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美国的专家学者也毫不掩饰地表示，“民主峰会”的真实目的是建筑在“美国优先”的基础上，针对中国、俄罗斯和其他被美国视为战略威胁的国家发动一场带有浓厚“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战争，并意图借此建构一个以美国为首的所谓“反威权主义”的“国际民主联盟”。“民主峰会”把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排除在外，其意图昭然若揭，就是要把那些国家视作美国的战略对手，是必须遏制、围堵、孤立、贬抑和削弱的对象。美国更通过邀请台湾作为“民主”的“模范生”出席“民主峰会”，毫不掩饰表明美国是台湾的“保护者”，为“台独”势力鼓掌打气，力图加深两岸的分裂，并恶意利用台湾问题来挑衅中国。“民主峰会”的召开清楚表明，美国不会真心诚意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不会愿意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反而要竭力争取更多的盟友和伙伴来遏制中国和阻止中国的统一。
然而，从当前美国国内的状况和国际形势的发展来看，“民主峰会”最终只会证明是美国又一次“自暴其短”和“徒劳无功”的反华之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次“民主峰会”是在西方“民主”特别是在美国“民主”深陷难以克服的危机、西方“民主”在全球的吸引力下降、越来越多国家不采用西方“民主”模式、世界各国正忙于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后遗症（特别是公共债务沉重）和新冠肺炎的肆虐、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和多元化，以及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愈发获得发展中国家的承认和参考的大环境中召开。在这个大环境下，越来越多各国的专家学者包括西方国家的专家学者倾向把国家的治理能力和解决重大问题的成绩作为衡量不同政治体制优劣和道德价值的首要准则，尤其是它们在危机应对和挽救生命方面。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体制按照其与西方政治体制的“近似度”来界定其等级次序已经与国际舆论和民意严重脱节，也违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潮流。现在，我们不知道在“民主峰会”过后美国会否有重要的跟进或后续动作，也不知道美国在财政拮据的情况下愿否为“民主出口”投放大量资源，而且美国日后还会不会再搞“民主峰会”也是未知之数。不过，美国的民意调查清晰发现大多数美国人都不愿意为“民主出口”而付出。如果将来的美国总统又是一名类似特朗普、对“民主出口”冷漠的右翼民粹主义分子，则这类“民主峰会”更难免很快会成为历史陈迹。
为世界带来灾难的“美式民主”
“民主峰会”的召开自然地会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和审视今天美国“民主”的现状。人们不可避免看到的是一个正在处于水深火热的“老牌”“民主”国家。不少美国的专家学者对“美式民主”的未来忧心如焚，担心美国最终会沦为一个“威权”但同时又四分五裂的政体。美国的老百姓对美国“民主”政体的信心处于历史低点、对美国政府和政治精英的信任空前低落，亦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前景悲观万分。近年来，就连选举制度和结果是否公平、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否合理、媒体的报道是否可信、总统权力的行使是否合法、宪制规范是否应该遵守等过去从来没有受到关注的议题都纷纷成为激烈争论课题，反映美国整个国家的“民主”宪制根基正在岌岌可危，政治游戏规则亦似有若无而且约束力有限。当今的美国“民主”政体没有为美国人民带来福祉、公平、正义、幸福，没有为国家带来发展和进步，而又因为穷兵黩武的缘故为美国自己带来各种各样的政治动荡和国家安全威胁，亦为世界各国频频带来战争、内乱、杀戮、毁坏和人道灾难。试问这种“美式民主”如何能够为世界各国垂範？
当美国自己也达不到其对“民主”的要求时，不断标榜自己是“民主”国家的典范和“民主”阵营的“灯塔”便显得非常虚伪、滑稽和可悲。
我相信，除了那些美国的“铁杆”西方盟友比如英国和澳洲和其政治附庸比如台湾外，大部分“有幸”获邀参加“民主峰会”的国家和地区内心都不会对“美式民主”折服，更遑论视之为尊崇和仿效的对象。
再有，“民主峰会”的筹办明显呈现“双标”的特色。一些连西方学者也认为不符合西方“民主”标准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安哥拉和印度亦获邀参加，清晰表示它们是美国意图拉拢来对中国实施包围和遏制的对象。另外一些自命为符合西方“民主”标准并且长期标榜自己是美国的战略合作伙伴的国家比如新加坡则被拒之门外。如此一来，美国对“民主”国家的定义也因此变得模糊化，并实际上是依照美国的利益和喜好来决定。得到美国青睐的国家不一定感到荣幸，被美国歧视和冷落的国家则肯定心悻悻然。美国对不同国家是否“民主”采用的标准不一，固然有损美国自己的威信，对建构一个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也会形成障碍。
事实上，随着美国国力持续下滑、美国愈趋唯我独尊和奉行单边霸权主义，并且越来越不愿意为其盟友和伙伴提供安全保证和经济诱因，其盟友和伙伴对美国的依赖和信任正在逐渐减退。按照目前的情况看，美国硬要把不同国家分为“民主”和“非民主”两个对立阵营，根本没有取得其大多数盟友和伙伴的认同，因为这种人为的“二分法”严重漠视当今世界各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的道路的多样化、漠视各国利益和立场的差异，也不尊重各国人民对政治体制的不同选择。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日渐抬头的今天，所谓“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多不胜数，不会因为彼此都是所谓“民主”国家而结为同盟。因此，美国要建立一个能够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民主国家阵营”根本是一项开历史倒车、损人不利己、绝无成功机会的空想。
