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人们常说，书被催成墨未浓。但是提起笔来—一个个黑沉沉的窟窿像眼睛般地在盯着，如陷阱如枪口，我迟疑地抚摸着手里的笔。或者不提及甲和乙，只写丁?写大自然的抚慰，写百姓的人生?可是跳过甲乙、一步到丁的写法是困难的，用甲的认识和情感来描写丁，一句句不伦不类。

在选择了对政治的规避，在选择了对官阶和俸禄的拒绝之后，甚至选择了对任何派门阀党的区别和独立之后，我已经选择了我的文学道路。我以为文化、学术、艺术的领域已经足够辽阔。但是，现实告诉我不是这样。

世界被推向民主，无论如何也只能被推向民主。而今天我们愈来愈感到，民主的最后的敌人就深藏在人的自身、特别藏在人反对异己的行为之中。

是否左翼思想的表达必须为左翼甚至极左的政治负责;是否关于毛泽东或革命问题的思索必须为毛泽东或革命以及政治运动的一切后果负责;是否关于荆轲的审美等于支持一切“国际恐怖主义”和一切流血;是否描写了受尽歧视、压迫和屠杀的中国回民的一点心情，就必须对世上的伊斯兰世界的一切现实负责;是否歌颂古代“洁”的精神就必须对现世的一切不洁负责?

是否理论就等于与这个理论相关的社会、政治和历史的运动;被社会的运动裹挟的个人，是否就等于运动本身;人生而有之的权利，是否包括“极端”的感情表达;如果作家不是使用行为、而仅仅是在王法之内以笔写作，那么究竟能不能达到表达的自由?

究竟人们是否真地承认作家的写作的天赋之权?

但是如今是究明这些原初问题的时候么，读着我迂腐的疑问，那些炎黄精英可能早就哈哈狂笑了。近日作家韩少功的遭遇，深刻地说明着思想的环境。

韩少功并无如我的历史劣迹和可疑背景，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处此群类也难免浩劫。他为屈原怀沙自沉的汨罗，他为文献之邦的楚地和中国，沉吟心血献出的《马桥辞典》，换来的回报竟是一盆污水。只是因为一部外国小说的书名在译成中文时也被叫做“辞典”，于是他对这个病弱文明的举献就被一笔抹成了一个滑稽的丑鬼。纷纷扬扬之中，他被丑化成了小报上的国际小偷，对外国人的书临帖拟作、全盘照搬!我想，若要打倒一个作家，最妙的战术大概不过如此。

韩少功选择了愤起自卫。然而，面对着韩少功的受辱，卑鄙的公允照例慢条斯理地出现了。韩少功被劝解、被开导、被闲话、被憾意十足地摇脑袋、被教育以宽容谦虚的文学常识。已是一张淋漓的花脸，又被粗粗地涂上一个黑边。就像他的同乡人谭嗣同所说，因此而中国所以不倡。

从韩少功在遥远的南国发出的嘶吼中，我又一次听见了良知的痛苦和溅血。我屏息听着，无法感到一丝轻松。至少，很多人比我更清楚∶本来这些毒箭曾经原样地、阴沉地瞄着我。

沉吟良久，放下了笔。对于任何真正的作家，对于追求批判的思想，对于一切企求价值的心来说，如今是墨到浓时，方惊无语。在这个谁都并没有被人强制，每个人都写着他要竭力宣扬的文字，每个人都享有历史漏给的契机的二十世纪之末，我处在依附体制的文化的重逼之中，心中吃惊，不可理喻，找不到我的语言。

我不愿补充说，文学化的思想表达不仅需要自由原则，还需要神领意会，需要心有灵犀。我拒绝由于自己的处境，被迫地逐句解释自己的作品。我不会为了个别的恶意，就急着申辩说，我并不是一个不剩地敌视知识分子，我只是抗议流行中国的某种思潮。

我并不奢想以孤单的微力，获得声音的传播。我准备在他们占据的时代，活下去而且尽力而为。我并不太看重这种语境的压迫，我只想记上这一笔备忘，把一切都托付给遥遥的明天。无疑明天会有公理，良知是伟大而洞察的。会有平和但更是严峻的评判—评判在历史曾经给予机会时，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们的观点和行径。

也许我会不幸言中，如此的民族如病在膏肓，如此的文明会步步衰败。但是人类的公理会感伤地叹息，更会正义地谴责。我相信历史的希望。我坚信人类的良知。我信仰不流血也没有地狱、但是有悲痛批判的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