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曾有一个欧洲人，不知他是在卡萨布兰卡抑或是在拉巴特下的飞机，反正一下子来到了非洲北部的摩洛哥。

看着满眼浓郁的绿色，打量着海边的青青山影和田野，咦，怎么没有沙漠呢?他怕飞错了地方。

他拉住一个摩洛哥人，着急地问：“骆驼在哪儿?”

摩洛哥人笑了。

1—RIf

我和他差不多。

在登上这片土地之前，我也把阿拉伯的北非，想象成一片大沙漠。只是在到达之后，当自己完全身处不见骆驼、满目青绿的景色之后，我才明白了：摩洛哥的标志并不是一头骆驼，而该是一个别的。是什么呢?反正要包括海、绿色，和一棵树。

当然，沙漠是有的，骆驼也不少，但那都是可怜的南方的事。而在北部，沿着地中海的黧阜山区(RIf)，被阿拉伯地理学称之为马格里布(阿拉伯语：日没处，黄昏)的天地，是红松林和橄榄树点缀的、略显荒凉的绿色世界。

由于黑非洲一词的流行，不少人把地中海南缘的黧阜山区，称作白非洲。不过这种表述指的是人的体质面貌，而没有描写地貌——柏柏尔和阿拉伯人的故乡，由于它的橄榄林、大草原，延伸千里的荒野，或许该把它叫做绿非洲?它是非洲的一角，但并非一派黄沙；它是说阿拉伯语的摩洛哥人的祖国，但并不是黑人；它是最古老的穆斯林世界之一，但不是僵硬思想的产地。

自从得土安(Tetuan)搭上便宜的长途汽车，我就沉醉在惊喜之中。

在非洲看见绿色，人会觉得心情快畅。两眼望不尽让人舒心的绿色。习惯了西海固萧杀景色的我总是觉得奢侈。那些松树棵棵巨大。它们没有什么规划，到处随意生长。在西班牙常按株距行距栽种的橄榄，在这里棵棵独立，恣意蓬勃着枝干。在湿润的乡间公路上，两侧是红的土壤和绿的草地。时而低缓时而耸拔的山峦间，星点坐落着刷白的房子，高处有一座方形寺塔。半生以来我盼着抵达一个穆斯林国度，为着给自己心中的西海固和新疆一些参考。此刻大巴车摇晃着，六合八极都是真正的阿拉伯世界。

嘿，马格里布，我总算踏上了你的土地。

随意耸立的黧阜——后来我不断地从博物馆，从人的讲述中听到这个地名。我至今没彻底弄懂黧阜的含义，究竟Rif就是山区，还是大山的名字叫做Rif。

平常似乎人们都忘了它，温和的摩洛哥人一般不谈政治。即便话题涉及外省，也顶多说几句卡萨布兰卡或马拉喀什。可是，只要谈话里出现了反抗或者异议，黧阜这个词就出现了。你会不断地听见——法国殖民统治时期，黧阜的反抗非常激烈……西班牙军事占领时，黧阜的柏柏尔英雄……

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隔海的邻国，曾经交叉着对摩洛哥实行过殖民统治。只看过美国电影《卡萨布兰卡》的中国人，不知道摩洛哥也有民族英雄。

穆斯林的反抗，往往爆发于自尊。一位名叫阿卜杜克里木的知识分子，原来是梅里亚(Melilla，至今被西班牙占据)上流社会的一名法官。他起义的导火索，是一个西班牙人打了他一个耳光。侮辱是不能容忍的，山区的英雄出现了。他发动了反抗殖民主义的起义，于1920年建立了共和国。1926年被法国人抓住流放，后逃亡埃及避难。他在北部非洲享有极大荣誉；他逝世时，埃及总统纳赛尔为他举行了国葬。

就这样，只要提到一段历史，黧阜这个词就在人们嘴上频繁出现。我心想这大概很自然。从来都是这样：革命或反叛需要山区。

这种大山的绿色，并不是那种浓翠欲滴的绿。它掺杂着灰，又有些蓝，呈着多少的冷峻。山的形势也费人猜想，它有点不规则，时而耸起来半片峭壁，而低缓的漫坡就在山脚下一望无际。大草原和耕种了的庄稼地也不易区分，它们都不事修剪，随处高低，夹杂着自由主义的、散乱的白房子。