中国的迅速崛起并非依循西方的发展道路，反而开创了一条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难免让美国既妒且恨，因为中国的成功让其他发展中国家在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时不一定要依循西方模式，还可以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如此一来，美国在世界上的“软实力”和其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也难免会消退，而其世界霸主的地位亦会动摇。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的有一段话让不少美国的政客和学者耿耿于怀、如芒在背。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美国的政治精英频频引用这段话来“证明”中国试图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广“中国模式”和否定“西方模式”。这个现象正好折射出他们自己对“西方模式”的信心不足和对中国的发展经验心情矛盾复杂。事实上，无论美国人如何贬损、攻击和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包括中国的政治体制，他们都不能够阻止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向往、敬佩和认真参考。如果美国要求所有参加其领导的“民主阵营”的国家和地区都只能以西方发展模式为圭臬的话，必然会遇到其他国家的反对，从而这个“反华”的政治联盟能够真正建立起来的可能性应该非常低。
今天，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都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全球经济疲弱、贫富悬殊和逆全球化等现象所带来的问题和危机而疲于奔命。各国人民关注和看重的是政府的治理能力和表现，特别是能否为民众谋幸福、为国家谋富强和为社会谋福祉。那个能够在一个国家的特殊环境下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和表现的政治体制便是最适合该国的政治体制。倘若不然，则就算是“民主”政体也因为缺乏实际价值和难以生存下去。在应对当前各种威胁世界各国的问题和危机上，美国的表现可谓乏善足陈。在所有西方国家发表的民意调查中，美国政府的民意信任度极低，而中国政府则得到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信任。在彼此治理能力和水平相差甚远的情况下，硬要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比中国的政治制度更为优越如何能够让各国人民信服和仿效？
时至今天，硬要把世界上不同的政治体制加上“民主”或“非民主”的标签恐怕越来越没有理论和实际意义，因为这些标签解释不了不同政治体制是否能够解决国家的问题、满足人民的诉求和需要、推动国家的发展、维持社会的稳定、达至公平公义、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戴，以及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声誉。与其争论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政体是否符合西方的“民主”要求来衡量其优劣，不如在客观观察其成败得失后才作出适切的评估，不然便会陷入美国设定的“语言陷阱”而不能自拔，更有可能作出不符合本国或本地区利益的制度选择。
质言之，根本没有一种放诸四海皆准的政治体制，只有适合和不适合某个国家的国情和人民的需要的政治体制，而不少实行“西方民主”的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包括美国都没有能够为人民带来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因此，目前急需要有另外一些划分不同政体的概念或标准来判别它们是否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即便“民主”一词也应该有不同于西方的定义和内容。就以香港为例，一些美国政客攻击香港的新选举制度“开民主倒车”，却罔顾原来香港的选举制度是造成香港长期政局不稳、管治失效、社会失序、社群撕裂、法治崩陷、暴力充斥、国家安全受威胁和“一国两制”难以成功实践的根源。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如果不改弦更张，还执意追求西方式“民主”，让无穷无尽的政治斗争成为香港政治生活的主轴，则香港的所谓“民主政治”必将走向异化和恶化，根本不可能健康发展。
坚定按香港实际发展民主
香港的新选举制度就是不盲目跟从西方的“民主”模式，而是按照香港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情况，特别是从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必须实行“一国两制”的客观事实出发来建构，因此必然是对香港长远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生发展有利的政治制度。不出所料，美国拒绝承认香港的政治体制为（西方式）民主政体，但香港特色的民主政治和发展由于符合香港的需要和合乎香港人的根本利益将来肯定会产生让美国人刮目相看和意想不到的成果，也让他们更清楚知道西方“民主”并不代表“普世价值”。
刘兆佳，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註：本文是作者在外交部特派员公署举办的座谈会上的发言，略有删节，小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大公报
