以参加的，我却一点都不知道，没人通知我，这时会不会有一种被忽略、被抛弃的感觉呢？

从这个角度看，华威先生不仅不是个威权人物，而且是一个害怕被人忽略、抛弃的小官僚。或者说即使是威权人物，同时也可能害怕被人忽略、抛弃。小说开篇皮包、手杖，神气活现，到了小说结尾，在床上还要打寒战，怕错过了明天的什么会议，契诃夫笔下的公务员形象，概括着官僚文化的普遍精神。官场文学一旦与国民性反思结合，小说就不仅写华威，不仅写国民党，不仅写官员。

三　《华威先生》会不会被敌人所利用？

小说在抗日期刊《文艺阵地》上发表后，引发了持续两年之久的关于“暴露与讽刺”的文艺论争。林焕平称赞“华威先生”，认为小说表现了一个救亡要人的典型，这类人物在现实中实在不少，张天翼小说是一个有力的讽刺。但也有人批评，早期香港作家李育中说：“在紧张的革命行进和作生死决斗的时期，严肃与信心是异常需要的，接受幽默的余暇是太少了。何况幽默有时出了轨，会闹出乱子的，伤害着严肃。” [3]

有学者认为李育中的观点是受了郭沫若浪漫主义抗战文学主张的影响。郭沫若当时认为抗日文艺应该正面宣传，以鼓舞信心为主，而《文艺阵地》的主编茅盾就比较重视对国民黑暗性的写实批判意义。抗战初期茅盾也曾经到过武汉，董必武问他愿不愿意留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政治部第三厅都需要人。茅盾说，做这种工作我是外行，我还是去编杂志，写小说。后来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领衔的是中立派老舍。鲁迅去世以后，为什么是“鲁、郭、茅”，而不是“鲁、茅、郭”呢？按照政治资历，茅盾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文学成就《子夜》也不在《女神》之下。当时是周恩来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华威先生》引起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茅盾和郭沫若在抗战文艺思想上的一些分歧。

小说发表几个月以后，增田涉将它译成日文，在日本的《改造》期刊上发表，“编者按”借机诋毁中国抗日，用这个小说来鼓舞日本的士气，所以更引起了中国文艺界的讨论了：战争期间，暴露抗日官员都是这样虚荣，这是否帮了敌人的忙（类似问号今日还有）？

离开特殊的战争背景，我们在《华威先生》里却可以读到民国官场的四个特征：忙，权，中心，害怕。

这只是抗战中的官员吗？这只是讽刺一个官员很忙，到处开会，看上去很重要，实则是怕失落？这样的官员是不是跨时代的呢——到了50年代初，有人问张天翼这个问题，说小说描写官僚主义是不是有现实意义？张天翼马上否认说，这只是写抗日战争的官员，只是讽刺国民党的官员，没有别的意思。

“没有别的意思”，后来张天翼一直写儿童文学。

[1] 季进：《夏志清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

[2] 张天翼《华威先生》，《中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现代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香港：香港三联书店，2005年，475页。以下小说引文同。

[3] 李育中：《幽默、严肃和爱》，引自苏光文编：《文学理论史料选》，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228页。原载《救亡日报》，1938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