大山从刚刚下了海船的地方就开始了。从丹吉尔到休达，又从拉巴特到丹吉尔，我回想着数着，满意地算着自己一共穿行了几次。奔走在这片粗野的山林，人能同时感觉渺小的自己、和伟大的马格里布——非洲的西北角。这里不像那种使人迷糊的地方，在这片山里走着，地理的方位感简单鲜明。左右通向哪里，山外是海还是陆地，人能做到清楚的判断。难道不是吗?我闭眼也能看见地图——大陆的北端戴着一顶尖翘的草帽，而如虫如蚁的我，正爬着非洲的尖帽子。

古典的英雄，大半在山区寄身。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暴行使人深省的是：当霸权和法西斯装备了高科技杀人武器以后，一种绵亘于许多时代的、英雄和反抗的古典，正被逼迫着迎面改变。母亲般的大山，已经再不能庇护游击队和避难的儿子——但并非暴君和帝国从此可以为所欲为；因为英雄和正义的传承，也是人类的基本生产之一。人一定能战胜高科技；新时代的英雄，就快要诞生了。

独自冥想着，眼睛在柔和的绿视野中，得到了罕见的休息。黧阜的荒山野岭起伏涌涨，如深沉的渴望在鼓动。它沿着地中海绵延开去，一座座向着远方次第耸起，仿佛在环卫着贫穷的东方。

你难道是东方世界的长城?

难道整个包括我们中国的东方，就是以你为屏障?

在摩洛哥朴实的脸上，没有回答。它显然对这样的发想并不关心。显然它对自己演出过的历史不感兴趣，它关心的是别的。你是一个谜，虽然你对我大门敞开。我望着重叠的山影，觉得若要洞知，恐怕要从头开始——要把一生投入浩渺的学习。黧阜的门虽然打开了，但黧阜的心正离得远。它不擅交谈，对语言厌倦。虽然橄榄树野性十足，山峦之间的村庄一片繁荣，但它不愿被你破例，它有更深的思路。

一定是在一次伤痛之后，它就关闭了内心。表面不露声色，缄口断绝诉说。那么我就只能祈求感觉的触角，我只能托靠感悟。我用多面的学习补充，盼它能敏感又锐利。我不相信这片大山真的这么老实巴交——好像黧阜的英雄早已一去不返，好像柏柏尔的战士，早已只是传说。

2—CHefbllsv3m

捏着一张写着地址的小条，我们在茶畹(Chefchavml)下了车。

没有听一些中国人的劝告，我们坚持乘最低等的长途班车来到这儿。挤在满车的摩洛哥人中间摇晃一路，心情经历了从紧张、警戒，变得放心、欣赏，最后到喜爱、赞叹的全过程。为了摩洛哥的长途车，值得写成一篇生动的散文。这经验几乎和在新疆一模一样。车到茶畹，我们满意地下了车，用自己人的口气问路，打听一个将接待我们的地址。

沿着上坡的坡道，一面缓缓走着，一面看着转过山脚的风景。这小小山城的民居盖得疏松，雪白的房子，天蓝的门窗，耸着枝条的橄榄树，交错着拼接在一个鞍状的山谷里，给人奇妙的感觉。人们很亲切，我也右手抚胸，不断说着问候语。

茶畹的朋友是一个裁缝，他已经接到电话，正在等我们。 那天他家的客很多。 我们为了和他交流，要等很长的时间。但是在一边倾听和观察，是比被迫滔滔不绝好得多的角色。应当说，他是一个相貌凶恶的汉子，他的脸和眼使人联想一条狼；只不过，是一条套着摩洛哥长袍的狼。

轮到我们了。他的开场白很有个性，第一句就说：

“我是在监狱里加入伊斯兰教的，我原来的国籍是葡萄牙。”

你说，这怎能不使投奔他的我屏神凝息。

静了半晌，我迟疑地问：

“你愿意告诉我，为什么你做这样的选择?”

狼脸人不假思索地回答：“在那边我走投无路，而这里收容了我。而且……我估计我的祖先是个摩尔。”

我们被安顿在另一条小街，那儿有一座闲置的屋子。

家屋很大，有三四个房间。蓝紫调子的瓷砖，沿墙舒适的靠枕，一切花纹和情调，都是阿拉伯式的。推开房间的窗子，群山环绕的四周，野草山坡间有成片的白房子。能看见山腰行驶的汽车，所以可以判断那似隐似现的是一条路。山洼升起为一个鞍形，鞍桥愈升愈高，如两个翘起的牛角。最后牛角尖化成一座悬崖。在那峻峭的崖顶上，矗立着一座小小的、方形的唤礼塔。

天色已晚，暮霭中的方塔遥远地矗立着，在众山拱簇中，微弱地镀着一抹金彩。小城一派静谧。收拾完了已是入夜时分，我们舍不得休息，寻着灯光，找到夜市，吃了烤得香脆的粗面馕，和两盘美味的“达津”。

第二天兴致勃勃地逛茶畹。领路的就是改宗伊斯兰的葡萄牙囚犯。他虽然其貌如狼，但接触了半天我发现，其实他性格内向。他的狼脸上，有一双眼睛稍带迟疑的神情，那眼神是诚恳的。

祖先是个摩尔，我想，他说的是摩里斯科吗?

我问：兄弟，什么是摩里斯科?

他说：就是我们。一些先关在监狱里、然后又被驱赶的囚犯。

我们随着狼脸，在集市上闲逛。

他说：他在监狱里，一直梦见一个山中小城。可能是因为孩提时，在祖母常哼的摇篮曲里有过一个山中小城。那座小城坐落在一片苍翠的山里，那座山像一个马蹄。出了监狱他就渡海来到了摩洛哥。当他一眼看见茶畹时，就觉得自己梦中的地方到了。

——这样的话，后来我一再听不同的人、主要是听西班牙人讲过。失去了家乡的人循着梦的指引，最后到达了某个地方。这种故事诱人捉摸。我不由得对茶畹另眼相看。茶畹，它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小城呢?

本来打算跟他去爬山崖上的方塔，结果走走谈谈，一天时间都花费在旧城里。

白房子，蓝屋门，婉蜒的小街，蛛网般的老城。那些迷宫一般的、蓝漆涂染的小巷，怎能使人不着迷呢。居民和菲斯一样稳重又礼貌，但小城却没有菲斯的喧嚣。听狼脸同伴介绍，茶畹似乎正是黧阜山区的代表。它是为了抵抗葡萄牙人的侵略而筑起的一座城。有一座红褐石头的城堡，叫Al-Cazaba(城堡)，现在是博物馆。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所有西地中海的列强都来了。它们可真是争先恐后，我暗想，能从对面这些虎狼邻居的尖齿利牙下独立，可见黧阜和摩洛哥都不可小觑。

次日继续在茶畹玩。

狼脸是个罕见的健谈家。稍微使人不安的是他的相貌装束。他披着一件粗毛的摩洛哥长袍坐在我对面；看不见眼睛，深陷的眼眶里闪着两点亮光。

他说这儿有许多圣裔的家庭，他们的姓氏前都冠着“西迪”(Sidi)称号。我猜他说的大概就是我们常用的赛义德(Sayid)，人们总是对这个词有不同的读音和转写。摩洛哥的圣裔，都源自穆圣外孙哈桑的家族，他们是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或者留名于政治，或者成为宗教长老，把起源于摩洛哥的沙孜林耶教团繁衍向全世界。

没听说过阿布杜赛俩目山么?狼脸问，那是沙孜林耶的圣地。

他显然已经深深进入了这个世界。

转悠的圈子，扩大到茶畹的外围。牛角状的山洼当中，深陷处流淌着一道湍急的激流。它轰轰地冲撞着石头，溅起的水沫如白雪一样。 狼脸一路上滔滔不绝，兴奋时他喜欢不开口，只是使用有力的手势。等我们看惯了那条河，并且对那条河的湍急丰沛渐渐刮目相看、终于感到吃惊以后，他先用手指指眼睛，然后把手用力指向湍流。

“AlRahmanu!……”他大声地赞叹着。

这个词是真主的美名之一，含意是“慈悯”。我明白他是说，这条河和这个叫做茶畹的天地，是赐予他的、真主的恩惠。

确实如此，这座山里不但有水量丰沛的溪流，而且，狼兄弟告诉我们，眼前这座牛角状的大山底下，完全是一个空洞。河水在地下奔腾，夜里能听见整座山都轰然有声。地下河从地底一直通到山的那边，饮之不尽，汲之不竭。

为了上山，要几次跨越急速的溪流。一个接着一个的磨坊，架在跌滚而下的溪水上。系着红白条裙子的柏柏尔妇女，浑身粘着面粉忙碌着，磨面或者烤馕。遥远的伊拉克此时正是战云密布，这使人看着眼前的安宁，有一种心疼的感觉。在一个山涧旁的空场上，一群摩洛哥小孩叽叽喳喳，正起劲地摆弄一个花架牌子。

那牌子上，用鲜花拼着一行阿拉伯文：“节日吉庆和幸福”。读着我想，刚结束的古尔邦节，想必一定使孩子们很快乐。

3—Mor／sco

十五世纪末，时不我再，国运衰微，绵延八百年已到苟延残喘的安达卢斯时代，前定已经到了终结之日。

1492年，最后一个穆斯林王国——格拉纳达投降了。清真寺顶上的月牙被拆下，换成了天主教的十字架。按照著名的格拉纳达受降条约，交出宫城之后，末代君王波阿卜迪勒将受到优待；所有穆斯林将保持信仰的权利。

在这份条约中，签字的天主教国王信誓旦旦。最重要的一款大致有这些内容：

——国家保证摩尔人国王及其臣民按照自己的法律生活；

——不允许剥夺摩尔人的清真寺、赶走宣礼人。不允许侵犯清真寺的不动产和收入。未经伊斯兰教法家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摩尔人礼拜的清真寺，否则将受到惩罚。

——不允许干扰摩尔人的生活习俗。

——永远不得强迫摩尔人像犹太人一样在衣服上佩戴标志。

——基督徒的肉铺必须远离摩尔人的肉铺，两者的给养不得混合。违反这一切者将受到国王陛下的惩罚。

……

但是，誓言很快就被背弃了。

强迫改宗的第一个浪头，是在格拉纳达掀起的。1499年，红衣主教西斯内罗斯居然不顾格拉纳达当地政府的劝告，命令摩尔人(这个词汇现在还在出现和使用着，比如在菲律宾。它原是西班牙人对阿拉伯穆斯林的称呼，后泛指穆斯林)——放弃伊斯兰教的信仰，改宗天主教。

这个行为，违背了他自己主子、西班牙的天主教两陛下的诺言和条约。格拉纳达郊区摩尔人居住的阿尔巴辛立即发生了暴动。西班牙国王一面镇压暴动，一面发布了不同意主教决定的文告。当然，不过是虚伪的做戏而已。

强制弃教改宗的运动，被推行了。

宗教只是人的形式，百姓的本质是存活。这场在世界史上非常著名的改宗运动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效果，也许永远都不能说清了。“留头不留发”，可能大部分穆斯林还是为了活命，渐渐变成了今日的西班牙人。也可能大部分人都潜伏忍受，安达卢西亚的伊斯兰教成了一种地下的、秘密串联的组织。还有可能上述两者并存——因为他们后来都走了，没有留下供后人观察。他们走了，当他们在一夜或者两三天后抵达茶畹的时候，他们已都是穆斯林，都是受难的摩尔，如此而已，没有谁改宗过——就像没离开西班牙的人，家家都说自己是正牌基督徒，没有谁当过摩尔一样。

改宗天主教以后的摩尔人，被称为摩里斯科(monsco)。这是一个西班牙语词，它的含义是“小摩尔人”。

他们被强迫改宗的过程，不用说，充满了被侵犯、被剥夺、被侮辱的悲剧。压迫使反抗愤而掀起，反抗又被当做借口招致压迫。1566年，对一种文明的判决下达了：摩里斯科人的民族服装被禁止，特别是女性被禁止佩戴面纱。给欧洲以文明开眼的阿拉伯浴室被封闭。不消说，秘密的伊斯兰教仪式更被当做“非法活动”，受到恐怖的镇压。最后，人们白头讲的阿拉伯语，也遭到了禁止。

是一段不为人提起的黑暗史。它的具体的细处，或者为人熟视无睹，或者被人有意隐瞒，既没有文献野史可供征考，也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只是净化了的尽头有一股森冷，热烈的民族天性，如今噤若寒蝉；只是从后来完全消失了当时的口语，语言呈现着最彻底的卡斯蒂里亚化；只是从今天真的没有不同信仰的存在，辽阔的半岛上每一个角落都矗立着主教堂、而不存在哪怕一户穆斯林家庭——怀疑着寻访的人，才慢慢嗅到了血腥味。事物发展的逻辑，语言、宗教、生性的剧烈变形，刻画出了过程的恐怖。

即便后来有些许资料出土，应当说，秘史还是遮在铁幕背后。

布罗代尔引用过一封信件，这封信是西班牙国王派驻法国的大使写的。他说：摩里斯科人是在暴乱，但这是天主教一方对他们的凶狠骄横导致的。当人们被抢劫其财物，霸占其妻女的时候，他们该怎么选择呢?大使说：一个村庄集体上诉，要求撤换该村神父，因为他无视一切天主教的规矩，把全村的摩里斯科女性都当做泄欲的性奴!

——神甫把全村女性都当作了性奴……这样的例子，超出了腐化苛政的轮廓。通常中世纪的堕落的神父干坏事是很麻烦的；需要许多名义，需要竭力掩饰。而大使信件里描绘的这个神父，却分明是一个闯进女孩小屋的妖怪。他从哪里获得了可以当妖怪山大王的自信?他为什么坚信绝对不会遇到抵抗?资料中的逻辑清楚地摆着：他受到了一种时代的煽动挑唆，他得到的唆使，在催促他去放纵兽性做蛇做蝎!

遭受霹雳天祸、受尽欺凌侮辱的人们非常清楚：不是因为他们偷盗，不是因为他们舞弊，更不是因为他们不交税款或者亵渎了神圣。美好现世突然对他们变成了油锅火狱的原因，没有别的惟有一个——

伊斯兰的信仰，就是他们的原罪。

既然如此抵抗就是合法的；别的尚可以一时忍受，对人心和信仰的如此强暴，只会招致暴力的反击。何况——这一边又是血性最烈的人！

1568年暴动席卷了西班牙南部。次年即1569年，西班牙见势头不好急忙换帅，凶残的奥地利人堂·胡安充任了统帅。他使用残忍的手段，在军事上逐渐夺回了对叛乱百姓的优势。到了1570年，战事大致结束了。

当年就颁布了驱逐全部摩里斯科人的命令。

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1996，吴模信译，本文略称《地中海史》)中写道：

1570年4月，叛乱分子开始成批投降。……甚至上一年，即1569年6月，驱逐行动已经开始。格拉纳达的3500个摩里斯科人(从10岁到60岁)已从首都运送到附近的芒什省的首府。1570年10月28日发布了驱逐全部摩里斯科人的命令。11月1日，这些不幸的人遭到围捕，被捕后排成长队，带上苦役犯的镣铐，流放到卡斯蒂利亚。……大批移民——加利西亚的、阿斯图里亚斯的或者卡斯蒂利亚的——约12000个农户，成群结队来到格拉纳达的已经走得空无一人的村子。与此同时，从被征服者那里掳获来的战利品出售给领主、寺院和教会，据说国王从中获得巨额钱款。……并非所有的摩里斯科人都离开了不幸的王国，某些人去而复返，1584年，又得重新驱逐他们。……

但是，人可能在战争中投降，却很难在精神和情感上被打败。大难临头的摩里斯科人伪装俯首改宗，但他们从来不做弥撒，从不做天主教的忏悔。他们把小孩藏匿起来，以逃避小孩被强迫受洗。他们不接受临终的涂油礼仪式，随处流浪，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抵抗对他们的野蛮同化。

1590年国务会议向国王提出几项狂热的建议：把摩里斯科人的小孩同他们的家庭分开，以便把这些孩子交给领主、神父或负责教育孩子的人；处决最危险的分子；把在卡斯蒂利亚安家落户的格拉纳达人驱赶回他们的老地方，把他们从国家的中心赶走，把他们从城市赶到农村!……自从5月5日后人们谈到干脆驱逐他们。西班牙国王从前对犹太人这样做过，并因而获得神圣的名声。

于是，大约在百年之后，以一两次无法忍受歧视的摩里斯科的造反为借口，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种族大驱逐发生了——全部改宗的新天主徒，不管被改造得虔诚与否，不管他们是前穆斯林还是前犹太教徒，都必须在限定的时日里，全部从西班牙半岛离开。

这就是史上著名的、西班牙的驱逐摩尔。

1613—1614年，胡安为绘制地图走遍这个王国。他多次在笔记中记下荒芜人烟的村庄的凄惨景象：在隆加尔斯，1000个居民只剩下16人，在米埃达斯，700个居民只剩下80人，在阿尔法门，120个居民只剩下3人，在克兰达，300个居民只剩下100人……非常拥护这一驱逐行动的瓦伦西亚大主教在进行驱逐的时刻却问道：以后什么人为我们做鞋子呢?摩里斯科地区的封建领主寻思，以后什么人种我们的地呢?

无法确认的数字说，被驱逐的摩里斯科达八百万人。为驱逐行为辩护的数字则说只有区区三十万人。被逐难民渡海而来，大部分投奔了摩洛哥。大概，在地中海南岸接受难民的蹿洛哥一方的数字，该是比较客观的——三百万人。

这是使人哑然失语的、一种古怪的野蛮。

所以，无论《阿拉伯通史》的作者希提，还是《地中海史》的作者布罗代尔，一直到日本的堀田善卫，都对驱逐行为严加鞭挞。谴责不人道的种族驱逐，已是近代以来欧洲进步知识分子的共识。十六至十七世纪之交在西班牙发生的对一个民族的驱逐，甚至伤害了普遍的人心。堀田在写到被改建成天主教堂的科尔多瓦大清真寺时，厌恶地把在大寺中央增修的华丽教堂称做“瘤子”。厌恶的描写背后，藏着驱逐弱者的行为所招致的广泛厌恶。西班牙将因其种族驱逐的行为，长久地得不到历史良心的宽容——因为，即便人们没有下意识地抱着对穆斯林的同情，他们也抱着对穆斯林文化的美感的同情。

希提的《阿拉伯通史》在结束对辉煌的西班牙穆斯林时代的生动叙述、在一编末尾笔锋触及驱逐事件时，这样严厉地说：

自格拉纳达陷落，到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约有三百万穆斯林被放逐，或被处死。西班牙的摩尔人问题，永远解决了。从而清楚地打破了这样的规律：阿拉伯文明在哪里扎根，就永远固定在那里。摩尔人被放逐了；基督教的西班牙，像月亮一样，暂时发光，但那是借来的光辉；接着就发生了月食，西班牙一直在黑暗中摇尾乞怜。

中国的读者可能从未听说过这些。考人大学的历史系十年寒窗，但是老师不讲、书上也不写。没有谁听说西班牙曾有过绚丽的穆斯林文明、没听说过以科尔多瓦为代表的安达卢斯地区曾经出现过世界文明的顶峰。当然毋庸赘言，更没听说过八百年之后、创造了这文明的主角居然被驱逐干净。

但是中国人并非不能理解这种历史。从对统治者的心理，到他们残暴的方式，在中国一切都似曾相识——尽管江山牢固，但是他们恐惧。他人的美好，民众的尊严，使他们不能安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龌龊基因，是东西一致、国际接轨的。

《地中海史》如下总结：

首先是因为摩里斯科人仍然无法同化。西班牙采取行动，不是出于种族仇恨，而是出于文明仇恨和宗教仇恨。它的这种仇恨的爆炸——驱赶——是它对自己的软弱无力的供认，其证明就是摩里斯科人根据具体情况，在一两个世纪或者三个世纪以后依然故我。服装、宗教、语言、有回廊的房屋、摩尔人的浴室等，他们统统保存下来；他们拒绝西方文化，这是冲突的核心。……仇恨的巨浪不能卷走已经永远在伊比利亚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的一切事物。这些是：安达卢西亚人的黑眼睛、数以千计的阿拉伯文地名、几千个已经进入从前的被征服的种族的词汇中的词。

——被驱逐的摩里斯科，不幸的安达卢斯难民，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呢?

从茶畹的山腰俯瞰下去，几个柏柏尔女人正闪动着红白相间的裙子，在溪流上的洗衣房里忙碌。在她们身旁，那群小孩还在搬挪一个节日的牌子。

摩尔接受了小摩尔。非洲的荒莽大陆，就如贫寒的母亲一样，接纳了被侮辱和被驱赶的儿子。

在非洲大陆北缘靠西的海岸线上，从摩洛哥到阿尔及利亚，许多地点都是当年摩里斯科人的收容地。而其中之一就是茶畹。

4—Al Rahmanu

这一天太阳火烫，山道上走着一些金发碧眼的欧洲游客。狼脸阴沉着，不与他们搭言，就好像他已完全和欧洲一刀两断。而游客们，看得出心境和经济都有余裕，显然还没到思考归宿的地步。

洗衣场建在瀑布边上，汹涌的水冲过一个个石头砌的搓板和水槽，而柏柏尔女人就站在激流中大洗特洗。汹涌的地水不管不顾，只知从洞孑L岩缝冲出来，疾疾地奔腾而去。那些白种游客好奇地爬上来，一处处地看柏柏尔妇女的洗衣场和磨坊。倒是没有什么语言障碍：摩洛哥人几乎都会说法语，黧阜人则还会讲西班牙语。

离开山中河流以后，声浪嗖地被抽掉了，茶畹回到了宁静。小城的广场上飘扬着摩洛哥的国旗，大红的旗子上有一颗橄榄绿的五角星。旗子抖擞着，今天，往事都是过眼烟云，一切都已风息浪止。’

狼脸兄弟说：我知道最重要的去处。

我们随着他，一转角走进了热闹的集市。本来，选择茶畹就是为了解摩里斯科的故事。但这个不可貌相的朋友不以为然，他一路说，为什么对摩里斯科这么感兴趣?不就是一场冤罪么?你以为今天改变了么?没有。瞧瞧我吧，我就是今天的摩里斯科：不做异乡的囚徒，回到真主的土地。

他使我感到，有时故事会迎面跑到眼前。穿过一些蓝色的小巷，到了一座比较大的广场。

狼脸说：到了。这儿就是我说的最重要的地方。它是摩里斯科人来了以后盖起的第一座房子，安达卢斯清真寺。

开始我没有捉摸它的黄色的粗琉璃瓦。它的象征意义，其实是以后弄明白的。回到北京以后，有一天我洗照片，突然看见一张从上向下照的、这座寺的鸟瞰画面。

一棱棱的黄瓦，斜着砌成屋顶。升起的高塔的顶端，也戴着一个黄琉璃拼砌的攒顶帽。光滑的黄琉璃，在阳光下发出晃眼的光线。

——怎么这个黄琉璃屋顶这么眼熟?

我盯着图片上那似曾相识的黄屋顶。渐渐的，心里浮起一个熟悉的图案。嘿，科尔多瓦大寺，IaMe2quita的瓦顶就是这样。

我懂了，他们在新土地上，仿造了一座科尔多瓦大寺。他们使用了安达卢斯时代的典型建筑材料：掺杂着褐斑的、粗糙而漂亮的黄琉璃瓦。顺便说一句，近年来许多现代派建筑喜欢模仿安达卢斯风格，比如在马德里，就有好几处这种粗黄琉璃的屋顶。

确实，这座建筑仿造得很像。虽然不可能仿造那座名寺的内部、雕门和前庭——谁有本事再现那森林般的、罗马运来的大理石柱，谁能再造那奇异的马蹄双拱呢?但是很显然，他们一定要实现仿造，他们要在非洲，隔海回忆全盛的安达卢斯。于是他们选择了屋顶。因为原作——科尔多瓦大寺的屋顶设计朴素，只是砌成条棱的、朴素的黄琉璃。

茶畹的安达卢斯之梦……应当说，在颜色和平面两方面，它都与科尔多瓦的原作惟妙惟肖。而且，棱状的琉璃顶是完整的，屋顶中央没有日本作家厌恶的“瘤子”。它静静立在茶畹的中心部，被几个移民街区围绕。

我打量着，初看它一点也不起眼。但是愈看，它愈显出一种文化的准确——白泥勾填着黄瓦的缝隙，间架比例恰如其分。乍看琉璃粗过砖块，但是恰恰它这种配色，烘托了全寺的韵味。特别是那座塔；寺边有座砌成八面的唤礼塔，匀称的体型和穷窘的用料，给人一股难言的感受。它的每一面，都装饰着隐约的双拱洞、雕花窗。凝视着它，不知为什么我被吸引了：在那些线条涂砌之间，流畅里有一股哀伤。

我叹了一口气，说：好漂亮的寺!……它就是你说的，最重要的地方么?

狼脸兄弟答道：人们都这样说!

在摩洛哥，柏柏尔人或阿拉伯人的本地寺，与被驱赶来的安达卢斯人的寺，多少有一些不一样。在摩洛哥，所有名字叫做安达卢斯的清真寺，大都是被驱逐的摩里斯科人修建和使用的。只不过，他们喜欢自称“安达卢斯人”，而很少使用摩里斯科——这个勾起痛苦回忆的称厦乎。

除了这个称呼就再难找到别的遗迹了；来到这里的三百万难民纷纷采来石料，一间一间地砌成房屋，再刷上白色的涂料。这种白房子混入了本地建筑，没有留下多少西班牙的痕迹。在茶畹，这样的白房子栉比鳞次，填满了那座牛犄角山的凹陷。他们在家门口种上几棵橄榄，再喂上两只鸽子。一面铺开的绿草原可以牧羊，也可以种植麦子。和平又在洪水般的灾难之后降临了，剩下的只是用劳作改变穷困。

不幸的摩尔后裔，不，是被迫改宗的摩里斯科，也不，是安达卢斯人——渡过几乎被难民船堵塞的海峡，来到了地中海的南侧。背后的海里还是帆樯拥碰，前面的人已经仓皇上岸。他们忧心忡忡，觉得前途未卜，不知自己的命运。

那是一次大规模的登陆，是沉默或呜咽的登陆。从直布罗陀到阿尔梅里亚，从巴伦西亚到葡萄牙，沿着千里的海岸线，到处都是登陆的帆船。数不清的小舟大船缓缓靠岸，褴褛的篷帆轰然落下，黝黑的影子扶老携幼，如黑色的水顺着陆地边缘洇染。彼岸险恶喧嚣，而这边风平浪静。茫茫非洲默默注视，并未露出惊异的神色。陌生的大陆等着他们，像海洋等着溪流，像敞开的天空等着风。

很难想象登陆时的情景。身心交瘁的摩里斯科们，从一条直布罗陀海峡的南岸，从西地中海南岸的各个地点，弃掉破船，蹒跚登陆。他们看见了密集的白房子、黧阜的绿色山峦，和一座清真寺的方塔。就在那一刻他们变了，不管他们是否曾经改宗，不管他们在那边怎样否认自己的不信、在这边又怎样否认自己的改宗——那一刻他们痛哭流涕，在一瞬之间突然显现了穆斯林的本相。他们变了，突然变成了自己。他们不再压抑悲痛，成千上万的男女扑伏在地，捶胸号啕。

我猜，当发现濒死的自己被收容了，当知道绝望的自己又能再造一个家，当看见新的家乡居然是生机蓬勃的苍苍绿色时，一定有许多人不能自制。摔掉格拉纳达的家门钥匙，搂住树皮粗裂的橄榄树干，他们跪倒在地，大声喊道：

——Ya，A1-Rahmanu!”……

(啊，最仁慈的主啊!……)

我猜，那一天这哭喊的声音一定曾经响彻云霄。褴褛缠身的老幼搀扶下船，密密的赤脚和靴子，水花高溅地趟着海水。改宗的老者跪倒在沙滩上，只顾声泪俱下地诵读经文；年壮的汉子扛着犁铧，已经在隙望安家的地方。从梅利亚以东，到丹吉尔以西，整个非洲北端的滩头上，到处都是从西班牙来的难民。他们的嚎啕哭喊直入云霄，他们的声音一定如同直布罗陀的大海潮一般，不歇冲撞着巉岩海岸和山峦田野。

那天，一双高高在上的眼睛，人类良心的眼睛，一定曾久久注视着这感人的一幕。

回顾那一段往事，人易于感慨天道的无常，国运的不济。但归根结底，最应该指责和慨叹的对象，依然是格拉纳达王国上层的腐化，以及末代国王——波阿卜迪勒的无能。这其实又有些像中国：国运衰微的清末，以及羸弱的光绪。

史料之海也是一片沉默；很难找到这一侧的宣言、对策，以及对源源涌进的、数百万难民安置的记录。

摩里斯科人悄然消失了。安达卢斯人的说法也成了一个历史称谓。他们融化在今日的摩洛哥人之中——他们对这一段历史的态度多少显得漠然。虽是一方主角，但他们不屑批判。他们的心思只在黧阜，这真主恩惠给他们的、生存与避难的绿角。

连摩洛哥人和土耳其人也未必意识到——自从失去了这一道浓郁的山岭，东方就被撕去了屏障。随后开始的殖民主义的世纪，至今还没有完结。不过，伟大的山脉似乎不附和我的观感，我也开始摸到它的思路。重要的并不是历史中的悲剧，不是追杀驱赶，而是俯瞰历史的悲悯，是深沉浩渺的慈爱。

今天走在摩洛哥北部，散漫的黧阜大山依旧四合围抱。它无言地延展着，沿着地中海，葱茏的一派绿色，遮护着贫弱的非洲。它并不发言，只是静静地向绝望者敞开胸怀，显示着一种含义——它简单又深刻，不易概括也难以形容。我只知道它是无限的和辽阔的，远不仅仅只是对摩里斯科和穆斯林，也不仅仅对着阿拉伯和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